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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道口透视中国金融改革动向

2014-05-26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张立

  首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于5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金融界巨头们纷纷亮相发言,对中国金融业的下一步改革提出了思路。在诸多不确定挑战面前,更需要维护好金融体系的安全及稳健,让金融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来。

  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准备,首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5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众多金融界大佬在论坛上纷纷亮相发言。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央行副行长刘士余、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中央汇金副董事长李剑阁等人的发言或许是管理层在为中国金融业的下一步改革放风。因此本刊记者在本期专题中归纳总结了一些本次论坛的亮点。

  反对无监管自我循环金融证券化

  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一个金融全球化重大的演变时期,我们也要对金融全球化进行新的反思,进行新的调整,尤其应该看到的是,这次危机之后,从金融业务的全球化﹑金融规则的全球化,金融风险的全球化﹑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到危机应对的全球化,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阶段。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论坛上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有如下几条。

  第一,复苏不平衡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并行的挑战。

  美日欧盟处于不同阶段,新型市场的通货压力决定了货币财政政策不同,意味着对世界经济恢复发展不同影响和效应。各自很难考虑外部影响,这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第二,西方采取政策差异性以及不协调性与新兴市场货币贬值、货币外流、金融市场波动的挑战。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影响为金融监管当局应对带来新的挑战。

  第三,金融风险跨国家地区市场传染。

  第四,应对危机过程中提高了资本金融监管标准,对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带来一定影响。提高资本流动性标准安全、加强金融对实体支持也面临艰难选择。

  第五,银行监管严格产生监管规避和套利、影子银行野蛮生长情况下,对金融稳定和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比如以金融创新为名的套利行为。

  第六,各地区独特的历史时期,面临自己的挑战。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减缓、产能过剩压缩、深层次矛盾的改革。

  王兆星说,在诸多不确定的挑战面前,当今的金融监管者承担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是,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健,保护存款人利益。

  他认为,目前是金融模式重要转型时期,自我创新、循环、膨胀必然造成金融泡沫,进而导致金融危机。必须要回归金融本源和基础功能,即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可持续发展根本轨道上来。

  他指出,监管者需要处理好几层关系:增强银行体系安全与支持实体经济的关系、支持金融创新与维护金融安全的关系、放松金融管制与加强金融监管的关系、处理好发挥市场功能与严格市场纪律的关系、处理好保护存款人金融消费者与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关系、处理好单体与金融系统风险的关系。

  在谈到保护存款人金融消费的权益与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关系时他还表示,金融危机之后,银监会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把保护消费者权益纳入了监管的视野和监管的制度的范围,并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法律制度,现在一行三会都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

  “在不久的将来,存款保险也将诞生,这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维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心都非常重要。”王兆星称。

  金融市场主体行为存扭曲

  一个健康有效的金融市场是通过识别风险、分散风险,或者说防范风险三足鼎立的架式来实现资源有效的配置。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当前仍然是处于深化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地位,甚至各项金融制度的设计都得经过市场的检验,都要表现为市场的有效﹑健康运行,某种程度上脱离市场的金融规则是不存在的。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论坛上表示,当前的金融市场有两类扭曲的现象。

  一个扭曲就是大家常说的宏观经济当中的M2跟GDP的比值。至今为止很难说在经济学上有什么权威的解释或者它有一个内在的经济函数、金融市场参数就能推测出、推导出M2跟GDP有一个安全的比例区间,而且在金融学上、金融工程上找不到这个答案。但是有一个经验,数据的横向比较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中国这个数字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说经济学上这个数高和低跟风险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总的来讲高了总不如低一点儿好。而且这几年我们是在力求想调整直接融资跟间接融资的比例,但是调整的效果非常不理想。所以,整个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状况近几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些恶化的,这种结构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个扭曲是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的扭曲,突出的表现在各类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理财业务,也表现在实体经济自身的运行上。行为扭曲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资金的价格信号反应极其迟钝。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系对18%的融资成本应当是厌恶型的,但是我们这个成本居然能出得去,本身说明我们实体的行为有扭曲的现象。

  二是金融热、担保热或者广义金融,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想办金融的时候,可能就是高烧已经影响到大脑思考能力的一种状态。

  三是有些大型企业本身的财务公司本来要发挥智库职能,但是也加入了追逐利润,对集团内部加强资金管理的同时,以利润为中心的做法令人担忧。

  刘士余在当日演讲中特别强调“要下决心整顿金融的同业业务和各类的理财业务。否则的话,极易把我们的投资者,包括社会公众导向追逐短期高利,不追求长期回报,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溢出效应。”

  除了金融机构的理财和同业业务,刘士余对上市公司所做的理财业务和上下游产业链金融服务也进行了警示,“实际上那种理财就是在放高利贷,我觉得这跟实体公司本身的行为是非常不脗合的。”

  令刘士余不安的还有上述理财和同业业务的道德风险。比如投资者会认为理财、同业业务是稳赚不赔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别是银行的理财,一旦出了风险都可以实现刚性兑付,因此整个金融市场对于资金的价格信号反应极其迟钝。

  政策制定的五大背景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在演讲中表示,在今后的5~10年里,我们将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在展望未来金融政策的时候,他详细阐述了需要重点关注的五个大背景,在他看来,只有认清背景,才能准确把握未来金融政策的合理走向。

  第一,去年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主要的方向。所以,总的来讲这是一个方向,金融更加减少管制,减少审批,鼓励创新,鼓励市场竞争,开放市场,而且对民营参与金融也打开了大门。当然也要避免在金融创新中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原来预见不到的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

  第二,中国正在从一个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并正在向高收入迈进。同时,中国人又有相当高的储蓄率,所以,在考虑金融政策的时候,我们经常批评中国的投资率太高,应该转向由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中国公民多少年来储蓄率始终保持在20%,加上政府的储蓄率和企业的储蓄率在50%。像这样高的储蓄率其实就决定了中国有比较高的投资率。

  第三,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兰德公司的报告称,到2020年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达到若干改革目标的那一年,中国老龄化程度会超过日本。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中低端的就业岗位劳动力会开始感到紧张,这样促使低劳动力成本的行业逐步失去竞争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有更多的机械取代劳动力。因此,对于增加自动化和机械设备替代的投资可能还会加强。第二个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就是进入退休年龄的老人会越来越多,过去中国是现收现付的一种养老体制,后来逐步统账结合也就是现收现付加上基金积累。总之,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对金融提出了一些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今后出台所有的金融政策要充分考虑到中国老年人养老金的安全性和它的增值。

  第四,中国金融业正面临着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因为金融改革和其它的各项改革一样,都是由对外开放来倒逼国内的改革,特别是前不久召开的博鳌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宣布开通沪港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不见得短期对A股、H股有重大的行情上的帮助,但是应该看到它打开了一个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突破口,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和国外的互联互通起了一个示范性的作用,这个将来也是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走向。

  第五,互联网对金融业全方位的渗透。互联网和金融业其实已经高度的结合了,但是突然现在来了一个外来者,这个外来者就是原来不是搞金融的,借助于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比方说电商,这样的企业它完全不是搞金融的,它是一个外来入侵者进入了你这个行业,所以带来了新的冲击,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思维,对传统金融制度产生了冲击。因此,这是需要下一步决定金融政策走向当中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李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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