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政策面抛弃了原来大规模投资的救市套路,转而渐进“许可”市场化来释放动力,进而催生长期制度红利,以治标的时间换取治本的空间。而这一策略能否出成效,还要估测债务风险压力。
从总规模上看,中国债务隐患不容乐观。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及债务拆分估算,目前中国经济非金融部门债务总规模约为118.47万亿元,是2013年GDP的208%,横向比较高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并与发达经济体基本持平。需注意的是,发达经济体可以将其非金融部门债务维持在 GDP 的 2倍以上,因为其家庭财富水平较高。而在中国目前人均GDP不足6800美元的情况下,是难以持续的。
从分类上看,我国中央政府和家庭债务负担相对较轻,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压力最大。
去年底国家审计署公布各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考虑政府或有债务,全国五级政府债务总额已达30.3万亿元,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合计20.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6.39%。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债务总体依然可控,但地方债务增速过快,从2010年底的10.7万亿元增长至2013年6月底的17.9万亿元(这还未包括隐性担保等问题),复合年均增速达21.7%,远超过同期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14.1%)。不仅如此,2014年到期的地方债规模近4万亿元,占地方债总规模的22%,是风险压力最大的时期。
与政府债相比,企业部门是中国非金融债务中规模最大、扩张最快、风险最高的。如果将中国企业债务融资渠道分为银行、债券、影子银行三部分,分别计算后加总得出截至2012年底的债务总规模约为65万亿元,与当年GDP之比达125%。并且2013年以来仍在继续增加。以3~5年的贷款周期来看,未来两年是债务到期的高峰期。从结构上看,大型企业对小型企业贷款的挤出效应明显,根据高盛的统计,从2008年1月到2012年6月,最大的20%的企业债务增加了319%,而最小的20%的企业贷款反而下降了9%。这与中小企业的感受相吻合。换言之,企业的债务危机将首先从中小企业发生。
从行业上看,债务风险明显集中在中上游的重工业、矿业和三四线城市的地产业。包括煤炭、钢铁、化工、铜铝等产能过剩,或与宏观经济高度相关产业。而在房地产业,三四线城市因人口聚集效应相对弱化、过剩严重、资金链支持相对受限,而面临更大下行压力。
从金融产品角度分析。风险最大领域集中于城投债、公司信用债与信托。就城投债而言,按照Wind统计口径,目前城投债的余额在2.5万亿元左右。从2014年开始到2020年,城投债到期规模逐步上升;公司信用债在2011~2013年分别发行信用债4.5万亿元、6万亿元和5.8万亿元,去年债券发行量的下降与收益率的整体飙升直接相关。而据中诚信国际统计,2014年总计有接近2.7万亿元的信用债到期;信托2013年末的余额为10.91万亿元,今明年是到期高峰。信托风险主要来自期限错配与流动性风险、融资方的逆向选择和尽职调查、风控措施不充分等。近年违约集中于房地产与工商企业信托,中小型企业,民企尤甚。
从以上多角度分析,2014~2015年是中国债务风险的最高峰。如果能熬过这两年,则基本可以实现债务软着陆。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对策进行缓冲:1.遏制地方政府扩大投资,坚决避免新增债务;2.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3.人民币贬值,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张庭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