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Ashley Alder）在香港一個公開場合稱：香港證監會為啓動滬港通所做的監管工作已完成，有待內地監管部門批準，期望不久將來滬港通能夠啓動。其意是，滬港通未能如普遍預期於10月啓動，為內地有關部門所決定。歐達禮固然沒有說內地有關部門是否鑒於香港正面臨「佔中」，卻容易給人以這方面聯想。

 

　　事件顯示政制規範化

 

　　相比較，10月27日，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回應媒體問題時， 雖然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滬港通推遲同「佔中」有關，卻強調香港與內地有關部門尚未解決滬港通所涉及的資本利得稅問題，不免給人以一種印象：事件似乎同「佔中」無明顯關聯。我理解香港證券市場兩位居於不同崗位的領袖人物的苦心。無論怎樣含蓄或者刻意掩飾，事實是：滬港通推遲同香港政局急速演變相關。

 

　　今年以來，中央先是改變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地點，繼則推遲滬港通啓動；加之，最近撤銷一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等等，反映中央處理香港問題正在做全面的範式（paradigms）轉變。這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由經濟講「一國」，政治仍強調「兩制」差異，向認同和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轉變——應有之義。

 

　　「一國兩制」是中央處理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需要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來貫徹落實。2003年七一遊行緊隨著《內地與香港關於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簽署，標誌著「一國兩制」由之前只講「兩制」忽略「一國」開始，向經濟講「一國」，政治仍強調「兩制」差異轉變。相應地，中央推出一系列關於香港問題的具體政策措施。10年來，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形成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然而，最近3年，反對派及其後臺老闆鑒於兩地經濟融合會推動兩地政治協調，不利於他們推行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制度的計劃，於是，竭力利用兩地經濟融合進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局部和暫時問題，煽動一部分香港居民，掀起一股接一股攻擊內地同胞的風潮。同時，他們以「準顏色革命」扼殺國民教育，以「佔中」威逼中央接受所謂「真普選」。

 

　　香港政治局勢急速而深刻演變，要求處理香港問題的具體政策措施不只是逐項審視、相應調整，而是必須從整體把握上作相應改變。香港社會也許太過沉浸於政制問題，也許太過陶醉於昔日風光，總之，既不能正確對待香港政局演變，也不能趕上中央處理香港問題的範式轉變。

 

　　愛國愛港陣營需範式調整

 

　　首先，中央仍然關愛和珍視香港。否則，中央主要領導人不可能將其十分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以同香港的人口和經濟總量佔全國的總人口和經濟總量的比重頗不相稱的相當一部分用來處理香港問題。

 

　　其次，中央在實踐中總結寶貴經驗，由過去比較偏重香港工商界上層、比較偏重傳統的香港精英，調整為既繼續發揮香港工商界上層和傳統香港精英作用，又全面發揮香港社會其他各界作用。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在法律上已為《基本法》所體現，在實踐上，則需要繼續打造客觀條件。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特區政府的領導地位，是國家憲法和特區基本法賦予的；在具體實施上，需要一系列具體制度，形成強有力的運作機制，毋須諱言，尚有很多工作要做。「一國」成為「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需要一個強大的愛國愛港政治陣營，團結大多數乃至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如此廣泛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需要貫徹「既團結，亦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在這樣的意義上，最近撤銷一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資格，標誌著愛國愛港陣營工作範式適當調整。

 

　　回到本文開首。滬港通推遲意味著中央處理香港金融問題的範式適當調整，多年來，香港金融界既有靠國家金融改革開放「吃飯」的想法也仍有國家金融改革開放不得不靠香港的自信。兩種觀點分別看都成立，問題在於綜合地看。在這方面，10月29日香港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一番不無「警世」意味的講話，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