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目錄學家沈津，和書打了大半輩子的交道，索性以「書叢老蠹魚」自稱幾十年來，他的工作場所都是圖書館，從上海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再到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現今繼續「奉獻餘熱」的落腳地是中山大學圖書館;走出書齋，他與外界的結識、交往，也多是以書為緣，從顧廷龍、饒宗頤到楊振寧、杜維明;放下書，拿起筆，寫的依然是和書有關的事。早前，沈津應深圳圖書館之邀舉辦了題為《中華古籍的魅力》之講座，并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談他這一生的書緣、書事與書趣。香港商報記者杜潔菡

　　稀世之珍更應

　　化身千百以流傳

　　沈津在深圳圖書館作《中華古籍的魅力》講座時，談了許多有趣的「書事」，如現存古籍中甚少有注明或保留書價的，若能多一些這方面的第一手資料，便可同各類史料記載的物價作對比，進行有趣的歷史專題研究;又如，曾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庫里看到過一部明代的「騙子書」，記載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丟包騙、換銀騙、買學騙、煉丹篇、引嫖騙等騙術，讀來不禁拍案叫絕……對於幾乎一輩子都沒有機會接觸古籍的人來說，這些故事的獵奇性多於學術價值，然而，歷史學家們卻可從中獲得大量有用的信息，而沈津，就是那個整理、傳遞信息的人。數十年來，他穿梭於世界各地，遍訪海內外各大中文古籍收藏機構，翻閱過不下兩萬冊珍貴古籍。在美國國會館善本書庫角落里，他曾看到過一堆無人問津的宣傳天父天王「革命」主張的太平天國刻本;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又發現了23種同樣的書，而這種刻本在中國內地最多只有8種……這些發現成了他后來筆耕不綴的動力。他告訴記者：「當時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和我們在一起時談到『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我們都認為，這些藏書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雖然流落到美東地區，但只是收藏地不同。對於在海外圖書館工作的中國人來說，我們很願意將這些中國傳統的東西用另外一種方式回歸中國大陸，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比如，將收藏在美國的一些難得的珍本影印出來，這就是一種回歸。另一種回歸是通過善本書誌這種方式，通過我們揭示的內容，讓人們知道，海外圖書館還有這樣一些珍貴文獻，至少可以提供很多信息給那些學者，以便更好地利用。」

　　甘為學術研究「做嫁衣」

　　在哈佛的18年，沈津除了按照校方的聘任要求完成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誌》﹝宋元明部分﹞，還帶領四位訪問學者一起完成了清代部分，一一記錄善本書庫內古籍的書名、卷數、行款、板框、題名、序跋，以及作者簡歷、各卷內容、撰著緣由及版本依據、全書特點，甚至諱字、刻工、寫工、繪工、印工、出版者、其他館藏、收藏鈐記等記錄，供研究者參考利用。此外，他還從浩瀚書海中精心挑選出67種「中國內地、台北和日本都沒有的，且具有學術價值」的珍稀善本，自發編輯成《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匯刊》，整整33大冊，目的同樣是為了「化身千百」。镕暇時間里，則是化名「書叢老蠹魚」每周寫一篇專業性極強的博客，介紹版本目錄知識，兼憶敘一些以書結緣的故人和往事。讓人吃驚的是，這些工作大多都沒有稿費。《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誌》在中國出版后，沈津覺得自己只是拿哈佛的薪水做了分內事，所以只向出版社要了一套毛邊書作為紀念;博客也是隨心而寫，直到出版社主動找上門去表示願意出版，才意外地拿到稿費。他說：「過去出版的書，我從沒拿過稿費，像《書城挹翠錄》、《翁方綱年譜》、《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顧廷龍年譜》、《顧廷龍書題留影》等，只要給我印出來，我就很感謝了，不要一分稿費，送我幾十本樣本就行了。至於出版社賠和賺，跟我沒關系，我也不打聽。」再細問一層，這般風度原是得自師承。他說：「我的老師顧廷龍、潘景鄭先生，也曾做過很多基礎性的目錄工作，編撰了《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所藏科學技術史料目錄》、《司馬遷著作及其研究資料書目》、《中國叢書綜錄》等，他們從一個圖書館學者的角度去做這件事，其中心思想是為讀者查閱資料、利用資料提供方便，這就是老一輩圖書館學者的自我定位。對於我們做圖書館研究的人來說，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看，把他們的優點吸取過來，做出新的成績來。」

　　「學問」就是多學多問

　　不論是公立圖書館的古籍整理工作，還是古籍拍賣市場，「版本目錄學家」都是極為稀缺的專才。因此，在采訪沈津之前，記者最想問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培養一名版本目錄學家」。可一看他的簡歷，頓覺沒有可复制性：他1966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隨后入職上海圖書館，師從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其中，顧廷龍是古典文獻學、版本學和目錄學研究領域的國寶級大師，潘景鄭是章太炎、吳梅的學生，瞿鳳起是清代四大藏書家之一「鐵琴銅劍樓」的后人，三位皆是圖書館學界中響當當的版本目錄學大家;1992年后往美國僑居18載，任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飽覽世界漢籍藏書精華。幾人能有如此造化!直到采訪時聽沈津本人娓娓道來，才漸漸覺得，因緣際會之外，他的成才過程也還是有頗多可借鑒之處。其一，沈津能進入上海圖書館隨名師研習版本目錄之學，得益於上海市在20世紀60年代推行的一項「接班人培養計劃」，當時的主政者擔憂老一代戲曲界、圖書館界、博物館界名家的學問和技藝后繼無人，於是著意挑選年輕人貼身學習，以作接班人。這種未雨綢繆的育才計劃，今日更應在各傳統行業廣推。其二，嚴格的訓練方式。沈津告訴記者，早年上圖編撰《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時，他的工作就是根據卡片上登記的信息到書庫里把書找出來，然后潘、瞿兩位先生再根據書來校對、修正卡片。「他們校對后的卡片我幾乎全部也核對了一道。顧先生說，學和問是兩個概念，不僅要學，還要會問，千萬不要自以為是。他讓我一定要好好留意，哪些地方改過了?為什麼要這樣改?凡我看不懂的，一定要請教兩位先生。於是邊學邊問邊實踐，漸漸掌握了每個時期的刻本有哪些不同的特點，字形、紙張有何不同等經驗。功夫都不難，只是需要多實踐。」沈津告訴記者，上海圖書館14000種善本他基本翻了一遍，做了無數筆記，由此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功。顧廷龍培養他的另一項基本功，就是臨帖習字。沈津說：「老師要求我每天臨池一小時，寫大楷、小楷，所以我早年臨過多種碑和帖，臨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褚遂良、歐陽詢。為什麼要練字呢?因為這對抄本、稿本、校本等不同版本的鑒定太重要了。習字，一是感受自己寫和臨摹的區別，自己寫的字通常是一氣呵成，臨摹的字則是不靈活、死板的，字寫得多了，一眼就能看出區別;二是要看熟各個重要學者、藏書家等人的字，比如翁方綱的字，黃丕烈的字，看熟了他的用筆，來一個假的，總是有破綻，一下就辨別出來了。關鍵是多看，多比對，真的假的都要看，還要不斷去總結，才能積累出經驗，同樣沒有速成的辦法。」技藝之外，大師們專注、嚴謹的治學風範亦使沈津獲益匪淺。他初入行時，先是頗迷戀過一段時間的乒乓球，后又一度沉迷小說，每次都被顧先生「曉以利害」再「拉回正軌」，坐穩治學的冷板凳。再后來，略有一些學習心得時又想「寫些小文章」，顧先生說「文章千古事，你還不到發表意見的時候」，於是只好繼續苦讀，直到幾十年后才在哈佛寫下等身著作，果然厚積薄發，一出手就不同凡響。而且，他的每一本著作寫的都是書事，連書名也幾乎都帶一個「書」字，如《書城挹翠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誌》、《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書韻悠悠一脈香》、《老蠹魚讀書隨筆》和《書叢老蠹魚》等。在今天浮躁的社會風氣中回望過去，老一輩學人身上那份專注、嚴謹的治學精神和傾囊而出教誨弟子的坦誠，總是格外打動人心。人們常追問為何這個時代少有大師而太多「磚家」，答案其實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