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這段厚重的歷史，福建是一個不容忽略的省份。遠至唐朝中葉，當戰爭失利與叛亂導致陸上絲綢之路無以為繼，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開始向東南沿海轉移。與此同時，波斯人主導的中古全球化把航線推到中國東南沿海。風云際會，「福建」由此登上世界海洋文明的舞台。在這條興起於唐、興盛於宋元、衰落於明清的海上絲綢之路上，居於東南一隅、毗鄰太平洋的福建一直承擔着開路先鋒的角色。今天我們回顧波瀾壯闊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對於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着極大的啟發和現實意義。
古代「海絲」重要起點
據學者考察，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福建省地處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台灣海峽西岸，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發祥地。
福建的泉州港、福州港和漳州港在不同時期對「海絲」發揮了重要作用。
據福州师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心希介紹，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歷代有所變遷，福建泉州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為徐聞古港，從公元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取代徐聞、合浦成為「海絲」主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超越廣州，與埃及亞歷山大港並稱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戰亂影響，泉州港逐漸衰落，漳州月港興起。
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位於福建省泉州市，顯示出福建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地位。而在2012年，中國國家文物局遴選了9個較有影響力的城市組團「申遺」，在組團的（廣州、泉州、寧波、揚州、蓬萊、北海、漳州、福州、南京）9個城市中，福建省更是獨佔三席：福州、泉州與漳州。正如福建省海洋文化中心主任、全國海洋意識教育基地主任蘇文菁教授所言，這意味着：福建省在海洋文化遺產方面、在新世紀「重走海上絲綢之路」方面具有獨到的歷史資源與現實意義。
蘇文菁指出，福建有幾千年海洋文化發展歷程，且在發展中海洋文化一直經久不息，沒有間斷。從曇石山時期海洋文化的起源，到宋元時期泉州港成為國內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海上絲綢之路幾千年來一直和福建的發展緊密相連。海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了福建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進步，福建也對海上絲綢之路綿延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福建盛產的陶瓷、漆器等產品在海外眾多國家、地區，包括東南亞、日本，甚至非洲都有發現；在航海方面，福船是航海最重要的一種交通工具。可以說，福建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閩省「海絲」 歷史豐厚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緣於唐中葉，由於怛羅斯戰役的失利（751）與安史之亂（755）使得陸上絲綢之路無以為續，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開始向東南沿海轉移。與此同時，大食（波斯）人主導的中古全球化把航線推到中國東南沿海。「福建」開始進入國際文化視野。
由唐代，福建逐漸形成了沿海經濟文化带，並初步出現了以三個主要河流入海口為中心的繁榮區：閩江入海口區域、木蘭溪入海口區域和晉江入海口區域。這對於強化自古以來的閩地經濟文化區域性特色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福建為中心的中國東南沿海成為構建中古世界海洋經貿交通與文化交往的重要樞紐。
宋代提倡「開洋裕國」。這是價值觀構建、經濟重心轉移的過程，更是培育新社會階層－－海商群體的過程。「閩商」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走向歷史的前台。
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在泉州設置福建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吸引海外商人前來貿易。其中，阿拉伯的蒲壽庚是典型例子。《宋史》記載，福建本土商人不僅在東亞海域上與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共同編織亞洲通過海洋形成貿易網絡，同時還承擔着宋朝中央政府與周邊朝貢國家的使者工作。
閩北的建陽麻紗刻書通過沿海口岸成為海外貿易商品；指南針是在這個時期通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在全國的經濟格局里，福建的經濟模式已經凸顯。蘇軾在《論高麗進奉狀》總結說「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
到了元代，蒙古人的國家政策在兩個方面強化了閩商作為海商族群的特色：大量外籍商人本土化與對國內北方市場的開辟。
外籍商人的本土化，首先是將宋代以來閩商的國際貿易網絡進一步擴展與強化；其次，他們的多元化背景加強了閩商的開放性，為閩商在此后的國際化貿易中的作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元代泉州升為世界第一大港。在國際上打破了阿拉伯人作為中國與歐洲貿易的中介。《馬可波羅游記》等勾起歐洲人對富裕東方的無限暇想。福建德化的精美白瓷，成為歐洲宮廷貴族享用的奢侈品。
閩商的文化、造船技術、海外商業網絡早就為鄭和下西洋准備了包括海外的路線與人脈在內的文化、物質支持。因緣際會，促成了鄭和七下西洋之偉業。
明朝的海禁，卻從側面上促成了漳州月港的異軍突起。漳州克拉克陶瓷大量運送到海外，成為王宮貴族專享的貢品。
蔡易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