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恶性“伤医事件”频发，总括当下医患纠纷发生的种种缘由，可谓复杂交织，需要从根本上给予妥善的解决，仅依靠群众自觉和医患之间的简单沟通已难以化解这些纠纷。而传统的化解医患纠纷的方式多偏重于“花钱买平安”，用公家钱安抚群众事，这种方式容易产生“示范”效应，从表面看似已经解决纠纷，但从长远看，积压了矛盾，在某个极端事件上易于爆发。因此，要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医患纠纷，我们认为应当以体制机制为突破口，以法治为保障，构筑法治化的医患关系，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化的医疗竞争体制。当前，反映出的公立医院缺乏服务意识，以及和患者沟通能力不强的弊病，正是由于公立主导体制下公立医院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加之信息不对称，导致群众缺乏对医院的足够认知造成的。因此，建立以市场为导向、有效竞争相结合的格局，是法治化处理医患关系的应有之义。这就首先要求，放开医生自由职业的禁锢，可以让医生自由流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畅通信息渠道，打造由市场规制的流动机制。民营医院的发展能够及时缓解公立医院的压力，但当前民营医院的发展面临着优秀人才匮乏的困境，通过此措施，可以引导优秀医疗人才自然有序向有需要的地方流动，甚至可以引导小病集中于社区诊所，大病进大医院，这样公立与民营有序竞争的新格局。其次，政府“少、慎”参与医院的资源分配，确保医疗资源市场化有效流动。政府主导下的医疗体制，在资源分配上易带有导向偏好和寻租可能，容易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实力较强的医院，这样的格局往往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民营“打酱油”仅集中于专科医院，纠纷也往往在大医院“井喷”的困境。格局的改变需要政府将主导权交给市场，通过有效的市场化来化解这些纠纷，这种有效医疗竞争氛围的形成是法治化解决医患矛盾的基石。

　　社会化的医疗保障机制。我国当前选择性医疗保险制度能够实现全民参保，但并不能实现对每个公民的真正保障，特别是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是主要问题。对此，应该完善当下选择性医疗保险制度，在保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减轻其医药负担。同时，对商业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引进，使其作为传统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机制，以促进整个医疗水平的提升。实践中，引进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可对患者实现医药费的及时补贴，分担其医药负担，而且可将医药纠纷中的风险转移给商业保险机构。此时，商业保险机构可集中力量成立专门的医疗事故或纠纷鉴定机构，进行基本的医疗事故调查或取证，摆脱传统依赖医院本身进行医学界定的问题。加快构筑社会化的医疗保险机制也是法治化化解医患纠纷的关键点。

　　中立化的调处配套机制。由于管办不分离，“公立为主导加行政垄断一体化”使得对公立医院缺乏足够的监管，没有客观中立的政府监管机构和监管体制，也就无法形成客观、中立、有效、专业化的监管机制。一般而言，医疗事故纠纷的调查机构往往是该医院本身，系一种典型的“自查自纠”，独立性与可信性缺乏，导致患者不满。因此，有必要设立第三方独立的监督机构或调解机构来进行平衡，保障患者对医疗事故鉴定结果的满意度。此第三方机构应该拥有专业的医学界定团队，对种种医疗事故纠纷进行界定，且具有一般的权威性，保障其界定结果的有效性。该机构之下，可按照法律规定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和仲裁机构，对医患双方进行及时沟通与协商，保障医疗纠纷的及时解决;而对不服机构裁决者则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保障医疗纠纷相对人合法权益得到充分实现。同时，鉴于当下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医院自身还应该建立相应的事故风险防范机制和纠纷协商机制，保障医患纠纷“早发现，早解决”。此外，要积极改革现有的医院协会、医师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和专业技术团体，大力发展患者权益维护组织。引导行业协会和职业协会成为有效的行业自律和合法权益维护组织，并引导这些组织有序地开展工作，这是法治化化解医患纠纷的保障。

　　示范性的医疗纠纷解决宣传机制。传统解决方案，侧重于低调处理、摆平为目的的方式，这变相鼓励了“医闹”，引发恶性效仿;而法治化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则意味着将矛盾公开化、透明化、合法化地处理医患纠纷。这有赖于建立典型医患纠纷“定期公布机制”，充分发挥公共媒体的作用，发挥典型案件的良性示范效果。将典型的、成功的医疗纠纷调解或判决案例定期发布，树立患者对现代法治的信心，防止其产生暴力伤医的心理，从而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