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内地有两则人事消息值得关注。一是5月6日，遵义市委书记王晓光升任贵州省委常委;二是5月14日，青海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王建军，受命兼任西宁市委书记。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二王均属于“救火队长”。
王晓光的前任廖少华，2013年10月底违纪落马;而前任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今年4月24日被中纪委公布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十八大之后落马的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廖、毛均为“60后”干部，且均以省委常委兼任市委书记，原本前途看好，如今却接连被反腐利刃斩落马下。
王建军与毛小兵有很深渊源，既是他的前任，又是他的后任。王建军一直是青海本地任职，是“吏部尚书”赵乐际的老部下。2003年，赵乐际由青海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王建军不久后出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后又升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2007年赵乐际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前夕，王建军离开省委办公厅，出任西宁市委书记。赵乐际在担任青海省长之前，也曾担任西宁市委书记。
2009年，作为青海最大国企西部矿业老总的毛小兵商而优则仕，出任西宁市长，成为王建军的副手。2011年12月，已升任青海省委副书记的王建军卸任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顺位接替。孰料两年半之后，王建军再度“回炉”，成为其继任者的继任者。
而对比王晓光与廖少华的政坛经历也颇有趣。王晓光曾任遵义市副市长、市长，2011年调任六盘水市委书记。而廖少华则是2005年由六盘水市市长调任黔东南州委书记，2012年调任遵义市委书记。二人可算是属于时空错位的对调。
王建军、王晓光分别代表了政坛“救火队长”的两种主要模式，一是上级空降，二是异地调任。在中国官场，在省、市、县各个层面，党委书记是执掌一方的“一哥”、党政军群一把抓的“一把手”、领导班子的“班长”、当地政坛的“中心”。因此，党委书记的非正常变动特别是贪腐落马，对地方政坛乃至经济社会影响极大。此时，临危受命接掌局面的人选，需要慎之又慎，必是上级极为看重、能够镇住局势、有序收拾残局、带领当地走出阴影的人物，因而也被称作“救火队长”。由于身负重要使命，“救火队长”这一角色往往为官员日后升迁增添重要砝码。甚至有时候选择“救火队长”之前，也往往优先考虑已列入重点培养对象的后辈干部。
盘点中国政坛近20年来的“救火队长”，份量最重的非尉健行、习近平、张德江莫属，三人分别救了北京、上海、重庆三大直辖市的火。1995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落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兼掌京师。2006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在市长韩正代理书记4个多月后，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于2007年3月调任上海市委书记。201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空降山城。这三位“救火队长”，分别在随后的中共十五大、十七大、十八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跻身最高领导层。而从模式上来区分，尉健行、张德江属于上级空降，习近平则属于异地调任。
总体而言，在“救火队长”的来源方面，空降模式属于最常见。其原因显而易见：来自上级机关，代表上级权威，这对于处置好权力非正常换挡的善后工作，是非常重要的。2006年，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贪腐落马，山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阎启俊空降岛城。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惹得天怒人怨，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省委副书记车俊兼掌省会。这与王建军兼掌西宁类似。2009年新疆“七五”暴乱，酿成人间惨剧，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不久去职，只担任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闲差。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接掌乌市。
值得关注的是，这批由省里空降市里的官员，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政法系统负责人为主。阎启俊、朱海仑、王建军在空降之前都担任省委政法委书记。而车俊在担任省委副书记之前也曾担任政法委书记。盖因非常时期，稳定第一，政法官员坐镇更有利。
省城的厅长也是空降的主力军。今年4月，安徽滁州市委书记江山落马，省住建厅厅长李明接任。2006年，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落马，接任者是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葛洪元。
第二种模式即异地调任的“救火队长”中，最知名的当属王岐山。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去职，王岐山自海南省委书记调任京城。在防控非典、筹备奥运等重大战役中屡立殊功，今日已晋阶至国家级领导人。而在2008年三鹿事件中，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与市委书记吴显国一道被罢，承德市委书记艾文礼接任石家庄市市长。2013年4月，河南安阳市委书记张笑东落马，鹤壁市委书记丁巍接任;今年4月，河南驻马店市委书记刘国庆落马，商丘市市长余学友接任。
盘点这些由兄弟省市外调的“救火队长”，其特点是大多与“起火地”有渊源。如新任遵义市委书记王晓光此前曾经是遵义市长;艾文林也曾担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后外调承德;丁巍先后主政的鹤壁与安阳是相邻的两市;余学友则曾在驻马店相邻的信阳、周口、商丘三地工作过。正因为这些渊源，他们对“起火地”的工作比较熟悉，容易接手，尽速开展工作，重上轨道。这也是遴选“救火队长”时需考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在第二种模式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那就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庆黎。1995年，山东泰安腐败窝案震惊全国，市委书记胡建学倒台。时任东营市长张庆黎当上“救火队长”，驰赴泰安。张庆黎本人就是泰安人。论经济，泰安在山东省属于中游，但这片岱岳脚下的土地，却是不折不扣的政坛福地。中共元老如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副总理田纪云、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芳、西藏党委书记阴法唐等，都是泰安人。其中，万里与张庆黎还都属东平县。而从1985年地级泰安市成立以来，九位老书记之中，除了腐败被查处的胡建学和耿文清，其余七位中出现了一位国家领导人(张庆黎)、三位正部级(原河南省委书记马忠臣、原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原黑龙江省人大主任王建功)、三位副部级(原山东省人大副主任莫振奎、鲍志强和现任济南市市长杨鲁豫)。堪如杜甫《望岳》诗中所感叹的“造化钟神秀”了。
担任泰安市委书记2年多之后，张庆黎迎来了走马灯似的快速升迁。1997年底，调任山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3个月后，调任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又5个月后，异地升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又半年之后，改兼任兰州市委书记;又过半年多，1999年10月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成为一方大员。此时，距离任泰安市委书记尚不满两年。2005年11月，原西藏党委书记杨传堂病倒，这一重要岗位不可空悬，张庆黎受命由疆入藏，出任代理书记，2006年5月真除，成为阴法唐、杨传堂之后执掌雪域高原的第三位山东人。某种意义上，可算其第二度担任“救火队长”。主藏五年的经历，是张庆黎日后晋升的重要政治资本。
与习近平、张德江、王岐山、尉健行、张庆黎等类似，大多数“救火队长”后来仕途都更上层楼，如2008年搭档收拾三鹿乱局的车俊和艾文礼，前者现任中央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后者现任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救火队长”的第三种模式，那就是由深陷火源的本地官员暂代。这种模式很少见。因为但凡“一把手”腐败之地，当地其它官员很难完全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即使没有参与腐败，也有失察、知情不报的责任。况且，上级为了避嫌、减少利益干扰，也更习惯从外部调人。如果本地官员暂代，且表现尚佳，则属于经过了火烤淬炼的考验，从此轻舟已过万重山。
近十年来，省部级岗位上先后出现过三位代理书记。除了张庆黎，还有在原书记宋德福病重之后代理福建省委书记的卢展工，以及陈良宇落马代理市委书记的韩正。但与另外两位是代替“病人”不同，韩正的前任属于“罪人”;另外两位后均直接去“代”扶正，而韩正则又相继辅佐了习近平、俞正声两位书记。不过，2012年，韩正终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接任上海市委书记。他延续了一个纪录，又创造了一个纪录。延续了自1985年以来历任上海市长都能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纪录;创造了担任上海市长长达10年的新纪录，成为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上海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