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可乐在前不久《华西都市报》、华西传媒集群主办的“消费者最喜爱的100件四川商标”评选活动中，被80后一代集体追忆。

　　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7号，天府可乐旧址，如今厂区(40000平方米)已经变成了一个驾校。

　　经多方打听，记者来到天府可乐现办公地点——厂区旁一栋近30年历史约2000平方米的5层小楼，剥蚀的水泥地板和泛黄的楼道墙似乎都在诉说着这里历经的沧桑。第一层、第二层都是房门紧锁，静谧而空荡。

　　沿着老式楼梯爬到第三层的时候终于看到了脱漆的房门上贴着“天府可乐”的字样。

　　“现在就还有十几个老人留守在这儿，主要负责一些在职、退休员工薪资、保险(放心保)等方面的行政事务以及前些年品牌和技术追讨的民事纠纷。”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总经理钱黄向重庆青年报记者介绍说。

　　一张旧木桌、一个老式文件柜、两把椅子和谐地组成了钱总的办公区。躺在柜子里的几瓶天府可乐显得格外醒目。

　　“现在天府可乐还在生产?”记者指着可乐很是好奇地问。

　　“没有咯，这些是最近做的一批样品，供内部使用的。”钱黄告诉记者，“天府可乐已全面停产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得到天府可乐的上级主管部门‘轻纺控股’去借钱度日，每个月大约能借到手的也就二十来万，给天府可乐四五百号职工缴纳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之后，人均分到的工资仅三百来元。”

　　追忆黄金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初，为解决国家白芍积压，重庆饮料厂与四川省综合研究所接洽合作，研制出具有保健功能、从中药处方到香精香料全部利用国产原料的可乐配方，1981年保健性饮料天府可乐诞生。

　　“当时天府可乐还荣获了国家经委的优秀新产品奖。”天府可乐创始人李培全回忆起来还极其兴奋。

　　1988年重庆饮料厂更名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一时间108个天府可乐灌装厂遍布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其中四川达37家，北京2家、上海1家、广州1家。天府可乐在职员工1180人，年产量高达10吨，创产值3亿多元，利税达6000多万元，在重庆可乐型饮料市场上占有75%的市场份额，并一举打入前苏联和美国市场，一度甚至被定为国宴饮料。

　　而对于百事可乐，当时的整个西南地区还是一块净土。

　　“当年全国各地的货车长龙，经常从天府可乐厂区门口排到现在的石坪桥立交下。”天府可乐老员工回忆道。

　　当时天府可乐被越叫越响，越抬越高，成了重庆的一张名片。

　　那时，天府可乐与重庆媒体记者联谊会每月一次;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工人日报》等各媒体记者联谊会三月一次，天府可乐的每条新闻都得到各大媒体的及时报道。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一场始料未及的变化，改变了天府可乐的命运。

　　“1989年，全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政府紧缩银根，银行不借贷，阻断了流动资金。”提起往事，李培全一脸哀愁，“特别是冬天，市场上喝完的可乐瓶和箱子要返回厂里退押金，更是搞得公司财务捉襟见肘。”

　　雪上加霜的是，改革开放初期，饮料巨头的趁火打劫，直接导致了天府可乐被迫“联姻”百事。

　　被迫“联姻”百事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给外商提供了相对较多优惠政策，而国际饮料巨头正好利用了“优惠”，挤垮了天府可乐。

　　据李培全介绍，税收方面可口、百事等外资企业实行免2减3政策(即头两年免税，之后的三年减少赋税，仅缴纳15%的所得税);而像天府可乐这样的民族企业需缴纳55%的所得税。

　　广告宣传方面，可口、百事等外资企业可投入销售额26%的宣传经费，而像天府可乐这样的民族企业宣传费用需经税务部门批准，最高才达销售额的4.9%。

　　天府集团当年也曾尝试学习外资“两乐”的营销方式，在公司的送货车上印刷天府可乐广告。结果货车仅跑了一趟就被叫停，理由是：影响市容。

　　“没政策、没资金，甚至没有自主权，在与跨国饮料巨头的对决中，天府集团不仅被绑上了手脚，还被卸掉了弹药!”李培全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有点不服气。

　　“那时候我们决策层心里都明白，合资这条路走不得。”李培全说，他甚至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直指“洋水”泛滥，民族品牌危在旦夕。

　　可是，1993年饮料行业的当时主管部门国家轻工总会依旧分别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大跨国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发展备忘录”，将包括天府可乐在内的八大饮料厂分别与两大跨国集团合资经营。

　　“当时大环境下紧张的经济状态搞得内部民意也倾向合资。”李培全回忆说，“关于合资还是不合资的问题，当时我们在厂里还做了一个职工民意测验，60%的职工赞成合资，因为合资后工资可立即提升。当时职工工资需要政府审批，而招商引资的引进资金直接与政府政绩挂钩。”

　　“1993年4月到10月跟百事进行实质性谈判期间，政府还专门派了一个副市长抓管天府可乐。”回忆起往事李培全多少有些无奈，“每当涉及股权分配等重要问题，我们在会议室里谈，政府领导就在会议室外守着，我们要随时给分管副市长汇报进展情况，获得同意后，才能与百事最终敲板。”

　　最终百事以现金出资1070万美元占据合资公司股权的60%，天府以土地、厂房和生产设备(折价730万美元)算为出资占据合资公司股权的40%。合资从一开始，天府便失去了决定性话语权。

　　“就这样当时还被政府领导批评头脑里少根弦。外方占的比例大，引进的资金就多，你何必要坚持那个40%呢?”李培全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百事十二年图谋

　　“天府可乐是位漂亮的新娘，与百事结缘后将变得更加漂亮。”1994年1月18日，百事天府的合资签字仪式上，百事可乐国际总裁劳伦斯曾这样说。

　　殊不知这场“婚礼”却成了天府可乐噩梦的开始。百事对天府进行了长达12年的“温水煮青蛙”。

　　“百事可乐协助中方发展民族饮料产业，双方合资生产天府品牌。以后根据市场需要，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生产部分百事品牌产品。”合约里这个不起眼的条款，更是为后来埋下了隐患。

　　合作的头一年，如约生产天府饮品。第二年百事便向国家提交了关于生产百事可乐的报告，轻工总会批示：“可以生产百事可乐，但天府可乐的比例不能少于50%。”当年天府可乐产销量占了企业的51%。

　　第三年，因缺少外部监督，百事力图自身发展，百事产品肆意扩张，天府产销量仅剩21%的比例。

　　据百事天府老员工证实：当年百事天府对两个品牌的唯一对等性，只体现在送货车车门上。车门一边是天府可乐广告，另一边是百事可乐品牌形象。不过，在车体后门及其他地方，全部是百事可乐品牌形象。

　　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决定了两个品牌的市场号召力，天府可乐就这样被百事慢慢踢出市场。

　　同时合资企业百事天府自投产百事可乐起因为设备引进、原液购买等原因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1995年全年，亏损高达2300万元;1996年截至9月，在离年底还有一个冬季淡季的情况下，已经亏损1000万元。合资三年不到，百事天府已累计亏损超过5000万元，占到了总资本的35%。

　　直至2006年，天府可乐集团连续12年巨额亏损，又赶上调整转型的重庆轻纺控股集团面临行业性资金紧缺，终将股份作价1.3亿元人民币卖给了百事可乐，换来了账面上的零负债。

　　回归路坎坷

　　2008年10月1日，天府可乐创始人李培全应邀参加在鸟巢的中国品牌联盟大会，“本来死了的心又重新燃起了激情”。

　　2009年，一直苦于没钱打官司的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在重庆维祯律师事务所帮助下，一纸诉讼将百事告上了法庭，要求百事立即停止使用并归还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的技术秘密档案。

　　可是，自2010年12月天府可乐追讨回配方及生产工艺所有权已有三年多，时至今日市面上依旧未曾看到天府可乐的身影。

　　据天府可乐员工介绍，可乐瓶新包装已产生了备选，打造成重庆符号的产品定位也相对明晰，甚至已生产出一批样品可乐供内部饮用。配方生产工艺都是现成的，还有财团要求投资。

　　然而，表面上看来天府可乐回归已万事俱备，但目前依然似乎停滞不前。

　　钱黄解释说，目前公司长期处于自身整顿阶段，公司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比如400多名职工的安置问题等。虽然目前有多家财团明确提出希望与天府可乐合作，但因为有前车之鉴，天府可乐在做好自身规划之前不会轻易、仓促寻求合作商而重新起步。

　　钱黄表示，天府可乐将立足于打造重庆符号、百年品牌为目标，但做什么样形式的推广、怎样高水平地推出等细节问题还需精心规划。天府可乐会考虑采取多种经营模式，但相关具体问题和进展情况尚不方便透露。

　　对于天府可乐的回归，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教师孙沛成分析：天府可乐现在重新开始，无论是民营体制还是国有体制，都面临着“两乐”的强大压力。从世界范围看，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能与“两乐”相抗衡的碳酸型饮料和品牌。

　　重庆市社科院企业研究所所长王秀模则认为：天府可乐的中药成分和独特口感将会是其核心竞争力。但他建议天府可乐一定要坚持其“本”，不能为减少成本而降低品质;要抓住天府可乐鼎盛时期的消费者，由他们来带动其他购买人群;要多元化发展，做多个系列的产品。

　　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经理汤浩也说，光打民族旗帜并不能产生想象中的效果，真正影响民族品牌发展的，还是企业自身。或有令人信服的技术，或有翘楚业界的企业诚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