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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絲揚帆 福建起錨

2014-06-25
来源:香港商报
  在中國開啟海洋文明時代歷程中,福建扮演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發端於秦漢時期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亦始終深度參與其中。數千年漫長歲月,任憑風雲變幻,閩人始終將中華文明與豐富物產向海外縱深傳播,極大地彰顯了中華文化的影響力。
 
  傳承歷史,開啟未來。今天,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提出重走海上絲綢之路、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并由此構建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秉承開放、進取、包容、自信為內涵的「海絲」精神,福建當仁不讓,將繼續扮演領跑者的角色。.
 
  福建海絲淵源深厚
 
  發端於漢朝時期的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穿越整個中亞地區,構成人類文明交流的國際通道。而隨著時代的更替,作為統治中心的中原已支撐不了一個龐大的帝國,於是重心跟隨滔滔江河一路東移,奔流入海成為大勢所趨。中國東南,憑海臨風。在中國開啟海洋文明時代歷程中,福建是一個怎麼也繞不開的省份。一旦機遇來臨,彷彿只輕輕一抬腳,閩人便投身於風險莫測的海洋征途中。
 
  早在六千多年前,閩人的祖先就借由簡陋的船隻,隨著季風向大洋深處遷徙,他們被后人稱為南島語族。他們被季風送到台灣、東南亞諸島,然后像飄蓬一樣在太平洋上漸漸擴散,鋪就一條由季風和洋流鋪成的商路。這個面朝大海的族群,在海上拓展生存空間的腳步從未停息。在漫長歲月里,不管大陸如何風雲變幻,他們始終將中華文明與物產向海洋的縱深傳播,閩商這一族群由此而來。大唐中葉,戰爭與叛亂令到中國失去了對陸上絲綢之路的控制權,中國的對外貿易開始從陸路轉向海路,福建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起始點。
 
  當通往西域商旅的駝鈴聲逐漸喑啞,東南沿海岸邊的福船早已揚起風帆,駛向遼闊的海洋。一艘商船的載重量相當於700頭駱駝運輸量的總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優勢愈發凸顯。在中華版圖中偏居東南一隅、長期置身化外的福建,從此走進寬闊的太平洋。三十六姓出使琉球,歷代閩商下南洋,造就了今天在海外的兩處中華文明飛地。以開放、進取、包容、自信為內涵的海洋文化,成為中華民族以大河文化為主導的多元文化之一。
 
  投身全球化大潮
 
  公元7世紀至14世紀,中國的唐宋元政府以開放的姿態加入世界貿易熱潮,閩南商人與阿拉伯商人一道,構建了太平洋-印度洋的貿易圈,海洋向人類展示巨大的財富潜能。福州甘棠港和泉州「三灣十二港」,以及漳州的月港先后成為全球貿易中心。
 
  盛唐時代,福建商船東至日本、琉球、三佛齊,更遠抵達西亞、南亞、東非、北非諸國。馬背上得天下的元朝,將其豪放的開拓精神延伸到海上,泉洲一躍成為世界最大海港。馬可波羅筆下的中國深深震撼了歐洲,歐洲人從此編織到東方獲取財富的中國夢。大明王朝,閩人自唐、宋、元不斷開辟的新航線及其所積累的航海技術,成就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當歐洲人開始突破陸地的局限駛向大海,明朝卻從海上退縮了。
 
  然而,人類文明交融的渴望勢難阻擋,東南沿海的閩商以各種方式撕開明朝的「海禁」,延續「海上陶瓷之路」。中國的白銀時代由此開啟,漳州月港脫穎而出,成為大航海時代全球化初期的世界貿易中心。
 
  那些關於中國強大與富足的傳說,像阿拉丁神燈,點燃了阿拉伯人追尋財富與知識的熱情,也點燃了剛剛走出中世紀黑暗的歐洲人開辟新航線的熱情,促成了16世紀第一輪全球貿易一體化浪潮。因緣際會,東西方文明交匯於太平洋,全球化序幕由此打開。
 
  海絲精神傳承延續
 
  縱觀人類歷史發展,所有大國的崛起都經過了一個從綠洲經濟-江河經濟-陸橋經濟-海洋經濟的過程。眼下的中國,正處於從陸橋經濟到海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經過改革開放后30餘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已躍升為全球第二。中國要尋求下一步的和平崛起,必須要有一個大的海洋經濟戰略。這也是中央決策層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深刻政經背景。
 
  在學者看來,重走海上絲綢之路、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表達了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重建亞太世界秩序、重獲中華話語權的努力。如果說,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體現了彼時中國在海上或世界秩序的影響力,那麼重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意在向世界說明,中國經濟能發展到今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歷史的傳承與自身的努力使然。
 
  歷經數千年風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傳播文明、交流互通的歷史底色至今仍未消退,影響源遠流長。這種開放、進取、包容、自信的海洋文化精神傳承,今天仍深深影響著閩商。「晉江模式」、「石獅經驗」,正是這種開拓進取的海洋文化精髓之體現。未來,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仍然離不開這一寶貴的精神傳承,并將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生發出新的內涵。
 
  新海絲如「珍珠」串線
 
  誠如決策者所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是簡單的經濟之路,而是涵蓋了和平、發展、文化、外交的合作共贏路。在千年「海絲」歷史潮流中,沿線國家和城市交替扮演著重要角色。身為利益共同體,每個參與者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枝獨秀,彼此之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合作,由此帶來疊加效應,甚至產生乘數效應。
 
  學者早已勾勒出這樣一幅美妙的畫卷: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線,還是一個圈。這條線從中國福建起航,先后串起東盟、歐盟和阿拉伯聯盟,最后走向非盟。它將福建的福州、泉州、漳州,與沿線97個城市和港口連接起來,猶如珍珠串線般,串起一條美妙絕侖的「項鏈」。
 
  天時為帆,地利為槳。今日之福建,勢必挾歷史、人文之積澱,以經濟、人脈之實力,借戰略、政策之東風,加速融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圈」,成為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中重要一環。古代「海絲」榮光猶在,新「海絲」風帆正揚。福建,已然起錨!
 
  福建海絲大主場
 
  翻閱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這段厚重的歷史,福建是一個不容忽略的省份。遠至唐朝中葉,當戰爭失利與叛亂導致陸上絲綢之路無以為繼,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開始向東南沿海轉移。與此同時,波斯人主導的中古全球化把航線推到中國東南沿海。風雲際會,「福建」由此登上世界海洋文明的舞台。在這條興起於唐、興盛於宋元、衰落於明清的海上絲綢之路上,居於東南一隅、毗鄰太平洋的福建一直承擔著開路先鋒的角色。今天我們回顧波瀾壯闊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對於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著極大的啟發和現實意義。
 
  古代「海絲」重要起點
 
  據學者考察,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福建省地處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台灣海峽西岸,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發祥地。福建的泉州港、福州港和漳州港在不同時期對「海絲」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福州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心希介紹,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歷代有所變遷,福建泉州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為徐聞古港,從公元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取代徐聞、合浦成為「海絲」主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超越廣州,與埃及亞歷山大港并稱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戰亂影響,泉州港逐漸衰落,漳州月港興起。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位於福建省泉州市,顯示出福建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地位。而在2012年,中國國家文物局遴選了9個較有影響力的城市組團「申遺」,在組團的(廣州、泉州、寧波、揚州、蓬萊、北海、漳州、福州、南京)9個城市中,福建省更是獨占三席:福州、泉州與漳州。正如福建省海洋文化中心主任、全國海洋意識教育基地主任蘇文菁教授所言,這意味著:福建省在海洋文化遺產方面、在新世紀「重走海上絲綢之路」方面具有獨到的歷史資源與現實意義。蘇文菁指出,福建有幾千年海洋文化發展歷程,且在發展中海洋文化一直經久不息,沒有間斷。從曇石山時期海洋文化的起源,到宋元時期泉州港成為國內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海上絲綢之路幾千年來一直和福建的發展緊密相連。海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了福建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進步,福建也對海上絲綢之路綿延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福建盛產的陶瓷、漆器等產品在海外眾多國家、地區,包括東南亞、日本,甚至非洲都有發現;在航海方面,福船是航海最重要的一種交通工具。可以說,福建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重提「海絲」意在復興
 
  福建位於中國東南沿海,歷來是海外了解中國的窗口和中外交流的橋梁。在中原文明的框架內,福建只是東南海域的一隅;但對西方人而言,福建可是這個東方大國的著名省份之一。福建是中國從海路實現與國外交往的主要區域,也是國外認識中國的窗口,許多外國人尤其是歐洲人通過了解福建進而了解中國。閩人自唐、宋、元不斷開辟的新航線,以及其所積累的航海技術成就了鄭和下西洋,當歐洲人開始突破陸地的局限駛向大海,明朝卻從海上退縮了。東南沿海的閩商開始以各種方式撕開明朝的海禁,延續「海上陶瓷之路」,開啟中國的白銀時代。在明清兩朝嚴厲的「海禁」政策下,我們看到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一個奇特現象:在老歐洲人的眼里,中國民間的海外貿易商代表的就是中國;而在明清統治者的眼里,這些違例下海的閩人卻是一些不安分的王朝弃民。可以看到的是,正當明清實施閉關鎖國時,歐洲列國開始了以海上開拓、殖民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發展。歐洲的海商是政府特許、皇家支持,他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急先鋒,他們不僅在當時為自己的政府、文化所褒獎,而且名垂青史,是民族英雄。而被視為弃民的閩人,卻是在自己生存文化的推動下,世世代代、前赴后繼,以累累白骨砌成了一條海洋之路。他們以民間微薄之力,搏荷西葡法英五國政府殖民之強,居然在東南亞也開發出那萬里袤地,季風穿行,椰林搖曳。正因明清政府的海禁,福建海洋文明在世界工業化浪潮中的夾縫生存,舉步維艱慢慢走向萎縮,直接造成了古中國被迫參與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革。近代百年以來的屈辱不容淡忘。在這個背景下,回顧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打造21世紀新海上絲綢之路的現實意義便逐漸明晰。蔡易成
 
  福船開啟大航海時代
 
  很早以前,《山海經》里就曾這樣描述福建,「閩在海中」。臨海而生的閩人有數千年悠久的航海傳統。福建擁有全國最曲折的海岸線,以及由此出現的眾多的天然海灣。尤其是福、泉、漳、廈四大港口,接力賽般地成為中國的海上門戶,與其他區域不同的是:福建的港口都以港口群的方式存在。以福州為例,福州港周邊的有:甘棠、馬尾、吳航、江陰、三都澳等;泉州港周邊有:后渚、安平、蚶江等3灣12港;漳州月港則有雙嶼、浯嶼、梅嶺。這些都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商業集散地。由於台灣海峽的獨特地理優勢,福建各港口出發的船隻可以上北洋(朝鮮半島、日本群島)、下西洋(中南半島、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走南洋(菲律賓群島、部分印尼群島)、過台灣;這是廣東、浙江的地理位置所沒有的。福建各港口成為福建以北下西洋、走南洋與南邊人民上北洋的重要樞紐。藉助季風、洋流的作用、由福建各港口出發的商船持久地、大規模地進入東盟地區;因而使得該區域的文化深深打上了帶著福建口音的中華文明的烙印。歷史上,一艘艘福建制造的「福船」滿載絲綢、茶葉、瓷器,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駛向遙遠的國度,拓展對外商貿往來;閩人亦搭上商船,順著「海上絲綢之路」漂洋過海,創造了「下南洋」的輝煌歷史。宋朝官員呂頤浩認為:「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從此,以「福建」命名的「福船」就成了木質帆船時代的世界典範。正如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所說:沒有中國在航海技術上的指南針、水密艙等的影響,就沒有歐洲人的世界大航海。
 
  鄭和下西洋創文明範式
 
  福建人以航海聞名於世,西洋對閩人來說并非神秘的海域,明初的福建在宋元的基礎上已經形成了相當廣闊的海上交通網。當時由泉州和福州出發的海船,北抵日本、朝鮮、南通東南亞各國,西達印度洋、波斯灣的阿拉伯世界。最遠處到了非洲東岸。唐宋元以來,閩人的海洋文化、造船技術、海外商業網路早就為鄭和下西洋準備了包括海外的路線與人脈在內的文化、物質支持。
 
  宣德懷柔經濟大海
 
  明永樂至宣德間,憑藉著閩人世代用生命、白骨開辟出來的航線,三寶太監鄭和舟師累駐福建長樂太平港,七次下西洋。歷史上,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明代對外關系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從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他率領巨舶百餘艘,七次下西洋,歷時29年,航程十萬餘里,到達西南太平洋、南亞印度洋、東非等地區的大小30多個國家,以其規模之龐大、航跡之廣遠而稱雄於古,蜚聲於今。
 
  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從古到今一直是個備受爭論的問題。有人稱是為了「踪跡建文」和「耀兵异域」。但福建省長樂市鄭和研究會秘書長曾國新卻稱此論為沒有根據的臆測。據他多年研究與通過分析鄭和下西洋的決策者明成祖朱棣的碑文、敕書,執行者鄭和刊立的長樂天妃碑碑文,隨行者馬歡、費信、鞏珍等人的航海筆記,可以證實鄭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是「宣德化柔遠人」和「經濟大海」。
 
  他認為,鄭和下西洋,面對的是有著豐富資源然而絕非中國對手的東南亞、西亞和非洲各國,卻沒有像歐洲殖民者那樣掠奪財富,屠殺無辜的人民。鄭和送去的是禮物,維護的是和平和尊嚴,帶回的是尊重和貿易。比起歐洲殖民者的暴力掠奪,鄭和時代東方海洋秩序的建立,為人類多遠文化的和平共存,也為人類合理利用海洋和開發海洋提供了一種文明範式。像「鄭和下西洋」這樣的壯舉沒有去破壞世界的自然秩序才是人類文明的更好選擇。
 
  閩省「海絲」歷史豐厚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緣於唐中葉,由於怛羅斯戰役的失利(751)與安史之亂(755)使得陸上絲綢之路無以為續,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開始向東南沿海轉移。與此同時,大食(波斯)人主導的中古全球化把航線推到中國東南沿海。「福建」開始進入國際文化視野。由唐代,福建逐漸形成了沿海經濟文化帶,并初步出現了以三個主要河流入海口為中心的繁榮區:閩江入海口區域、木蘭溪入海口區域和晉江入海口區域。這對於強化自古以來的閩地經濟文化區域性特色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福建為中心的中國東南沿海成為構建中古世界海洋經貿交通與文化交往的重要樞紐。宋代提倡「開洋裕國」。這是價值觀構建、經濟重心轉移的過程,更是培育新社會階層——海商群體的過程。「閩商」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走向歷史的前台。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在泉州設置福建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吸引海外商人前來貿易。其中,阿拉伯的蒲壽庚是典型例子。《宋史》記載,福建本土商人不僅在東亞海域上與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共同編織亞洲通過海洋形成貿易網絡,同時還承擔著宋朝中央政府與周邊朝貢國家的使者工作。閩北的建陽麻紗刻書通過沿海口岸成為海外貿易商品;指南針是在這個時期通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在全國的經濟格局里,福建的經濟模式已經凸顯。蘇軾在《論高麗進奉狀》總結說「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到了元代,蒙古人的國家政策在兩個方面強化了閩商作為海商族群的特色:大量外籍商人本土化與對國內北方市場的開辟。外籍商人的本土化,首先是將宋代以來閩商的國際貿易網絡進一步擴展與強化;其次,他們的多元化背景加強了閩商的開放性,為閩商在此后的國際化貿易中的作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元代泉州升為世界第一大港。在國際上打破了阿拉伯人作為中國與歐洲貿易的中介。《馬可波羅游記》等勾起歐洲人對富裕東方的無限暇想。福建德化的精美白瓷,成為歐洲宮廷貴族享用的奢侈品。閩商的文化、造船技術、海外商業網絡早就為鄭和下西洋準備了包括海外的路線與人脈在內的文化、物質支持。因緣際會,促成了鄭和七下西洋之偉業。明朝的海禁,卻從側面上促成了漳州月港的异軍突起。漳州克拉克陶瓷大量運送到海外,成為王宮貴族專享的貢品。
 
  海絲精神引領未來
 
  回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歷史,讓我們得以窺見貫穿始終的一種強大精神力量的傳承。就福建而言,千百年來海上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多不勝數,人們最為認同和赞賞的是其「包容并蓄,開放多元」的寬闊海洋胸懷。今天,重建「海上絲綢之路」,表達了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重建亞太世界秩序、重獲中華話語權的努力。在此背景下回溯往昔,尋找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那種不斷開拓進取、創新發展、包容并蓄、多元開放的精神傳承,至今仍深入閩人骨髓,成為引領當代人開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動力之源。
 
  開啟福建海洋文明閩商文化走上歷史前台
 
  在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中,以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孕育出的中原文化,長期以來在中華文化中占據統治地位,向來置身化外的東南沿海,多被視為蠻荒之地。然而,隨著時代的更替和版土的擴大,久居中心的中原文化漸漸支撐不了一個龐大的帝國,生存的空間逐漸向海洋拓展,文化的重心亦發生偏移。早在遠古時期已經孕育的中國海洋文明由此浮出水面,與遷徙至此的中原文明交融碰撞,兼收并蓄,構成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中極其重要的一元。在整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演變中,福建先民勇於開拓進取、向海而生的精神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6000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借由簡單的船隻,隨著季風向大洋深處遷徙,他們被后人稱為『南島語族』。這就是閩商的由來。」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院長、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蘇文菁如是表示。閩人向海而生,不斷開拓進取,從最初的獨木舟到慢慢發展起來的具有相當規模的船隊;從最初的出海打魚、自給自足到遠洋貿易發展起來的絲綢之路,一點一滴開拓中國海洋文明的進程,也留給后人無數寶貴精神財富。蘇文菁向本報表示,古代「海絲」最深遠的影響還在於文化,福建海洋文化的形成同古代「海絲」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由於貿易過程中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斷相遇,使得福建的海洋文化豐富多彩、獨具特色。它包含舟船文化、航海文化、海神文化、宗教文化科從商意識、包容心態及價值觀念等,將其和諧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福建特有的海洋文明。長期致力於閩商文化與海洋文化研究的蘇文菁發現,宋代的「開洋裕國」,事實上成為整個中國社會價值觀構建的過程,是大國經濟重心轉移的過程,更是培育新社會階層海商群體的過程。「閩商」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走向歷史的前台。及至元代,蒙古人的國家政策在兩個方面強化了閩商作為海商族群的特色:大量外籍商人本土化與對國內北方市場的開辟。外籍商人的本地化,首先是將宋代以來閩商的國際貿易網絡進一步擴展與強化;其次,他們的多元化背景加強了閩商的開放性,為閩商在此后的國際化貿易中的作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多元包容開放進取孕育閩南人文精髓
 
  閩南的人文精髓深深打上了多元、包容、開放、進取的烙印。而這種精神傳承,與其經濟社會及人口的發展不無淵源。先秦時,閩南本土生活著古越族人,西晉永嘉年間,中原戰火紛飛,「衣冠南渡」的晉民遷徙并扎根於此,帶來先進的中原文明。千百年來,伴隨著各國使節、商人和傳教士的頻繁往來,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東南亞諸多文化在福建廣泛傳播,與中原文化、古閩越文化交匯交融、相生相長,孕育出了獨具特質的閩南文化。鮮為人知的是,推動刺桐港成為東方第一大港的人物——提舉閩廣市舶的蒲壽庚是阿拉伯后裔。難能可貴的是,南宋偏安政府尚能委令這位阿拉伯人主政泉州市舶司,使這座港口城市的海外貿易到了元代達到鼎盛,贏得世界眾多旅行家禾德里、馬黎諾里、伊本·白圖泰,特別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躬身造訪、馳筆赞叹……石獅市博物館館長李國宏說,泉州在宋元時期成為世界上第一大港并非偶然。這個古代大港是個開放的大港,一個彼此間尊重,互相交流和融合的大港。在泉州人們能看到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宗教,各種各樣的文明相互交融,和諧共處,幾乎沒有冲突。
 
  敢為人先冲破明朝「海禁」
 
  大明王朝統治下的中國,一直堅持古典的朝貢貿易。在中國歷史上,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有輕商的傳統。廣州成為國家許可的惟一對外開放口岸。當歐洲殖民國家紛紛東來的時節,也是當代全球化的開始。明朝卻在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面前關起了私人海洋貿易的大門。然而,東南沿海的閩商開始以各種方式撕開明朝的海禁,延續「海上陶瓷之路」,開始中國的「白銀時代」,使漳州月港成為大航海時代全球化初期的世界貿易中心。李國宏就指出,海上絲綢之路不單純只是一條聯繫東西方貿易的航線,而更重要的是一條文化碰撞與文明交融之路。
 
  物流必然帶來人
 
  流,人流必然帶來文化流,從异域買進來的不僅僅是外國貨物,而是貨物上附載的文化和信息。中國賣出去的陶瓷、絲綢,賣的也不僅僅是貨物,也包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的傳遞。因此整個海上絲綢之路是一種多元的互動。李國宏說:「海上絲綢之路耀眼光環的歷史背后,是沉澱下來的文化。要提煉出文化背后的這種普世價值,一種彼此之間的尊重和彼此之間的融合,一種美人其美,美美大同的心胸。」他表示,立足於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從文明的多元、共融出發,彼此之間尊重、吸納,這或許對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來說更有普遍意義。
 
  新「海絲」重構亞太秩序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功地邁入世界強國的行列,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日益突出,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在進一步地提高。作為大國,要想在國際上有很大的話語權,該怎樣做好大國的角色?重走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將如何在世界各國中定位自己?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院長、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蘇文菁認為,首先,重走「海上絲綢之路」、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表達的是一個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重建亞太世界秩序、重獲中華話語權的努力。在蘇文菁看來,海上絲綢之路僅為世界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切入點或者一種說法,但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不應拾人牙慧。她認為,海上絲綢之路稱為陶瓷之路更為恰當,一個經濟體系對世界產生影響是通過商品作為媒介,而古代中國通過水運輸出陶瓷到東南亞、阿拉伯等各地,對世界各地的文明發展產生巨大影響。「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這個例子可以反映出現今中國話語體系依然圍繞著歐洲話語體系展開,沒有屬於自己的體系中心,因此建立新的話語秩序及以亞洲為中心的新秩序無從談起。重走陶瓷之路,即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是為了繼承當初輝煌時期的經濟體系、文化體系和價值體系,重拾農業文明時代對世界的話語權。」蘇文菁說。她指出:「重走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必須要有兩個姿態:一是重新調整國際秩序,包括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語言秩序,這是重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所要努力的方向。第二,中國無論作為第二大經濟體還是第一大經濟體,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向世界說明,中國經濟能發展到今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歷來就是這樣,這也是中國政府提議重走海上絲綢之路的原因,因為海上絲綢之路體現了當時中國在海上或世界秩序的影響力,我們今天是要努力恢復這些輝煌的成就。」她建議,國家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高到重要的宏觀戰略層面,以海上貿易為切入點,不斷拓展中國的國家戰略,重走海絲之路,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的優勢和條件,加強和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利用自身經濟發展成果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經驗,重振雄風,實現地區經濟轉型和經濟治理,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她表示,福建是中國最具海洋個性的區域,在建設海洋強國的新一輪資源配置中,特別是「一路一帶」(建設海上絲綢之路與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規劃建設上,應該充分發揚區域的文化優勢與資源稟賦,在提供海洋文化理論、以及歷史遺產資源上起引領推進作用。這是歷史再一次賦予福建的使命與機遇。
 
  歷史人文現實三大優勢新福建獨領風騷
 
  2012年,中國國家文物局遴選了9個較有影響力的城市組團「申遺」,在組團的(廣州、泉州、寧波、揚州、蓬萊、北海、漳州、福州、南京)城市中,福建省獨占三席:福州、泉州與漳州。意味著,福建省在海洋文化遺產方面、在新世紀「重走海上絲綢之路」方面具有獨到的歷史資源與現實意義。
 
  在蘇文菁看來:重走海上絲綢之路、重建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圈,福建具有著歷史的、人文的、現實的三大獨特優勢。
 
  歷史以來,作為中國最具海洋個性的區域,閩人成為從海路連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橋梁與中介。藉助季風、洋流的作用、由福建各港口出發的商船持久地、大規模地進入東盟地區;因而使得該區域的文化深深打上了帶著福建口音的中華文明的影響。
 
  從歷史上看,廣東區域是明末清代才崛起的對外貿易主要區域。前期,廣東主要是一個吸納海外貿易商的區域;一直到清代中后期,清政府才允許人民從廣東出洋。浙江沿海的航線主要是北洋區域,且在明清以來的海禁中執行得特別徹底;在對東盟區域的文化影響力較弱。而福建從唐宋以來,一直是中國從海上對外交往的主要區域。唐宋元時代,有福州港、泉州港;宋元年間,泉州港從東方第一大港發展到世界第一大港。明代,在嚴苛的海禁時代,中國官方唯一開放的口岸是福建漳州月港。
 
  由宋元以來福建人大規模的海洋貿易而形成的馬來西亞馬六甲海峽歷史城市馬六甲和檳城與明清時期奉旨「使琉球」的世代福建人居住的琉球王國的五處遺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一樣,表達的是以福建為代表的中國海洋文明在東亞洲、乃至世界的影響力。今天,該區域不僅是華人華僑最為聚集的地方,且他們的祖居地主要就是福建。這種獨特的文化優勢使得福建與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所經區域之間具有天然的優勢:文化搭台、歷史牽線、經濟唱戲。
 
  福建人不斷地和海外進行的這種交流合作,在迎來送往中漸漸地形成了以文化和血液為紐帶的經濟圈,在發展經貿關系的同時也將中華文明遠播海外,對福建本地文化和世界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在遷移發展中,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圈有了更多的交融會合,福建人的足跡遍布東南亞及世界各地,正是這種不畏艱難險阻,勇於開拓進取精神的體現。
 
  福州泉州漳州齊發力 融入21世紀海絲經濟圈
 
  中央提出要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這對於福建而言,也是難得的歷史機遇。加快融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成為福建發展思路的新選項。而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福建,不僅擁有眾多與「海上絲綢之路」歷史關系密切的沿海港口,還有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繁榮做出過重大貢獻的海外華人華僑,這些都是今天福建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寶貴資源。在21世紀重振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的進程中,福建責無旁貸,完全有條件擔當先鋒。
 
  深化改革體現「海絲」特色
 
  福建省委書記尤權就福建部署深化改革方案指出:「制定福建省改革方案時,既要體現全國改革的共性,服從全國一盤棋需要。又要從福建特點和實際出發,有重點有針對性地謀劃設計福建省的改革方案。」在中央決策層提出了要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思路后,福建提出加快融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正是在貫徹中央部署中體現出的福建特色。加快融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福建不僅歷史淵源深厚,而且現實基礎堅實。正是基於歷史地位和現有條件,福建提出了進一步加強和擴大與東盟及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文化和人文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加快融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思路。2013年12月,福建省委提出,在發揮對台優勢和鞏固閩港澳合作的同時,打造新的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密切同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經貿合作,創新外經貿體制機制,開拓新市場。福建還提出,要整合提升各類海關特殊監管區,積極創造條件推動在福建省設立自由貿易園區。創新利用外資渠道,注重與國際產業資本相結合。發展跨境電子商務,扶持企業打造全球營銷網絡和自主品牌,完善境外投資管理機制,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有利條件。福建省長蘇樹林提出,福建將抓住國家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機遇,鼓勵有條件企業加快「走出去」,培育一批本土跨國企業。在引進來的同時,福建闊步走向東盟。截至2013年底,福建在東盟設立的境外企業和分支機構達156家,對外投資額4.5億美元。東盟已成為閩企「走出去」的重要地區。據統計,2013年,福建核准對外直接投資項目142個,核准對外投資額6.99億美元。其中,新設境外企業和分支機構112家,境外企業增資項目30個。
 
  福州市委書記楊岳:打造海絲重要戰略樞紐
 
  再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福州承載著厚重歷史、涌動著勃勃生機、面臨著難得機遇。福州是一座伴海而生、因海而興、拓海而榮的港口城市,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古代,福州參與創造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輝煌,引領城市走向了海洋、融入了世界;今天,福州正加快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樞紐城市,努力為再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出積極貢獻。新絲路帶來新機遇、展現新未來。循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印記,福州開海興榕、以海強市,經略海洋由來已久。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福州成為全國首批對外開放沿海港口城市,上世紀90年代建設「海上福州」的戰略構想,率先發出「向海進軍」的宣言。目前,福州正傳承弘揚「3820」工程戰略精髓,全力推進福州新區開放開發,在更高起點上加快建設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開啟「海上福州」、「藍色硅谷」建設的新航程。如今的福州港,與40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通航,去年福州與東盟貿易往來達42.46億美元,這些都為振興海上絲綢之路打牢了基礎、注入了生機、增添了無窮的動力。
 
  泉州市委書記黃少萍:建設21世紀海絲先行區
 
  泉州市委書記黃少萍表示,國家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恰逢其時,而且被賦予新的內涵和意義。為更好地將「海絲」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相結合,泉州正加快申報設立和謀劃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其一,「一帶一路」,最具誘人的經濟前景。對泉州加快創新轉型、實現跨越發展大有幫助。其二,「一帶一路」,最具直接的政策紅利。融入「一帶一路」戰略,有利於泉州在更大的範圍、更寬的領域參與國際經濟分工與合作,更好地整合、利用全球市場資源、自然資源、技術資源,全面提升外向型經濟規模和層次。其三,「一帶一路」,最具能動的放大效應。「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合作、貿易往來,人員往來、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同樣至關重要。泉州的城市品牌、美譽度必將在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中得到進一步融合、發展、放大。
 
  福州市長楊益民:與東盟國家互聯互通
 
  未來福州將重點從三方面來構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首先,構建與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的交通體系,把福州建設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戰略樞紐城市。同時,福州將以海洋經濟為突破口來加強合作。目前福州已經開始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建立合作的養殖基地,現在試點已經比較成功,準備大範圍地推開。福州申請成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已經獲批,未來將聯手東盟的一些國家共同建設。另外,福州還在探索與東盟國家共同建立產業園區。福州規劃了65平方公里的海洋經濟產業園,175平方公里的臨空產業園,還有萬畝的海產品深加工產業園,都歡迎東盟國家加盟共同建設。此外,要健全以東盟國家常態化的合作交流機制。我們很希望跟國內的一些沿海城市,包括內陸的海上絲綢之路城市聯手,也很樂意與東盟海外的一些國家聯手,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泉州市長鄭新聰:「海絲先行區」六大優勢
 
  在泉州市長鄭新聰看來,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泉州在此方面主要有以下六大優勢:一是貿易基礎。泉州在唐代就是中國四大貿易口岸之一,宋元時期,被稱為「東方第一大港」。歷史進程中有起有落,但泉州與沿途國家和地區雙向貿易從未斷過。去年泉州進出口總額達291億,其中與海絲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額達55%。二是產業基礎。泉州制造業銷售收入去年已近1.1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單三大產業,紡織服裝(1700億)、鞋業(1500億)、石化(1400億)就達4600億。這三大產業都可為東盟、中東國家的經貿往來和產業轉移提供巨大的空間。三是人脈優勢。泉州在外華僑791萬人,其中90%主要僑居東南亞等海絲沿途國家。他們熱愛祖國、熱愛家鄉,具有很強的實力,可以成為推動與海絲國家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的促進派和參與者。四是文化認同。泉州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的全球第一個「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國務院首批公布(1982年)的歷史文化名城;東亞三國首評的「東亞文化之都」。文化的認同,必然增進了解和信任,有利於推動經貿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五是港口潜力。目前泉州區內港口已與23個國家和地區開辟了國際運輸航線(菲律賓、韓國、日本、阿拉伯),港口潜力很大。六是企業家隊伍優勢。這條絲綢之路開放格局給泉州注入源遠流長的商業活力,形成了一代又一代愛拼敢贏、海納百川的企業家群體。目前上市公司達86家,中國馳名商標就有124件。泉州在國內异地泉商還有150多萬人,商跡遍布全國各大中城市。這支隊伍能夠勝任與海絲國家和地區的雙向投資貿易往來。
 
  德化縣委書記吳深生:政府引導重現瓷都輝煌
 
  德化陶瓷產業發展面臨著一定瓶頸,怎麼破除瓶頸,抱團發展?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是需要思考的。第一是用電商來換市場。國內的電商已做得較好了,但網購沒有國界、不分日夜,我們要積極拓展跨境的電子商務。第二是要抱團發展,外面的技術壁壘越來越多,我們要抱團來應訴。享受它最優惠的稅率。第三是要用機械來換人工。要用自動化生產來減少對人工的依賴,這樣來提高企業的盈利空間。這些方面都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政策來鼓勵,比如說發展跨境電商,引進設備政府要有獎勵手段。另外,要制定一些規劃,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從過去出口一般的商品到輸出文化,融入中國元素,特別是跟當地的風土人情能緊密地結合起來。比如說,利用一些節慶把中國的一些文化元素輸出去,這都需要政府來引導。第四,積極保護德化的文化資源,重現德化的輝煌。比如打造「月記窯」國際陶藝村,還有順美集團也在牽頭規劃大興堡。把德化陶瓷的元素集中在一個地方,作為窗口展示給世界。第五,海上絲綢之路很大意義上也是陶瓷之路,我們要拓展國際市場以推動轉型。除傳統的西洋工藝以外,我們要加大日用瓷的出口,打造品牌,打造百年老店,協發光洋。德化正在申報「世界瓷都」,我們會不懈努力重整雄風。
 
  漳州:申遺提速
 
  漳州「海絲」申遺是2009年市政協文教衛體委提出的議題,2011年1月,漳州市省政協委員小組提交了《關於支持漳州參與申報「海上絲綢之路」始發地》提案。2011年,漳州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吳洪芹市長為組長的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海上絲綢之路漳州史跡領導小組,下設海絲辦負責具體申報工作。遴選出一批符合申報條件且具有重要價值的申報點。2011年9月,以市政府名義向省法制辦申報《福建省「海上絲綢之路:漳州史跡」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立法項目。2012年3月,漳州正式向國家文物局申報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自2012年「5.18國際博物館日」在寧波舉辦的《「跨越海洋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八城市文化遺產精品聯展」》首展,此后在海絲城市輪展,聯展持續至今,集中展示漳州窯、番銀等文物,至今已舉辦6 站。2012年,漳州與長春電影制版廠簽約《大航海》拍攝。2012年5月,漳州「海絲」申遺工作通過國家文物局的初審,并委託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專家進行資料評估與現場考察,專家組對漳州史跡申報點給予充分肯定。
 
  2012年11月,以市保龍海月港遺址(7個碼頭)及其古街、國保平和南勝窯遺址(6個窯址)、省保華安東溪窯遺址(3個窯址)為漳州史跡申報點。2013年8月,《福建省「海上絲綢之路:漳州史跡」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被列入2013、2014年省政府立法預備項目。今年漳州市重點將做好中國「海絲」9城市文化遺產精品聯展漳州站的展覽,著手做好《海上絲綢之路漳州史跡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的立法準備工作,推動實施申報點的保護工程項目,助推漳州海絲申遺步伐。
 
  福州伴海生 因海興
 
  福州,這座有著2000多年歷史的城市,伴海而生、因海而興、拓海而榮,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和重要門戶。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間,福州是「海絲」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經濟、文化中心,并與廣州、揚州并列為唐代三大貿易港口。「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詮釋著當年福州港的繁華景象。而令福州人最引以為傲的不只是盛唐時期的繁榮盛况,更有明代時期鄭和以長樂太平港為基地七下西洋的航海壯舉。探尋古蹟,因緣際會,福州在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依然散發著獨特的魅力。
 
  福州「海絲」史話興衰
 
  福州海域面積約1.1萬平方公里,海岸線總長1310公里,其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福州人擅長航海、貿易的特點,使其成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和重要門戶。福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結緣,要從漢代說起。漢代,福州港始稱東冶港,海船泊於時稱「冶城」的還珠門外,交趾七郡貢品,泛海而至東冶,再由水路轉運至江蘇沛縣或山東登萊,由陸路運往洛陽或京都,并與中南半島、日本等地開通了交通航線,由此奠定了福州港居於南下、北上樞紐的貿易格局。中唐以后,福州成為當時重要對外貿易港口。五代王審知治閩時期,鼓勵民眾發展海上貿易,積極推進與朝鮮、高麗、日本及東南亞、阿拉伯地區進行貿易往來,并不斷將海外商貿所得向中原朝廷進貢。宋元時期,福州港的對外重點側重在北上與日本、高麗的交往。明代,福州港以太平港為主,鄭和七下西洋舟師停靠與此,并以此作為揚帆起航的基地,商貿活動在此活躍起來。明成化年間,福建市舶司從泉州遷回福州。清代,福州被辟為中國「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國商賈雲集於此,書寫閩都海商文化最為繁榮的一段。海上貿易的繁榮,亦帶動城市商業文化的遞進,中國歷史文化名街三坊七巷至今保留有當時作坊、店舖與商行會館雜陳的街市遺蹟,海上絲綢之路帶動福州「使西南洋諸口鹹來互市」的繁榮景象可見一斑。歷經千百年,福州港遺存著厚重的歷史印記和文化積澱。時至今日,織緞巷、橫錦巷、機房里,這些與紡織業相關的地名,無聲地見證著福州絲綢織造的輝煌,傳延著古代手工業文明的燦爛;迥龍橋、東岐碼頭、聖壽寶塔仍守望著福州港的繁榮,記憶著中外商貿往來的盛景。
 
  開閩王高瞻遠矚辟甘棠港
 
  在福州整個「海絲」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著名的歷史人物不得不提,一個是唐末五代時期在福州建立閩國的王審知,另一個就是為大家所熟悉的七下大西洋的航海家鄭和。說起王審知,在眾多歷史學家看來,這是一位具有高瞻遠矚,鼓勵貿易、招徠海中番夷商賈的良主明君。王審知治閩時,致力發展海上交通。他從治理福州對外交通的航道入手,下令鑿去位於福州之北的黃崎海道中梗舟之巨石,開辟甘棠港。在王審知治閩前的隋唐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擴大,和航海技術的進步,福州港在南北海運中的中心位置,又重新受到重視,海上交通事業再度勃興。與海外諸多國家和地區如朝鮮、日本,東南亞及西亞諸國,波斯、安錫等地的海上交通在前代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外貿活躍,各國商人接踵而至。唐末五代,王審知在此建立閩國,但此地地狹民少,經濟落后,百廢待興,實力不足。為了保全閩國勢力,王氏審時度勢,在前人的發展基礎上,積極發展生產力,開拓進取,鼓勵發展貿易。在政治上交好中原王朝,上表稱臣,藉此牽制強鄰;在經濟上則鼓勵對外通商,征取商利,以充國用。當時由於閩西、閩北對外陸路交通不便,不得不依賴東面的海上交通,發展海外貿易。總的來說,王審知在此開辟甘棠港,是有其客觀的需要的。王審知發展海上交通的目的。一是,招徠海外蠻夷商賈,擴大與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的海上貿易;二是,溝通南北海上聯繫與五代王朝保持友好關系,并將從海外貿易中得來的金銀、香藥、犀角、象牙、珍珠、玳瑁,薔薇水等以「朝貢」的形式轉販北方,以賺取利潤。當時北方的廣闊市場,正是閩國發展海外貿易的依託。往北方諸港的福州以北航線是否暢通,對閩國政權來說至關重要。閩王祠始建於五代,坐北朝南,原為五代時期閩王王審知居住的府第。王審知治閩29年間,促進了福建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政績卓越,后人譽稱「開閩王」。
 
  長樂太平港見證七下西洋
 
  在世界的航海史上,人們不得不提的一個偉大人物——明朝時期從長樂太平港出發七下西洋的著名航海家鄭和,其七次遠洋航行在其規模和所取得的成就上是史無前例的,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巔峰。鄭和下西洋每一次都要先到福州長樂太平港,「累駐於斯,伺風開洋」。由此看來,長樂太平港就是駐泊基地和開洋起點。鄭和在此招募水手、修造船舶、補給糧草,并等候季風以適時揚帆出海。走在長樂太平港上,我們可以遙想當年鄭和舟師下西洋的壯觀場面和恢宏氣勢——旌旗蔽日、浩浩蕩蕩千帆競發,滿載一船船的絲綢、陶瓷等貨物順風南下,帶著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友好情誼去征服海洋。
 
  「天妃靈應之記碑」是鄭和下西洋的最好見證。碑通高1.62米,碑體寬0.78米,厚約0.16米。碑用黑色頁岩作為原料,碑額刻有祥雲捧日圖案,中央是篆書「天妃靈應之記」,兩旁陰刻如意雲水紋,碑體四周邊框刻有纏枝番蓮紋。碑文有31行,一共1177字,記述了鄭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經過以及第七次下西洋的任務、航行時間、船隻、人員等情况。后人為了紀念為海上絲綢之路做出巨大貢獻的鄭和,其七下西洋的足跡在今天的長樂依然清晰可尋。長樂市興建了鄭和廣場,建成鄭和航海館、鄭和巨雕、三寶亭、太平港帥營、鄭和船、祭海壇、鄭和舟師起錨處等多處紀念性建築景觀。行走在長樂街頭,鄭和的影子隨處可見,如鄭和公園、鄭和路、鄭和橋、鄭和大酒店等,足見鄭和對后世長樂人的貢獻和影響。
 
  婉約與豪放福州的AB面
 
  在內地省會城市中,福州是一座相對低調的城市。即便在省內,它也不是高高在上,以「老大哥」自居。有人說,它聚財不如泉州,聲名不如廈門,倣佛被遺忘在歷史的后排。但隨著你對這座城市更深入的了解,就會發現,福州的低調緣於閩人的務實,低調并不能掩蓋這座「有福之州」厚重的歷史底蘊,以及其背后積聚的潜能。須知這座城市誕生了林則徐與嚴覆。在三坊七巷街口,一座雅致的獨門小院引人矚目,這是曾寫下情真意切的絕筆《與妻書》的林覺民的故居。更令人驚訝的是,這座房子也是著名作家謝冰心的故居。原來,在林覺民就義后,父親林孝穎為逃避清兵的追殺帶領全家躲到福州遠郊,謝家便買了此居,民國建立前后,冰心(謝婉瑩)曾居此。而且近代才女林徽因作為林覺民的姪女曾在此居住。一處民居住三個名人,福州的不簡單,由此可見一斑。榕樹之下,溫泉之上。溫暖的水流在城市地下奔涌,綿長的泉脈也給福州人帶來獨特的享受。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那麼多文人騷客,歡喜住在福州。連時常拍欄冲冠的辛弃疾,到了福州,也不覺變得溫柔婉約。他在雨中漫步於福州西湖湖畔,并吟道「烟雨偏宜晴更好,約略西施未嫁」。當年漂泊至福州的郁達夫,也對福州溫泉贊賞有加,多情才子戀上了這座城。郁達夫覺得福州實為寶地,「比別處稍覺得奢侈」,非未到過福州的人所能想象。這里是寶地,也是福地。福州人久居盆地,自然條件優越,他們常常自稱住在有福之州。有句福州話叫「七溜八溜,不出福州」,意思便是走南闖北還是福州最好。福州人因而自得其樂,很容易滿足,「不求神仙福,只求保平安」。但溫婉安逸只是福州的A面,開放包容的海洋性格是福州的B面。因海而生,由海而始。潮漲潮落,歷史輪轉,海洋孕育了福州這座城市,并形成了深厚的積澱,海洋文明成為福州永不褪色的歷史底色。著眼全球的國家戰略、波瀾壯闊的藍色海洋,開啟了福州經略海洋的新航程。眼下,福州正加快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樞紐城市。在剛剛閉幕的第十六屆海交會上,福州成功舉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映像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市長(高峰)論壇、福州市企業家大會等一系列活動,邁出了再續輝煌的重要一步。在共建21世紀「海絲」經濟圈上,一向低調的福州當仁不當,一馬當先地走在了兄弟省市的前面。李穎
 
  「海絲」足跡
 
  在福州可以看到,一些經過風雨飄搖年代,歷經時代變遷的歷史遺蹟至今仍保存完好,通過古墓碑里的記載和古碼頭的歷史痕跡,過去的輝煌歷史盡展眼前。
 
  ●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位於鼓樓區慶城路閩王祠內。唐天祐三年(906年)敕立。碑文記載了王審知家世及其治閩政績,其中多處記載了唐末五代福州與東南亞、阿拉伯等國家進行海外貿易的相關內容,有力地證明了福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
 
  ●懷安窯址位於倉山區淮安村。窯址分布面積達8萬多平方米,1982年考古發掘。該窯址所燒造的瓷器大量外銷日本等地,在日本鴻臚館遺址和沉船中均有發現,見證了福州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興盛,是研究南朝至唐五代福建陶瓷燒造技術及陶瓷外銷的重要資料。
 
  ●邢港碼頭(迥龍橋) 位於馬尾區閩安村。邢港碼頭分布於迥龍橋南、北兩側,呈內八字形排列。迥龍橋始建於唐末,橫跨邢港。柱頭所刻寶奩、蓮花、海獸等為唐代原構,也存留獅子戲球等明代構件。邢港碼頭與迥龍橋的修建,溝通了邢港南北岸的交通,見證了繁盛的海外貿易歷史。1991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東岐碼頭位於馬尾區東岐村,碼頭建造獨具匠心,是古代閩人對外商貿往來的重要碼頭。
 
  ●聖壽寶塔(天妃靈應之記碑) 位於長樂市吳航鎮塔山公園,是中國與西洋群島等亞非國家友好交流的歷史見證,是研究明代海外交通史及中外交往史的珍貴資料。聖壽寶塔,又稱三峰塔,宋政和七年(1117年)建成。該塔是鄭和遠眺太平港的瞭望塔,也是船隊出入太平港的航標塔,是鄭和下西洋事件的重要物證。
 
  ●天妃靈應之記碑位於長樂市鄭和史跡陳列館,明宣德六年(1431年)立,全文1177字,詳細記載鄭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經過及第七次下西洋的任務等史實,是中國當今僅存的最原始詳細記載鄭和航海史實的珍貴資料碑刻。
 
  ●登文道碼頭位於長樂市潭頭鎮文石村,是古代長樂商客出遠洋的始發地,是重要的商貿碼頭。附屬文物有明代摩崖題刻二方,清代碑刻三通。
 
  泉州見證古港輝煌
 
  走進千年古港泉州,散落各處的「海絲」遺蹟令人目不暇接,如同翻開一本豐富的史書,記者得見昔日「東方第一大港」的迷人風彩。這座與海上絲綢之路有著最直接關系的城市,從各方面佐證著古代「海絲」的燦爛歷史。早在千年前,泉州就是東方巨龍眺望世界的窗口。由此出發,鋪就一幅「梯航萬國」的輝煌長卷,在中國航海史和外交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泉州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和繁榮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沿線國家和地區。如今,這里仍保存著眾多的、足以體現那個輝煌時代的航海與通商史跡。
 
  千年古港留下燦爛遺產
 
  泉州在唐代能成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不僅僅是海岸線長,天然良港資源優越,還有深層次的原因中原文化、古越族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長期互動、融合,形成一種獨特的泉州文化,這種多元文化賦予泉州人吃苦耐勞、敢拼會贏的個性和海納百川的氣度,創造出了一段世界海上交通史的奇跡。據學者研究,泉州是10-14世紀中國海洋經濟繁榮的代表,是中國主要的沿海貿易中心,以及中外交通的中心樞紐。擁有1500多年對外開放歷史的泉州港,歷史上曾以「四灣十六港」聞名於世。宋元時期,泉州(刺桐)港因「海上絲綢之路」而成為「東方第一大港」。泉州至今擁有「海上絲綢之路」豐富多彩的文化遺存,如聖墓、清净寺、九日山祈風石刻、航標塔、700年宋代古船等文化遺存,展示著獨特的文化魅力。至今在泉州,仍擁有各級文物保護單位700多處,其中世界級4個、國家級31個。可以說,古代「海絲」的歷史印記,活在了泉州這座歷史文化古城的每一寸肌理之中。
 
  祈風石刻記錄海絲歷史
 
  在泉州市豐州鎮九日山摩崖石刻前,65歲的原九日山文物管理所所長胡家其如數家珍,向記者講述了九日山作為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歷史。九日山這座海拔僅百餘米的小山,因「山中無石不刻字」而與眾不同。僅西峰的半山腰,就有篆、隸、行、楷各種字形、大小各异的石刻。這些石刻如同史書,記錄著泉州作為海絲起點時期的民俗歷史。宋元時期是海絲貿易鼎盛時期,泉州作為當時公認的「東方第一大港」,船舶來往頻繁。遠洋航行須藉助風力,對從泉州港口出航東亞、東南亞的船隻而言,每年9月至11月要乘西北風而去,每年4月至6月要隨東南風歸來。因此,官方會每年兩次舉行祈風儀式,求海神保祐海船一路順風。據胡家其介紹,九日山現存古代摩崖石刻77方,其中宋代石刻61方。這61方石刻中又有10方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記錄了公元1174年至1266年期間11次官辦祈風儀式。這是現存惟一的古代中國政府有關航海事宜舉行國家祭典的真實的石刻文字記錄,成為當時泉州海外貿易繁盛的獨特見證。
 
  「漲海聲中萬國商」勝景可尋
 
  在石獅石湖古碼頭,始建於北宋的六勝塔巍然屹立於泉州灣入海處。這座古樸的千年古塔,是宋元時期東方第一大港(刺桐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座燈塔,也是泉州灣主航道的古航標。石獅市博物館館長李國宏告訴記者:「古代商船遠洋主要依靠風向和洋流,出於安全的考量,船隻會尽量靠岸邊海域行駛。每當遠航歸來的商船見到六勝塔,便表示離泉州港不遠了。」如今,曾經熱鬧繁榮的古港景象已無跡可循,惟有岸邊那座連接順貨碼頭的石橋,見證了「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盛景。而在幾公里外,一座同樣以「石湖」命名的現代港口正在崛起。六勝塔的古樸與石湖港的現代相映成趣,似乎在無聲地訴說著這座港口城市的悠遠歷史與現代傳承。雖然歷史進程中有起有落,但泉州與「海絲」沿線國家和地區雙向通航、貿易從未斷過。泉州港前年已進入億噸大港行列,目前泉州港已開通航線130多條,其中外貿航線30多條,與美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等28個國家和地區開辟國際運輸航線。同時,泉州港正加快碼頭泊位建設,截至2013年底,已建成投產碼頭泊位86個,其中萬噸泊位24個。去年泉州進出口總額達291億美元,其中與海絲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額占52%。
 
  德化陶瓷:海絲重要精神載體
 
  鄭炯鑫說,德化陶瓷不僅從宋代開始出口到國外,這一千年來一直連續不斷,包括明代最突出的德化白瓷出口到歐洲,被稱為「中國白」,為世界各大博物館所珍藏,當時多作為歐洲宮庭貴族使用的奢侈品。因此很多專家認為,德化陶瓷在中國雖然是民窯,卻是世界的官窯。
 
  走進今日的德化,陶瓷業蓬勃發展,傳統瓷雕、西洋工藝瓷、日用瓷等并駕齊驅,品種繁多、琳瑯滿目。在德化「蘊玉瓷莊」展廳,中國陶瓷藝術大師蘇獻忠的陶藝作品風格多樣,從傳統的觀音佛像到后現代藝術,令人耳目一新。「德瓷緣」主人林國華說,今天的德化仍然是中國重要的陶瓷工藝品生產和出口基地,陶瓷產品遠銷19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福建省佳美集團陶瓷文化生活館展廳,記者看到,傳統手工陶瓷制作工藝和現代西洋工藝巧妙結合,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都融入到了一件件精緻的陶瓷藝術品中。佳美集團日用陶瓷部總經理蘇逸侃介紹,福建省佳美集團自1992年成立以來,集團秉承瓷都德化千年陶瓷文化,集精雕細捏藝術之大成,盡各工序終極之巧造,糅合科技與藝術之完美,噴發出陶瓷文化之精華。產品選材精、做工細、造型美、裝飾巧、含義深、白如雪、潤如玉、透如娟,已成為東方藝術之珍品。
 
  去年德化縣陶瓷總產值達150.1億元,其中出口交貨值就高達106億元,對外出口成為陶瓷年總產值數額提升的主要驅動力。
 
  近日,泉州德化縣首次迎來了埃及等11個阿拉伯國家23名官員,他們蒞臨泉州工藝美術學院研修。雙方在商務洽談上開展了進一步的交流。評論人士認為,此舉有助於促進泉州跟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升級。
 
  中國的民窯世界的官窯
 
  作為古代「海絲」的重要物質載體,陶瓷產業發展在泉州由來已久。據學者研究,10-14世紀德化縣窯址遍布,迄今已發現外銷窯址185處,其密度居全國前列。這也應證了古老的「海上
[责任编辑:邓煜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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