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从今年3月20日至5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已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188件，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同时，立案查处相关职务犯罪案件30件40人。

　　一次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况的专项检察活动，两个月就发现如此多的问题，不免让人吃惊。公众无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披露详情，哪些罪犯在清查中被重新收监，尤其是报道中提到的18个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哪些人利用手中权力，为违法的减刑、假释等行为大开方便之门?这些都应有明晰的答案。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各地汇总的数据大致展示了专项检察活动的成果。但由于没有去年或更长时段的同类数据作为比对，要得出“提钱出狱”已被有效遏制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而从各省的做法来看，标准的不一、方式方法的迥然有别等等，恐将成为妨碍这次专项检察活动取得更大成效的拦路虎。

　　比如在应对“提钱出狱”比例相对较高的保外就医上，河北检察机关的做法是，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比较集中的市，统一由检察机关直接组织重新体检，采用事前不告知体检地点、检查时编号代替姓名。“对所有复查结果，均由检察技术部门法医研究分析，拿出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意见。”这个办法动静虽大，花费的司法资源也多，但从程序设计上看，应是发现假“保外”的有效手段。遗憾的是，媒体并未披露河北检察机关采取此举措发现了多少职务犯罪线索，有多少违法“保外”得到了纠正。这不利于公众监督，也不利于有效举措的全国推广。

　　而山东检察机关的做法则是，发挥556个派驻乡镇检察室熟悉社区情况的特点，做到与社区服刑人员逐人见面，了解改造表现、疾病治疗现状等，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这一举措即便有效，也无法全国推广，因为乡镇检察室并非各地检察机关的标配，而是只有山东、海南等地的检察机关才有的特殊设置。绝大多数缺乏乡镇和社区“触角”的检察院，如何与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进行接触，并实时实地对其治疗现状进行调查和监管，堪称难题。

　　除了措施不一，监督成效可能存在一定差距之外，标准的不一更是令人担忧。比如湖南省检察院是联合省监狱管理局，邀请湘雅医院心血管、内分泌权威专家就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三种疾病”罪犯的疾病鉴定工作开展了专题讨论，形成了湖南省“三种疾病”短期内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诊断标准，为“三类罪犯”保外就医及收监工作提供了参考性依据。那么其他检察机关呢?有没有进行同样细致的标准界定工作?如果没有，专项检察又是如何开展的?

　　为避免因各地重视程度不同、采取的举措不同、监督的对象不同而导致刑罚执行监督成效各异，推动保外就医标准的具体化，已是当务之急。

　　王刚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