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国企领导到企业家有多远?
持股无疑有利于激发、造就企业家，持有相当股份是企业家的必要条件。然而，长期以来对国企高管持股监管严厉。非上市国企，2008年发布《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后，就没有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审批高管、员工持股的案例。华润集团、中国建材集团均为国有独资企业，宋林、宋志平不持股。中长期激励同样很严。可以管窥的是，2013年，A股共153家上市公司公布股权激励方案，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仅占9%。同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股份占总股本普遍小于1%，收益占薪酬总水平的最高比重原则上不得超过40%。一位地方国资委官员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整体看属于“小改、小闹、小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长期激励问题。然而，一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泸州老窖董事长谢明曾对笔者所言，股权激励是提升国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股权激励在西方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正面激励不足，负面激励仿佛有余，如要求60岁退休(少数可以到63岁)。巴菲特、李嘉诚均超过80岁了，何来退休之说?非市场化规则的强制退休打击积极性，激发国企59岁现象。
激励不足的同时，国企老总的职权、责任大(意味着压力大)，国企老总面临非常大的非市场化压力。一如被当地国资委褒誉为“30年红旗不倒”的国企领导、时任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曾表示，“我们家化给国家干预3次，每次都差点死掉”。
激励不足、职权及责任却很大并缺乏有效的制衡监督，导致责权利严重失衡，激发国企老总的道德风险，包括寻找非市场化的激励以“补偿”。 2008年后，一些央企的子公司违规(不经国资委审批)进行了高管持股。此外是逐利于亦官亦商，但亦官亦商几乎决定了国企老总更多如武克钢所言，宿命般无法成企业家，且这意味着他们也更容易陷入政商关系的漩涡。
市场经济才是企业家的最佳土壤。非市场化生存，即便做到了像宋志平这样身兼两家央企董事长并获CCTV年度经济人物，也是戴着沉重的脚链跳舞。由是，相当一部分缺乏道德自律的国企老总如宋林逆生长成为老虎。国企“老虎”可恨又可怜。可恨的是贪婪，自律不足;可怜的是制度设计不到位，为他们变坏创造了很大的机会，乃至刺激变坏。制度设计远比自律重要。打老虎更多只是治标，无法根治国企老总宿命。
承认人力资本价值
面对笔者“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企业家”的提问，一家央企董事长转向手下，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然后转到其他话题了。饱受外界国企老总不是企业家的质疑，宋志平称：“我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民企的领导人是企业家，国营企业的领导人算不算企业家?凭什么算企业家?其实这也是30年来的一个问题。我从一个技术员做起，把北新从一个亏损的境地带出来成为上市公司，又把建材这家企业从困难中带进世界500强……其实我也是用企业家精神来做的。所以，我老说国有企业也是企业，而且也进入了市场，既然进入了市场，市场也应该把我们当作企业家。”
企业家才能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对国企来说更是非常稀缺。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可以激励国企高管的企业家才能，避免成为宋林般的“老虎”?答案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首先是解决外在问题，彻底恢复国企的完全企业属性、国企高管的企业高管属性，出资人做干净、市场化的出资人，这为公司治理市场化奠基，从而为国企老总权责利匹配包括激励到位、成长为企业家提供了重要保障。笔者在采访原江西国资委主任李天鸥时，他认为：“国企有行政级别跟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我认为继续保留行政级别，对国企、对人才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
核心是解决成为企业家的内在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无疑有助于国企市场化、破解国企所有者缺位。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其中大力实施高管持股(通过购买、获得激励)是必选项，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高管的内在动力问题：承担亏损的风险、增值的动力，乃至一门心思搞好企业、淡化行政级别、谢绝从政机会。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混合所有制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鼓励员工持股，“只有实现员工持股，承认人力资本价值的企业才是好企业”。参与了不少国企改制的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也认为：“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下，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改制之后或者是混合之后的持续成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不乏成功例子。李天鸥曾跟笔者透露：一家江西省属正厅级国企改制，引进了央企作为战略投资者持股33%，江西国资委持股18%，原管理团队、技术骨干占股49%，“改革之后，级别就真正没有了。他们也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他们要的是业绩、薪酬”，公司目前发展不错。
当今，本着国资保值增值目的，通过力推高管持股，刺激、倒逼国企老总成为企业家、企业治理市场化及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治本之道。高管持股需具备相当的力度，以确保他们相对充裕、合理的压力、动力。这种力度分两个层面，一是持股价值的绝对值要比较大，如经营不佳带来的折价会让他们很受伤，反之大丰收;二是持股的价值占其个人财富的比重要比较大，乃至几近全部，一如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其身家主要来自在所创企业的持股。这样一来，他们的动力、压力就会充裕，一心搞好企业—正如西方谚语：你的财富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否则，如持股力度不足，则动力、压力不足，持股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甚至可能诱发短期行为，与激励的本意背道而驰。
高管的持股动力
实现高管持股的最大阻力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早年国企改制发生不少国资流失案例，以至后来政策层面非常严厉。高管持股，关键的问题无疑是确保公平、公正。国企改制中实行高管持股，如实施得当，高管、国资、国企员工完全可以共赢。
现实的问题是国企高管的持股动力。长期以来，国企高管薪酬受限，因而财力受限。有的国企改制的高管持股实行的是出资人给予现金奖励(基于以往对公司的贡献)购买+自己出钱购买，此方式有利于调动高管积极性，同时给予他们应有的压力：这对当今非上市国企的改制有参考意义。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现高管持股，可以更大力度实施股权激励;股份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转让给高管一部分。总体来看这与高管们的意愿一致。央企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称：“事实上，我们(国企领导)很愿意改革，愿意股权激励。”宝钢股份今年3月推出股权激励方案草案，公司总经理戴志浩表示“我们希望今年就能开展”，而其2006年的股权激励计划“无疾而终”。高管持股，需要高管主动以“自救”，更需政策给力。
力推高管持股的同时需做好监管、制度设计，以免利益失衡，乃至侵占国资，或者带来国企员工的被剥夺感。其中，国企改制中奖励的部分，更需科学设计并确保透明度。制度设计到位，方能避免一放就乱的情况。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就提出：“我们将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努力取得新突破和新成效。”
在国资增值、作出巨大贡献的前提下，国企老总自己也成为优秀企业家、薪酬市场化、持股价值不菲，做坏老虎的动力自然就不足、机会成本自然就很大—国企缺少这样的企业家。事实上，许多国企老总能力不凡，但更多是动力不足：造就企业家的大道没有实行。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宋林已成过去，今天的确要问一问：宋志平们怎么办?
天堂地狱，一线之隔。
宋林、宋志平，同姓宋，均为中央企业董事长，都是中国企业界知名乃至风云人物，在2014年4月，两人遭遇迥异。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组织调查、免职。唯一身兼两家央企董事长的宋志平则卸任国药集团董事长，继续任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其称“我也算荣归故里”。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金阳表示，非常满意宋志平任职国药集团时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并向他表达敬意和谢意。任职两央企董事长期间，两公司均成世界500强。宋志平今年58岁，已经临近退休时间点。
国企(包括央企)老总，常被人冠以“企业家”之称，其实他们未必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家。相反，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这几乎是中国式国企老总的宿命。
云南红酒业集团董事长武克钢曾经直言：“我们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企业家。我非常同情那些自认为是企业家的国营企业的人，其实他们不是企业家。为什么?他们是事业家，他们的命运跟企业是分离的。”而国资控股的青岛啤酒董事长孙明波也拒绝被称为企业家，认为国企没有企业家。
在国企“老虎”纷纷落马的时候，有一个更达本质的追问就是：从国企领导到企业家到底有多远?
国企“老虎”纷纷落马
毫无疑问，国企“老虎”该打。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有目共睹，国企领域打老虎的力度可谓空前，宋林们纷纷落马。
国务院国资委层面，长期任职纪委系统、曾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张毅2013年3月调任国资委党委书记，继而在蒋洁敏落马后接任主任，是加大打老虎力度的信号。这一年多来，众多国企老总落马，这些人遍布各地、各行各业，其中中石油、中移动为窝案。短时间内查处如此多国企老总，前所未有，可见此次反腐败成果颇大，也说明国企腐败问题不小。特别是，蒋洁敏曾执掌的中石油为特大央企，宋林任职的华润集团资产万亿，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大老虎。
显然，国企反腐力度会进一步加大。2014年3月，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对国企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出指示。按照指示精神，国企反腐必须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4月，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表示，央企腐败案呈上升趋势，将开展向央企派驻纪检机构的试点;央企纪委书记从5月1日起不能分管其他业务，要专职反腐。今年中央巡视组也将继续深入央企。
如今，力度空前的反腐面前，国企老总仿佛成了高危职位。这是对以往力度不够的纠偏。
作者：严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