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河

 

　　九月之初，刘云山同志坐镇太原，一言“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指出了这个资源大省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实质。其实这并非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使用“政治生态”的概念——两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就首先提出，“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近时以来，“政治生态”成为公众议论的热词，而九月以来曝出的两条“官闻”，则更成为人们由小及大、由表及里谈论“政治生态”的“标本”。

 

　　一是安徽省高院近日认定原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收受他人财物1900万元，以受贿罪处以无期徒刑。毋保良的贿金，几乎全部来自于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中的“人情来往”。有多少人给毋书记送过礼呢？我们只知道毋保良获刑的同时，萧县被免职的“送礼官员”便达80人之多，包括了四套班子成员和10多名局长，而全县23个乡镇中，因此被摘掉乌纱帽的党政一把手就有20个！

 

　　二是广东茂名有个年轻的大学生镇长，“努力工作卓有成效”，但因不懂“行情”，所以得不到提拔。大学生镇官终于醒悟，为了升迁镇党委书记，他抵押家产贷款5万元，又东拼西凑了20万元来“买官”，果然很快被提拔……

 

　　这两条“官闻”，“麻雀”虽小，但颇寓深意。一个好的从政环境，可以使坏人不敢造次，而一个“病态”的政治生态，却可以使好人寸步难行，更可以将不少人“逼良为娼”，走上同流合污的“快车道”。比如这个大学生镇官，本来是个好人，但是工作再“卓有成效”，你不捧上真金白银，又有谁来搭理你呢？在茂名官场，买官卖官早已成风，市辖6个县（区）一二把手无一幸免，窝案涉及党政部门150个，至少159名官员行贿买官，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洁身自好的大学生镇官无路可走，只好湿鞋“下水”。至于毋保良，原来也是有为之官，却因为“不合群”、不懂得“来事”，不参与“那一套”而备受官场冷落。毋保良调任萧县后，“吸取教训”，在吃喝送请和“一团和气”中“努力与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在萧县官场盛行的“送礼风”中笑纳礼贿——被抓后的毋保良抱怨，萧县送礼真厉害，每逢年节，各级官员就以汇报工作名义排队送礼，似乎“挡也挡不住”啊！难怪毋案出来后，有的媒体问，一个贪官与80名“送礼”的属下，究竟是谁带坏了谁？这其实提出了一个“政治生态”的莫大问题。

 

　　“政治生态”真是个“大问题”！“病态”的“政治生态”，一是具有所谓“普遍性”。在某些官场，“圈子”和“山头”林立，“老板”与“家臣”抱团，买官卖官成风，谁也不能例外，受贿送礼成为“常态”，大家莫不如此，形成一种席卷的“官场文化”，结成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几乎无人可以幸免。二是更具有某种“强制性”。歪风邪气变为“规则”，形成“风气”，你不成为“同道”，就被视为“异类”，以至寸步难行；你若要“抗拒”，那更是不见容于众，以至遭遇“逆淘汰”，“枪打出头鸟”，遭受排挤和打击。大学生镇官贷款买官是“不得不”，而萧县的“送礼官员”，其中不少是“随大流”，别人送，我不送，“那是混不下去的呀”！当然还有它的“顽固性”，既有几千年封建官僚文化留下的“官场痼疾”，又有长期以来累积的体制弊端，决不可轻视小看之。

 

　　治愈某些官场“政治生态”的“病态”，要从当下治起——我们不能因为积重难返，就“慢慢来，不着急”，也不能因为它属于一种顽固的“官场文化”，就不知从何下手。治疗“生态病”，要从刮骨剔毒始，这就是要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新常态。只有出狠手，才能使“盘根错节，一朝倾覆”，也只有严厉打击，才能使官员“不敢贪”，而这正是被王岐山同志称为“不能贪、不想贪”必经的第一步。反腐纠风“见好就收”论、“适可而止”说以及“鸣金收兵”的预期，都是不符合反腐败斗争的规律，也是对“从治标转向治本”的片面误读。

 

　　当然，治疗“病态”，根本还在于改革。“政治生态问题不少”的山西，突出的问题是官商勾结、上下串联，才使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呈现“网状牵连”，这背后本身就有一个体制问题。正如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到任那天所言，“特别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才能“根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和条件”，从根子上治愈“问题不少”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