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三起轰动的城管被打事件，每一次都将城管暴力推上舆论尖锋，接受公众审判。其中最轰动的一次是苍南城管被围殴，最血腥的则是“五一”期间南京城管被摊贩“砍头”，伤口五六公分，缝了七针。

　　新闻学有个经典论断：“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今天，城管打人不是“新闻”，是“常识”，城管被打才是新闻。苍南城管打人后被众殴，南京被查处的占道经营者前往城管中队打城管，这类消息总能登上媒体头条，并收获网民天量级点赞，都是可以预料的。

　　真正的困境在于，城管暴力与反城管的暴力，力量悬殊，城管暴力披着“执法”的“合法”外衣，而且装备齐全，反城管的暴力，像微茫的星星之火，再声势浩大都能在短时间内被掐灭：无论苍南还是南京，事件中都有多名打城管者被拘，苍南事件后在央视“忏悔”的只有打城管者，并无打人的城管。

　　因此，欲遏制城管暴力，与具体的城管队员发生肢体冲突，甚至消灭其肉体(如网民所称的“打死”)，不仅不能奏效，还可能激发城管系统升级暴力装备。“打”城管，要害在于取缔城管暴力现实中的“合法性”，使之在“情、理、法”三个层面被迫与被管理者平等对话，而非野蛮的暴力驯服。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

　　浙江苍南的“城管打人—城管被围殴”事件，导火索是路人黄祥拔随手拍城管执法，随后被几名城管打倒在地，招致群众围堵。从央视4月27日播放的视频来看，现场人山人海，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黄祥拔。然而人们掀翻了欲接走城管的救护车，砸烂了城管乘坐的中巴车。这是一起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

　　河南师范大学讲师石方军在论文《“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原因》中指出，这类群体事件，导火索往往是社会生活中偶发的小事件，事件过程中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冲突焦点主要集中于政府机构。这篇论文还分析了造成这类事件的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利益分配严重不公，超过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承受度；正当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社会群体隔离严重，社会缺乏自我调适能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对事件处置不及时；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底层弥漫着不满情绪。

　　从上述理论视角回顾苍南事件，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些现实的佐证。随手拍城管是偶发的小事件，城管与摊贩、路人长期以来“群体隔离严重”，现实中屡屡擦枪走火，在网上城管暴力更是人们愤怒声讨的对象。

　　事件之后，地方政府的处置应对更深受网民诟病，比如在央视报道中，苍南公安局副局长陈学超认为，谣言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却避谈事件之初的城管暴力，他说：“谣言来源于两方面，现场围观群众蓄意造谣，直接的最大的伤害来源于这方面；有网民上了微信微博，把受伤群众照片拍起来，然后说城管打死人，这个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越聚越多。”绕了一圈又回到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般手法——打谣，模糊了事件焦点，尤其令人反感。

　　这类群体性事件带来了哪些警示？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在人民网的专栏文章中给出了以下建议：需要有多渠道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广泛的社会对话协商机制；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改进工作作风，使执政党和政府树立起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建设法治社会。

　　沿着这个治理思路，不难提出以下问题：摊贩的利益诉求目前有哪些渠道可以表达？城管和摊贩有着怎样的对话协商机制？何以惧怕路人随手拍？城管为人民服务了没有，人民会感谢城管吗？

　　谁能答好这些问题？

　　武装城管的三重危险

　　2008年同样发生过一个随手拍城管被打事件。天门市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十大标兵”魏文华，仅因拍摄城管队员非法施暴，在五分钟内被数十名城管队员当场打死。

　　当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呼吁：“必须坚决彻底地卸掉城管的武装”。何兵论述了以下现状：摊贩大面积暴力抗法完全是因为政府管理失当所致，而非人民有暴力的天性；以韩国为例，街道两边以及地铁站台，你可以随时发现小摊贩，由于国家很少强制驱逐，小摊贩有稳定的经营信心，秩序良好，环境卫生；摊贩经济已成为社会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和底线。政府不给摊贩经济合法身份，摊贩为了生存，不得不借助暴力；城管为了应对暴力，不得不借助暴力，导致全社会暴力升级，形成恶性循环。

　　何兵指出了武装城管的三重危险。

　　1，养成政府官员懒惰心理，将问题简单化，依仗暴力而不是科学来管理社会。

　　2，暴力失控。全世界的经验表明，权力一旦到手，必然导致滥用。以中国目前的民主和法治现状，城管滥用暴力不仅已成现实，而且很可能愈演愈烈。我国各地的城管队伍已经数以百万计！

　　3，城管队伍是各地基于城市管理需要，自行创设的行政机构，国家法律层面上地位未明。对其行使暴力，既无法律规定，也无法律约束，只能靠自我约束和自觉。一旦地方官员作恶，几乎可以毫无障碍地借助城管滥施暴力，使其成为“地方团练”。

　　怎样卸掉城管的武装？

　　很不幸，时隔六年，何兵教授所指出的三重危险样样俱在。城管的武装，不仅没有任何要被卸掉的征兆，反而变本加厉、愈深愈烈。

　　我们来看看城管的兵器谱：广州城管穿过防刺背心，“武装到牙齿”，后升级到头盔、盾牌齐全的六件套；郑州城管则有防护服、网枪、电警棒和铁笼，防护服如“铁甲威龙”；青岛城管曾统一下发“三件套”，包括防刺背心、钢盔和反光背心，也配发过防割手套。正常人都不会认为这是要去“文明执法”，倒像是上战场。

　　要卸掉城管的武装，应该分四步走。

　　1，削减城管开支，罚款上收、严格核查。一方面上级要卡牢城管的办公经费，使其经费不能支持规模化的武装，另一方面还要规范、约束罚款。目前全国城管的罚款总额尚未公开，只有极个别地方对罚款予以公示，比如长沙开福区在2004年首开先例，推出罚款公示制，账单每月公示一次。罚款透明化并未在全国成惯例。

　　此外，曾有工作十几年的“老城管”向南方周末揭露，在城管系统，各中队都有罚款指标，超出任务量的部分100%返还个人；在政府系统，执法局每季度向财政局上缴的罚没款金额，财政局按80%的比例返还给执法局，执法局提留40%后，另外40%直接返还给个人，超额完成的部分100%返还给个人。罚款定任务，超额拿提成，这才是城管利益与人民利益时常发生冲突的要害所在。

　　应让城管的每一笔罚款都经得起监督部门的核查，并将罚款全额上收，断掉城管的自利冲动，以免公众利益被迫变相为城管的部门利益买单。

　　2，立法明确城管职权的边界。何兵指出，从法理上而言，公安部门属于法律创制的政府序列。国家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有效约束。地方官员若想假借公安滥施暴力，尚有法律和制度上的障碍。而城管是各地基于城市管理需要，自行创设的行政机构，国家法律层面上地位未明。因此常常成为脱缰的野马。

　　应尽快从国家层面确立城管的职权边界，把城管的权力和暴力都关进笼子里。

　　3，全面清理临时工。在层出不穷的案例中，打人的城管往往是“临时工”，打人他最狠，出事他顶包。这是一个在公众眼里非常凶恶的一群人，同时也有可能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从人事制度上说，聘用临时工属于非法用工，还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力。在苍南事件中，当地政府已经声明打人的5名城管又是临时工，而南京新近被砍的城管据说是“城管协管员”。

　　应全面清理临时工，该转正的转正，该清退的冗余人员坚决清退。这既能有效压制城管暴力，更能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

　　4，去法庭“战斗”。同样是华人社会，香港就不存在为所欲为的城管暴力，这得益于完备的法制。在香港，对摊贩的惩处由法庭说了算，而非像中国大陆这样由城管说了算。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的小贩事务队，是小贩的主要管理机构。小贩事务队按照《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赋予的权力执法。一方面管理持牌小贩的贩卖活动，防止小贩影响市容交通、滋扰民众。另一方面管制无牌小贩，就非法摆卖采取执法行动。只要证据足够，就会对违规小贩提出检控。

　　一般检控罪名主要包括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无牌摆卖、出售非牌照规定货品等。至于是否定罪、如何罚款、货物是否充公，就要待法庭审讯、法官判定。香港司法公正，对小贩和贩管一视同仁，判决前双方都可以呈明理据，再交由法官判断小贩是否构成控罪、如何量刑。各方对法官也十分信任。

　　在香港公务员打人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食环署的人不但不敢打小贩，甚至害怕小贩出了什么问题赖上他们，所以虽然是来执法的，但他们也非常小心，生怕处理方式不对给自己惹麻烦。而法庭有法警，肢体冲突不容易发生。“战斗”往往只局限在理与法的层面上。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香港商报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