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改革中遭遇到的问题，不仅大城市不愿意无能力接纳过多外地户籍人士，一些农村户籍的人士也不愿意成为市民。

　　搜狐连线综合《中国经济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报道，北京等城市郊区农民并不愿意成为市民，农民比市民有优势，大城市福利居民与农民已经均等化，而农民凭借手中的承包地、宅基地，还拥有不菲的土地溢价，一些农民每年还可以得到村里集体土地出租后的租金红利。

　　不愿意成为市民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当地经济发展、土地溢价明显的地区，典型的如东部沿海的城市群，无论是嘉兴还是佛山，长三角、珠三角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民，对户口不敏感，甚至有的公务员还试图集体作弊转成农业户口。

　　市场经济发展，市民农民福利区别不大，随着城区的扩大，城市土地溢价提前以征地安置费等形式，转移到被征地的农民手上。去年2月28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开幕的“中国改革（温州）论坛”上，土地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部长刘守英表示，“由于政府主导城镇化，靠征地、融资搞城市建设，城市化的成本越来越高。粗略计算，2007年到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征地和拆迁的比重已经达到41%。这说明，靠征地来推进城镇化的成本非常高。”以41%计，2011年高达3.15万亿的土地出让金，征地与拆迁成本1.29万亿。

　　曾经有个出租车司机教导我说，穷人翻身靠拆迁，农民翻身靠征地，这位出租车司机可以当哲学家。虽然拆迁征地过程中血泪斑斑，但仍然是大部分农民土地大幅溢价的过程。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近郊的农民，在城市扩围后，大多数把承包地交给外来租户，在宅基地上修些小高楼出租给打工者，与打工者相比，这些人绝不是社会底层人士，而是食租阶层。

　　根据搜狐连线综合数据，目前大城市郊区农民，在买房、大病保险、新农合、养老保险、生育等方面还拥有优势。8月18日，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周三表示，土地流转政策是中央已定政策，土地流转抵押贷款政策也已下达，目前各地主要处于确权阶段。各地确权后，农地可以流转、可以抵押贷款，农民的金融财产屏障被突破。一线城市与二线省会城市，事实上已无农民市民之别，实际上，城市中的低收入阶层比当地农民保障更低。

　　另一类不愿成为市民的是老一代打工者。根据公开数据， 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69亿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约1.3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据调查，占总量一半左右的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前生）1.4亿人不一定都愿意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口。另外据21报道，一些80后以及此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愿意。愿意留在城市的大多是在农村从未干过农活，以及从小在城市生活，已经融入城市的人。这方面1990年左右出生，或者以后出生的人，希望获得城市户籍的意愿比较大。

　　这些农民朋友打工养活家人，支出最大部分是孩子教育，在老家造房子，他们养老所系是在老家的地，和耗几年心力造成的房子，这里有熟悉的环境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万一财务出现状况后，还有最后的土地保障。

　　愿意成为居民的是新一代打工者，他们没有下过一天地，插过一次秧，所有的成长记忆都在父辈打工所在的城市，笔者看到社会学调研照片，在上海、广州等地的年轻打工者，说着上海话和广州话，染头、穿小脚裤，在城市中心的老公房里租房，最大的愿望是在所在的城市扎根，而不是回到老家。老家越分越小的土地容不下他们，他们也容不下老家。

　　城镇化过程中，成本最低的户口改革办法是让发达地区的农民、市民一步到位，两种身份统一为居民，农民手上的宅基地、承包地，允许交易留转。此时土地的性质发生改变，不再是最低生活保障的替代品，而是居民的资产。今年5月1日，《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实施，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属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上海市户籍城乡居民可参加。新农保基金和城居保基金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上海市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上海城乡差距消失，郊区家庭农场、高科技农业取代了以往的农户承包模式。新生儿统一登记为居民，农业户口成为历史名词。

　　愿意留在城市的新一代农民工朋友，只要有工作有固定居所，照章纳税，且所处城市属于10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可以自由落户，同时，以一家的价格转让老家土地，作为在新城市扎根的原始资金。

　　现在真正底层的是经济欠发达城市的无业人员，以及偏远贫困地区、土地没有溢价的贫困农民。当然，这与农村、市民的户籍改革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