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新疆这两年因恐袭频繁而成为舆论焦点。受访学者指出，新疆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背后是民族矛盾、分裂主义、回教原教旨主义抬头和社会现代化纠结而成复杂现象，而中国中央和新疆政府对民族关系问题关注不足，以致问题渐成难以根除的毒瘤。
新疆大学特聘教授潘志平受访时指出，2008年中国主办北京奥运会，新疆政府因为“保奥”而对新疆问题噤声。隔年，2009年，新疆社会的内部紧张与暗流涌动到了一触即发的阶段，但在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前不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仍发表了“新疆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的看法，显示中央和地方政府似乎对暗流一无所知，以致对形势出现误判。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 使主政者面对更复杂挑战
尽管不少民众和部分学者认为2009年，“七五事件”的部分原因是民族关系紧张，但中国官方依然完全归咎于境外分裂势力，事发隔天即将事件定性为“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这符合官方的一贯态度——很少公开承认新疆存在民族矛盾问题。
不过，2009年下半年以后中央也力求调整，中共政府在大半年时间的检讨后撤换了原中共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并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采取大量稳定新疆的措施。
长期观察新疆的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受访时指出，2010年上任的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的政策确实起到缓解民族紧张关系，弥合族群伤痕的作用，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却又使得新疆主政者面对更复杂的挑战。
他说，中国政府5月底对恐怖主义展开为期一年的严打行动，预计将使暴恐袭击有所减少，但新疆民族间的仇视、排斥、歧视、民族边界日益明显的问题要缓解，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民族冲突对民族互信的破坏是深远的，不少人已出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态。
记者在5月和6月两次走访乌鲁木齐就发现，部分汉维人士对彼此明显的不信任，汉维分而聚居的情况也很明显。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售卖丝巾的童楼芳告诉记者，她平时很少和维族打交道。销售雪莲虫草补品的刘利博说，他和在大巴扎做生意的大部分维族人都认识，但他对陌生维族人还是会心存防备。维族人则不愿与记者谈论民族关系问题。
潘志平认为，新疆问题“有外部因素，也有历史因素，还有整个大环境的因素，更有我们自己内部政策需要调整却不调整的因素”，唯有动一场由内到外的外科手术，才能全面地解决新疆问题，取得长治久安。
潘志平指的外部因素是境外分裂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历史因素则是指中国模仿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环境因素指的是现代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有必要调整。
近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成为全球性趋势，新疆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保守穆斯林。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在《中国新闻周刊》撰文指出，最近五六年，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加上维族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维族中的传播和影响迅速升温。在新疆南部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有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趋势。
蒋兆勇则指出，“现代化过程中的不适应”加剧新疆问题的复杂性。他举例，消费者如今可以网购新疆干果，传统农贸商人因此面对困境;摩托车大举进入新疆市场，毛驴车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就失去工作。现代化冲击了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这个现状被极端势力利用以制造维族生存空间被挤压的话语。
另一方面，潘志平指出，教育的普及和优惠政策使得民族精英有更多机会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西方教育强调民族觉醒、西式民主，近代以来已在世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国境外的疆独势力领导有不少正是民族精英，他们借助保守主义，鼓动极端势力，利用农民不适应现代化所产生的不满，通过恐怖袭击的手段，起到打击中国和新疆的作用。
他说：“教育是两面的，一个民族没有受教育将非常愚昧，发展不起来，但教育普及后也会有问题，民族主义情绪会越来越浓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政府需要把握这个问题。”
必须有坚定意志 同新疆问题展开长期斗争
不过，中共中央两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反映的治疆思路变化，显示中央已看到部分问题所在。
首先，新疆工作重点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变成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潘志平说，中央意识到，强调“跨越式发展”将促使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进而加速新疆传统农村社会瓦解，制造更多维族弱势群体。
此外，中央强调对南疆边远地区加大扶持力度，而不是针对某个少数民族进行扶持，将使南疆所有贫困人民都受到帮助，有助于缓和民族矛盾。
新疆工作座谈会也触及了民族矛盾问题。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加强新疆的教育和脱贫工作，做好宗教工作，“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潘志平提醒，中国政府必须有坚定的意志同新疆问题展开长期斗争。他说：“新疆问题在我有生之年不可能解决，这是20年、30年、40年的长期斗争。”（吴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