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創始人兼CEO馬克 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最近出現在了北京。會見清華大學校長，在清華經濟管理學院用中文全程演講，參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全體會議，還以該委員會外籍委員身份與凱雷集團董事長魯賓斯坦、AIG創始人莫裏斯 格林伯格和蘋果CEO 庫克等人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閣與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名譽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會見。在中國這么密集和“高調”的亮相，對紮克伯格與Facebook應該是第一次了。

　　一直以來，“Facebook進入中國”的蛛絲馬跡都會被刻意放大和解讀，而紮克伯格本人的“中國情結”也是人們願意討論的話題。這裏PingWest和我本人給大家提供一點嚴肅的八卦，講一點有關紮克伯格、Facebook與中國之間，從未被公開披露或很少被講得很清楚的一些八卦和事實。這些八卦和事實，對於大家了解Facebook、了解跨國科技公司與中國的互動方式，了解紮克伯格這個人，以及中國互聯網政策的大環境，都有點用處。

　　第一，誰是紮克伯格和Facebook的真正“中國啟蒙者”?

　　中國媒體最愛提及Facebook創始人兼CEO馬克 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中國情結”，這一點基本屬實。在矽穀，明星科技公司的創始人與核心決策者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市場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有強烈的好奇心和興趣的;情感上無所謂，但為了業務擴張會認真對待的;以及充滿疑慮、負面看法和態度始終謹慎的。很不幸，Google屬於第三種，我們大部分見到的科技公司屬於第二種，而Facebook和其它的一些公司屬於第一種。而那些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市場有強烈興趣的矽穀科技公司和創始人通常又至少具備兩個因素中的一個：1)本身是第一代移民;2)自身家族或妻子、女友家族中有華人血統。關於矽穀科技公司創始人的女友、妻子或母親身上的華人血統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創始人本身的立場和興趣，我將來會有文章單獨八卦，在此不作細表。

　　顯然，紮克伯格的妻子普萊西亞 陳(Priscilla Chan)是華裔，因此總有中國人不拿自己當外人地說紮克伯格是“中國女婿”。事實上，普萊西亞 陳本身基本上就是一個美國人，生於波士頓，父母一代自香港移民，祖父母一代自中國江蘇徐州移民香港，很難說有什么真正的“中國血統”，也基本上不太會說中文。但紮克伯格對中國的興趣甚至學習中文，確實與此有一定關系——基礎打得好。但在“進入中國”這件事上，紮克伯格確實很早就在考慮了——在他確定Facebook的願景是“連接世界上所有人”的那一天。

　　在Facebook公司內部，引導紮克伯格將“中國情結”轉化為“中國實踐”的一個關鍵人物是Chris Pan，一個華裔美國人。Pan有哈佛大學商學院的MBA學位，能講聽說讀寫流利的中文，曾在中國工作過，2007年加入Facebook，曾負責產品、廣告商關系和用戶增長。直至2012年離職前，他一直都是Facebook內部直接負責協助紮克伯格制定“可能的”中國戰略的人：包括不同的方式、合作夥伴的選擇、與有關部門的接洽等。Pan還是紮克伯格每周中文學習的督導者，負責幫紮克伯格找中文教師，以及在公司內部用中文與紮克伯格談論涉及中國的業務等。相信很多2011年之前與Facebook打過交道的中國遊戲開發者、創業者和互聯網公司高管們，都會對Chris Pan的靈活與變通的個性有深刻的印象。

　　第二，相比其它矽穀新銳科技公司，Facebook內部“中國人”更強勢

　　我們不提思科和惠普這樣的老牌公司，在1990年代後期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新銳互聯網科技公司中，Facebook內部的“中國人”(主要是軟件工程師)陣容，中國工程師之間的互相支持與幫助，出生於中國大陸的中國籍工程師做到中層管理者的概率，以及他們升職後積極提攜其他中國大陸背景的工程師的氛圍，是最強烈的。先不提高管，至少在中層的總監級別技術管理者當中，在Google還找不到什么出生在中國大陸背景的員工的身影，印度籍和印度裔背景相對較多，而他們也相應提升了更多印度背景的工程師擔任經理或項目負責人等關鍵的崗位。在Facebook總部，中國大陸背景的工程師團隊似乎更活躍更主動，也擔負了公司內部更重要的職責。除了國內比較熟悉的Facebook第二位中國籍工程師、曾經帶領支付與反欺詐技術團隊，現在國內做天使投資的王淮(Harry Wang)之外，現在Facebook總部至少有兩位以上出生在中國大陸的員工擔任了總監級別以上的職務，其中比較有名的有魏小亮(David Wei)，現任Facebook工程總監。

　　而這些中國大陸背景的員工被提升至總監一級的重要職位後，比起他們的“前輩”，他們也似乎更願意接受在符合公司規定的前提下，提升更多同樣來自中國大陸的工程師擔任工程經理、重要項目負責人和技術負責人的職務。現在，在廣告平台、用戶增長、iOS移動端和Android移動端等不同的小組，都有中國大陸背景的工程師擔任不同項目的負責人。“中國人”的脈絡，已經開始形成了一種現象。在我看，這件事沒什么不好的。一方面，它符合Facebook的規定和要求，被提拔者通常已經證明了自己在技術或某一方面被認可的能力，而且團隊中並非不能容納來自其它文化背景和國籍的同事;另一方面，他確實賦予了中國工程師更多的機會，也鼓勵人們更能承擔責任和接受過去未曾接受過的挑戰——比如在公司和行業大會上公開的英文演講、接受媒體的訪問、在公司官方博客上撰寫文章，與公司高層管理者一對一討論產品等。此外，正是因為這股“自上而下”的中國勢力的起步，Facebook現在越來越“激進”地每年直接來中國的頂級高校“校招”工程師，獲聘者可以直接到美國總部工作。這次紮克伯格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對話中說：Facebook已經直接從中國的高校中招聘了20名學生，2015年還要招得更多，底氣也在這裏。

　　這些從中國頂級高校招聘的聰明的小孩在加入Facebook之後，不用太擔心語言和文化隔閡問題，因為一開始確保有值得信賴的中國人做他們的“師傅”(mentor)。這樣一套完整的機制，即使到現在也不是任何一家矽穀科技公司都能做到的——盡管它們中很多的中國背景工程師已占到了總數的30%。

　　第三，Facebook第一次進入中國的准備，並不是傳說中的2010年末紮克伯格訪華，而是在2008年。那時他們已經有了一個中文名：“飛書”

　　此前有人提及，Facebook第一次思考如何進入市場，是在2010年，標志性事件是紮克伯格2010年聖誕前後訪華，拜會了中國移動、阿裏巴巴、百度和新浪等公司，探討“進入中國”和在中國尋找合作夥伴的可能性。但事實上，根據我的了解，Facebook比這更早就有了進入中國的方案，可以直接回溯到2008年。

　　Facebook在2008年底，已經形成了一套進入中國的基本方案，甚至已經起好了中文名：飛書(不是現在大家經常叫的“臉書”)。大致的方案與當時Google在中國的做法沒什么不同。用戶可以連接整個Facebook社交網絡，但在中國大陸(或簡體中文頁面)的訪問，其內容呈現需要接受本地法律法規要求下的審查與過濾。這也是Facebook官方能接受的方案。當時的整體環境比較“樂觀”——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召開前後的氛圍似乎更“包容”，而2008年也是Google在中國表現最好的一年——曾被工信部表揚、搜索市場份額明顯提升，在有關部門打擊“非法廣告”的問題上，Google也配合得更好，讓當時的百度很被動難堪。在2008年底之前，似乎是Facebook進入中國最好的，而且“差不多准備好了”的時機。

　　第四，從2009年到現在，有關“Facebook進入中國”的方案曾經考慮過哪些?

　　但2009年中，形勢發生了180度轉彎。先是Google中國的所謂“涉黃”，繼而新疆發生了恐怖暴力事件——這一事件直接導致Facebook和Twitter等全球社交網絡媒體在中國大陸無法訪問。此後互聯網環境與監管日益緊張嚴厲。於是，Facebook不僅沒能在法律意義上順利“進入中國”，反而其全球網站都在中國無法訪問了。於是一切計劃都得推倒重來。

　　2010年初，發生了所謂“Google退出中國”事件，進而以Google將在中國大陸的服務器遷移至香港，從而規避中國互聯網監管部門監管暫告段落。這一事件直接影響了監管機構對海外互聯網公司進入中國的考量和態度。在這種情況下，Facebook在2008年提出的類似Google的方案根本不可行。

　　於是，在2010-2011年間，Facebook考慮過一種方案，就是類似“Facebook Connect”的方案——中國本土的互聯網公司提供前台的服務，但背後的賬號系統甚至登錄系統用Facebook——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用戶可以用自己的Facebook賬號登錄中國互聯網公司提供的本地產品及服務——就像現在你可以用Facebook賬號登錄美國本土的大部分互聯網服務一樣。這看上去是一個很“聰明”的解決方案。Facebook規避了直接的監管和限制壓力，服務和前台都是中國公司的，但後台、賬號和連接技術都由Facebook提供。這樣，Facebook可以間接獲得大量的“中國用戶”，而這些用戶在本土網站上的使用習慣、偏好和消費習慣等數據也能被Facebook記錄下來，為廣告等業務提供數據依據。 而Facebook也可以獲得更多與本土公司在廣告和其它層面上合作的機會。

　　但後來不知道因為什么具體原因，這個方案被擱置了。2011-2012年間，Facebook圍繞入華問題又提出過幾個方案，其中有代表性的方案有兩個：一個是與百度合作推出一款產品，由百度新成立的“社交網絡事業部”代為運營，Facebook提供背後的賬號體系。另一個方案是在Facebook的框架內構建一個可供監管的中國大陸的用戶體系——注冊地在中國大陸的Facebook用戶在Facebook上可以瀏覽和查看的信息是被按著中國內地有關監管部門的要求過濾過的，其發布的信息也是受到監管的，而且不能任意地與注冊地在中國大陸地區之外的用戶相“連接”，成為好友。這一方案顯然有悖Facebook“連接世界”的願景，操作性並不高。

　　2012年，Facebook上市，之前5年曾長期負責中國有關事務的Chris Pan離職，加上中國處於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後敏感的最高層權力交接時刻——這一系列原因都導致在那一年Facebook“進入”中國的進展相當緩慢。到了2013年，Facebook對中國有了新的計劃：先做廣告銷售、移動合作夥伴關系和開發者關系，在中國大陸進行人才招聘，與頂級高校展開人才方面的合作，再慢慢探索其它可能性。目前，無論是Facebook與各個省市政府洽談城市廣告的合作、吸引各種遊戲開發者和數據分析合作夥伴，還是這次紮克伯格受聘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並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都是這一系列動作的一部分。當然，你也可以說：Facebook“進入中國”目前做的事，與Google“退出中國”之後在中國做的事，也沒什么區別。

　　第五，Facebook與紮克伯格與中國連接，哪些人是主要的“牽線者”?

　　一直以來，Facebook在不同階段的兩家投資機構對Facebook進入中國發揮了重要的引路、牽線、介紹資源和顧問作用。其一是早期投資Facebook的矽穀投資機構Accel Partners和他的合夥人Jim Breyer。Jim Breyer是矽穀典型的中國互聯網推崇者，是中國最早期的風險投資代表人物熊曉鴿(Hugo Xiong)的好朋友，而也正是在兩個人的推動下，Accel Partners與IDG中國的風險投資基金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拓展一些全球和中國本地的投資資源。此前，無論是紮克伯格2010年底的訪華行程安排，還是後來Facebook與一些國內公司的接觸，再到日後負責中國事務的Facebook全球副總裁Vaughan Smith的數度訪華和Facebook中國事務團隊與中國不同地區的地方政府、潛在廣告主和合作夥伴合作，IDG甚至熊曉鴿本人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次，紮克伯格訪華期間，Jim Breyer也“碰巧”在中國，原因你們自己想。

　　另一家負責幫Facebook與中國牽線的風險投資機構是DST——這家俄羅斯背景的風險投資基金在矽穀寒冬期——2009年完成了對Facebook的第一次投資。而他們也是幫Facebook制定對華策略重要的顧問和建議者。DST和他的創始人Yuri Miller本人都更熟悉中國，與中國的互聯網和VC大佬們都過從甚密，他們在中國也幾乎完成了對大多數上升期的頂級初創科技公司的投資，這使得DST和Yuri Miller本人成為紮克伯格有關中國事務值得信任的人。此前，有關Facebook 通過“Facebook Connect” 為中國互聯網公司提供後台連接能力的建議，就來自DST。這次在清華大學演講，紮克伯格提到他剛剛與小米公司的創始人雷軍吃過飯，而牽線讓雷軍與紮克伯格在2011年認識並逐漸相熟的人，正是Facebook與小米的共同投資者Yuri Miller。

　　當然，到了最近幾年，Facebook那些從中國招聘的、有在中國頂級公司——騰訊、百度和阿裏巴巴等公司有工作經曆的工程師也“間接”地成了Facebook逐漸深入認知中國的信息來源。而近年來逐漸“成長”為Facebook核心管理者的一些中國背景的雇員，也在為Facebook與中國連接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PingWest此前文章提及的，這次紮克伯格到訪清華大學並擔任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其行程就有本科畢業於清華大學的Facebook工程總監魏小亮直接參與。而幾個月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到訪矽穀，也曾經去Facebook會見一些清華背景的資深員工，並通過他們的聯系進一步與Facebook負責中國事務的具體人士會見。

　　第六，Facebook在北京財富中心的800平方米辦公室，是怎么回事?這跟“Facebook進入中國”有什么關系?

　　幾個月前，有媒體爆出Facebook在北京東三環的財富中心租用了800平方米的辦公室。我不能確認這是不是真的，但那段時間，Facebook確實圍繞著中國大陸幹了幾件事：高層和一些中國事務的員工頻頻到訪中國;與一些中國頂級的遊戲開發者和數據分析公司開始接觸;更重要的是，從Google等公司挖了一批負責廣告銷售的專業人才，准備在中國建立廣告銷售團隊;甚至還計劃將一些此前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負責合作夥伴關系和開發者關系的人調到北京來。

　　這些事都是發生在2013年上半年的，但現實狀況後來明顯遭遇了阻礙。如果要在中國大陸本地運營和招聘本地人才，需要建立Facebook在中國大陸的分支機構。而據我從一些渠道所知，有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一直沒有能批准Facebook在華設立分支機構的一些證照和營業資格申請。這些在一般普通中國公民看起來，申請營業執照和相關許可證都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在Facebook身上卻成了難題。這背後的個中緣由我們並不清楚，但這些“困難”在一個中國官方不斷強調互聯網治理與網絡信息國家安全的大背景下，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為此，Facebook把在中國大陸招聘的銷售專才和其它一些工作人員目前都遷移到其在香港的辦公室辦公，而目前在中國大陸公開招聘的職務只有一個：移動合作夥伴關系拓展。該職位要求base在北京，但被標注為“contract”，即通過派遣機構與受雇者簽訂合約，並非Facebook正式員工。

　　至於在中南海紫光閣與眾多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的外籍人士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王岐山對接下來Facebook在中國的進展有什么幫助，再等等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