一場關於鄰里糾紛的電視節目，究竟能為誰解決問題？一個在演播室里搭建的「圓桌會議」，能否影響到社區治理的日常邏輯？在面對面協商越來越少、網絡表達愈加發達的當下，我們需要回到一個根本問題：媒體在基層治理中還能做些什麼？
呂永峰博士的新著《作為公共傳播的電視商議：實踐邏輯與路徑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年版）以翔實的案例、縝密的結構與深切的現實關懷，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本書為我們的社會提供了一種極具可行性的共識機制——把「電視」重新變為「共議平台」，把「傳播」重新定義為「公共服務」。
公共傳播的「基層邏輯」：讓群眾說話，讓群眾決定
該書的基本觀點：真正的公共傳播，不在於媒體自上而下的「代表發聲」，而在於能否建立起一個多元對話、平等表達、協商解決的制度性平台。「電視問政」雖然揭露問題迅猛，卻缺少了協商的味道；而「電視商議」則主張問題各方「面對面、講道理、找辦法」。
這一點在《向前一步》《我們圓桌會》等電視節目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比如，《我們圓桌會》在化解「學區路段通交通擁堵」問題時，組織了交警、家長、學校、街道等多方參與者同場協商，不是喊口號，而是彼此換位思考；不是求一刀切的政策，而是尋找「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這正是呂永峰在書中所主張的「治理不是支配，而是協商；傳播不是表演，而是制度」。而這背後的核心，是用電視替群眾說話，而是用電視「讓群眾說話」。
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葛明駟教授在推薦語中指出：「本書將對話理論、社會實踐理論與中國社會治理語境深度融合，系統構建了電視商議作為公共傳播實踐載體的理論框架與實施路徑，為公共傳播領域提供了原創性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論貢獻。」正是這種基於中國現實的學術立場，讓本書具備了遠超學理的實踐穿透力。
制度比情緒更重要：對話不是讓步，而是治理之道
近年來，「節目社會化、輿情極化」已成為媒體環境中的突出問題。一些以「監督」為名義的媒體形式，其實只是轉移情緒出口，而不是推動制度改進。對此，呂永峰提出了「協商邏輯重建」的關鍵命題：制度性的商議過程遠比一時的情緒釋放更有價值。
書中提出的「電視商議五維模型」——即空間建構、主體組織、議題確認、互動規範、共識達成——正是對公共議事流程的系統化再設計。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專家主導型的「精英協商」，而是群眾參與型的「生活商議」。
如湖北省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湖北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向培鳳主席所言：「本書立足公共傳播視角，深入剖析電視商議在推進多元主體公共對話與理性協商中的關鍵作用，，對於新聞工作者如何在新時代助力公共治理、履行媒體責任具有重要啟發價值。」在這樣的場景中，媒體不僅是「監督者」，更是「組織者」「協調者」「信任建立者」。
從「我來評你」到「咱們一塊商量」：協商文化的喚醒
《作為公共傳播的電視商議》更深層的貢獻，是其對中國社會「協商文化」的再喚醒，是從「眾人商量事好辦」到「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由眾人商量」。
在此基礎上，呂永峰強調：「電視商議的本質，是一種媒介制度實驗，是將協商嵌入公共傳播流程的治理重構。」這使得本書不僅屬於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範疇，更跨界連接了政治學、社會學、行政管理等多個領域。
作者還特別強調了節目可持續機制設計問題，包括協商達成後政策跟進、執行監督、後期回訪、公眾反饋機制等，使得電視節目從「單點敘事」變為「多點閉環」，真正實現「播出即落實」的行動邏輯。
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胡正榮指出：「該書將公共傳播理論與中國治理語境深度結合，對電視媒介參與基層社會創新治理具有較大的實踐指導意義。」
制度化協商：新時代工人階級話語權的延伸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多次提到社區治理、行業改革、職工權益等主題，尤其關注工人群體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的表達困境與協商困境。比如環衛工人對垃圾分類制度的意見、老舊小區改造中施工噪音與安全問題等議題，都是節目商議環節中常見的「典型議題」。
電視商議節目給予了工人階層「理性發聲」的空間，並推動地方政策「聽得見、做得到」，這無疑是媒體承擔社會責任的典範。它以程序性的正義保護了沉默者的表達權，也增強了工人階層對城市治理的參與感與獲得感。
在推動協商民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這種「制度化對話」正成為新時代工人話語權的一種延伸方式。它不是簡單地「請你說話」，而是「和你一起商量」。
在這本書中，電視不僅是鏡頭，更是平台；看到傳播不僅是技術，更是制度；看到表達不僅是權利，更是責任。它讓我們相信：對話的中國、協商的中國，不是遙遠的理想，而是可觸可及的現實。
「有事咱們坐下來商量」，這句話曾經是鄉土社會的生活常識，如今，在《作為公共傳播的電視商議》的制度設計中，再次煥發出時代光芒。讓我們相信，真正的公共傳播，不在遠處，就在我們之間。（江松 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