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80年代改革经验的当下意义

　　孙浩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条就提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并在第二条中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这固然极为重要，但现实却没有象样的反响。为此可温故以知新。

　　八十年代的改革全靠思想解放引领

　　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了文革的破产和终结，“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每个中国人心头的世纪之问。体现当政者意志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已经在历史中定格的“两个凡是”，代表了当政者对中国往何处去的回答：萧规曹随。应当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至高无上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但是地火在运行。饱受苦难的亿万中国人民要求走出文革魔咒、告别贫穷社会主义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不缺在暗夜中举火前行的勇者。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孤身备笔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是后来定稿时加的)寄到了光明日报社。几乎是同时，中央党校也在胡耀邦关注下组织撰写同类文章。在报社的主持下，两方面人员会合，整合修改后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的航舵就此扭转。

　　这件事情很中国很特色。表面看来这只是一篇普通的哲学理论文章，甚至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创新，但其发表却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谁都知道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否定两个凡是，改变中国发展的政治方向。但在以意识形态立国的中国，一条政治路线要得以推行须以理论正确为前提，这样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就使得政治路线之争首先表现为哲学原理之争，不但理论家参与，政治家也在其中角力。在8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为改革搏取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这就可以理解整个80年代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靠思想解放来引领，也正是因为有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改革才有向前发展的空间。例如农村的大包干，城市经济的告别计划经济、引入市场调节，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承认企业有自身利益，给企业经营自主权，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雇工经营，引进外资，设立特区，向外商批租土地等等，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思想交锋。由于整个80年代总体上有较好的思想理论环境，所以争论中新见迭出，并能迅速被社会接受转化为改革的物质力量。

　　有巨胆才能挥动

　　思想解放的如椽大笔

　　在政治思想领域，旧思想作为正统占有牢固的统治地位。新思想往往因触动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而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遭受惩戒。自反右始至文革尤盛，中国有多少人因言获罪，为思想入牢，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正是专制社会的特征，思想是权力的派生物，只有皇上才口含天宪。皇上不言，万夫噤声。但国际歌唱得好：让思想冲破牢笼。凡落后于时代并违逆人心的再正统也是牢笼，破牢而出方为解放。企图让思想戴镣铐起解放之舞那是梦。

　　幸运的是80年代一大批思想理论工作者不愿再做思想的囚徒，他们义无反顾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聚集。其中既有身居高位的薛暮桥、马洪、杜润生、于光远等领军人物，又有孙冶方、蒋一苇这样的名家，还有众多中青年思想理论工作者在一线攻城拔池。进攻的大部队中还不时跃出舍身爆破旧思想堡垒的理论勇士。这些人的工作，实际上起到了为改革启蒙的作用。

　　但在中国，思想理论工作者的力量其实是相当薄弱的。真理标准的文章一发表便遭到时任中共副主席汪东兴的责问，一时间泰山压顶。所幸文章得到先是胡耀邦，后是罗瑞卿，最终是邓小平等一批力主革新的重量级政治家的力挺，才最终占了上风。其后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紧密伴随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得到力主革新的党内政治力量的强力支持，这是成功的关键。虽说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但这个掌握和转化的过程却不能不是艰巨的斗争。80年代的思想解放，恰恰是革新派政治势力的引领和支持构成了转换枢纽。历史的奇妙和幸运是在于当时力主革新的政治力量恰恰是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废黜的旧臣，这批人正获平反而重拾权柄，他们与新思想的汇合才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才使两个凡是土崩瓦解。新时期仍然迫切需要改革的政治力量与改革思想的汇合。

　　全民性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鲜明特征。走出文革恶梦之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热盼中国的命运和自身命运的改变。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各种形式的理论讨论会、报告会经常举行，改革开放成为全民日常的话题。理论工作者甚至会走上街头宣传改革，与民众对话。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思想解放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解放思想需要巨胆。这不是个人英雄之胆，而是历史时代之胆，全党全民之胆。是由思想理论、党心民心、领袖与民众、历史趋势与机遇交汇铸成。有胆才能有识。正因为如此，当局才能面对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坐看云起，闲庭信步。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必将集中于

　　过民主政治的险关

　　90年代以后，各届领导虽也一如既往地号召解放思想，但已盛景不再。社会变了。中国已经从穷则思变的社会变成了捞钱暴富的社会。人群已经分化，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权贵利益集团几成人民公敌(但这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写得很好。如果80年代中国短缺的是经济，那么今日之中国短缺的是民主。全体人民最想要最渴求的已经不是吃饭穿衣，而是民主。虽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但改革成败的关键却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政治建设。当然这也是改革的难点和风险点。

　　我们可以从庄老甚至孔孟中找到一些好像是民主的言论，但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传统使得我们的政治文化缺少民主的基因。放眼今日之世界，民主是最强烈的时代精神，民主政体也几乎成为国际社会唯一被认可的合法性政体。已有越来越多并必将更多的国际组织将民主政体列为成员国资格。在这方面，我们虽然自信但却难言先进。极应如决定所言“大踏步赶上时代”。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巨大成就正日益加深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和渴求，这是新时期中国最大的共识。这种共识会越来越强，当局虽然知道政治体制改革非搞不可，但对如何搞，能否成功似乎把握不大。

　　解放思想就要有自信。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自信。这个自信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可能从维稳甚至从舆论管控中来，而只能从人民中来，从解放思想中来。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样的现在谁也说不好。这不能靠顶层设计，好像也不好摸石头，走群众路线来真的就要敢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能喊思想解放却又怕真的思想解放。执政党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既是引领者，又是受教者。如此方符合学习型政党的本质。

　　解放思想就不要轻易把国外的成功经验贴上资本主义或者西方模式的标签。以为贴了标签就可以绝缘实为自欺。市场经济不就一直被我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吗?要不是改革开放搞了市场经济，说不定早就和前苏联一样了。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其实没有搞清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资本主义没有搞清楚。不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搞清楚，对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不好说就搞清楚了。自以为清楚未必就真是清楚。如果说我们的国情不同于西方，那我们是一直把自己放在亚非拉里面的。而现在亚非拉无论贫富其政体几乎全部就是一个走向了，对此又怎么说呢?所以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应当是敢于进行制度借鉴和制度学习。

　　解放思想就要让人说话。你不让说，人家也还是在说。闹不好自己只好装着没看见没听见，这样很被动。

　　解放思想就不要怕有意见对立。众人之中一定会有对立的甚至是极端的意见，这并不可怕，恰恰说明不收且放的必要。放出来了才能讨论和争论，只要大家守宪守法，讨论争论越充分越能彼此理解。最终应使包容成为社会主流，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获得包容的社会条件稳步推进。如此，险关也许不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