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迪絲·撒貝緹和斯蒂芬·蓋爾在麻塞諸塞州劍橋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的Broad研究所的基因組學平臺。他們一直在對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組進行測序並追蹤其變異。PHOTOGRAPH BY DAN WINTERS
利比亞的首都蒙羅維亞，一位救援人員搬動一位死去婦女的屍體。PHOTOGRAPH BY KIERAN KESNER / REX FEATURES VIA AP
原標題：埃博拉戰爭|《紐約客》深度報導最危險的疫情如何爆發
在這場戰爭中，人這個物種擁有的某些優勢，以及造就這些優勢的東西，是埃博拉病毒沒有的。如果埃博拉病毒會變異，我們也能變，而且可能比埃博拉更快。
文|RICHARD PRESTON 譯|李宏宇
這是自20世紀八十年代早期愛滋病毒出現以來，新的傳染病最危險的疫情爆發。這次爆發似乎是從2013年12月6日開始的。在西非的幾內亞，名叫Meliandou的村子，一個2歲男孩在腹瀉和發燒後死去。我們現在知道，他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該病毒是一種寄生生物，通常存活在赤道非洲生態系統內尚未明確的物種體內。該物種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是一種果蝠，或是果蝠身上的小動物——也許是種吸血昆蟲，蜱或者蟎。
這次之前，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中部和東部引起過幾次小規模的惡性爆發。醫務工作者迅速地控制了疫情，於是醫學界和科學界相信埃博拉病毒沒有太大威脅。 該病毒只通過血液和體液的直接接觸傳播，它似乎也沒有顯著的變異。
埃博拉感染了那個男孩之後，又傳給他的母親，她死了;又傳給他3歲的姐姐，死了，之後是奶奶，也死了。然後病毒離開村子，傳到幾內亞、利比理亞和塞拉里昂的居民中。對埃博拉病毒沒有疫苗也沒有治療藥物，阻止病毒的唯一方法就是切斷傳染鏈。醫務工作者必須確定感染者並將他們隔離，監控每個和他們有過接觸的人，確保病毒不會傳染到別的人，形成新的傳染鏈。西非的醫務工作者已經跟不上傳染鏈了。太多人患病，已有二百多名醫務人員死亡。歐洲和美國的衛生當局似乎有能力防止埃博拉病毒在他們那裡形成失控的傳染鏈，但他們也很擔心，如果埃博拉進入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或者印度的加爾各答這種城市，情況會變成什麼樣。現在感染埃博拉致病的人數未知，但目前已有報導的病例是九千多例，包括四千五百多例死亡，患病人數大約每三週一翻倍。這種病毒看來早已越過爆發階段，開始了蔓延。
埃博拉病毒傳染性極強。實驗表明，只要一個病毒粒子進入人的血液，就能引起致命的感染。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很多染病的醫務工作者，怎麼也想不起是哪裡犯了錯，使自己中招。人們推斷一個常見的入侵途徑是眼瞼，被污染的指尖很可能碰到濕潤的眼瞼內膜。人們相信埃博拉病毒尤其通過接觸汗水和血液傳播，這兩種體液中含有高濃度的埃博拉病毒粒子。埃博拉病毒的攜帶者大量出汗，有的人會內出血，伴有帶血的劇烈嘔吐和腹瀉。
在人體內這麼兇猛，埃博拉病毒卻是種簡單到詭異的生命形態。一個埃博拉病毒粒子僅由6個結構蛋白構成，它們鎖定在一起，樣子像是一縷煮熟的麵條。埃博拉粒子大約只有80納米寬，1000納米長。要是它真有麵條大小，那人的頭髮直徑就有4米，就像紅杉巨木的樹幹。
埃博拉病毒粒子進入血液，隨波逐流，直到附著於一個細胞。粒子被拉進細胞，隨即接管細胞的運轉，使細胞開始製造它的副本。大多數病毒利用特定組織的細胞來自我複製。例如許多感冒病毒在鼻竇和咽喉複製。埃博拉病毒同時攻擊多種人體組織，除了骨骼肌和骨骼。它尤其喜愛血管內皮細胞，特別是在肝臟內。大約18個小時後，被感染的細胞釋放數千個新的埃博拉病毒粒子，它們像線頭一樣從細胞裡冒出來，直到整個細胞像一個胡亂纏繞的毛線球。這些粒子從細胞上脫離，由血流攜帶，並開始附著於更多的細胞，遍佈全身。受感染的細胞又噴湧出更大量的埃博拉病毒粒子，感染更多的細胞，直到病毒達到增殖的高潮。受感染的細胞成群死亡，導致全身各處組織的破壞。這或許造成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經歷的極度痛苦。多個臟器衰竭，病人進入突然、急劇的惡化，最終死亡。在致命病例中，字母“o”這麼大的一滴患者血液裡，很可能就含有一億個埃博拉病毒。
每個埃博拉病毒粒子內部是一根由蜷曲蛋白質構成的管子，貫通整個粒子，像個內套筒。用電子顯微鏡觀察，套筒有滾花的外觀。像病毒粒子的其他部分一樣，這種套筒構造也是自然選擇的力量在漫長時間裡造就的。埃博拉是一種絲狀病毒，而某些形態的絲狀病毒已經存在了幾百萬年。在埃博拉病毒粒子的內套筒裡，哪怕再強大的顯微鏡也看不見的，是RNA，也就是包含了病毒的遺傳密碼，或者叫基因組的分子。遺傳密碼包含於RNA中的核苷酸堿基對，或者叫字母組。這些字母組以正確的順序排列，組成一套完整的指令，使病毒能夠自我複製。據最近的統計，眼下正在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病毒的一份樣本，它的基因組中有18959個編碼字母;以生命體的標準，這是一個小小的基因組。像埃博拉這樣，用RNA記載遺傳密碼的病毒，複製的時候很容易在編碼上出錯，這叫突變。目前這種病毒的遺傳密碼正在變化。 由於埃博拉病毒與人類的關係正不斷加深，它在怎樣變異的問題，對地球上每個人都意義重大。
塞拉里昂的凱內馬市，凱內馬政府醫院是一組煤渣磚蓋的低矮建築，塗成黃色和紅色，金屬屋頂已生銹。醫院建在市中心附近的一處小山坡，據醫務人員說，那裡通常擠滿了患者和家屬。這個城市坐落在肥沃的丘陵地帶，周圍有星羅棋佈的小村莊，東北方向150公里，就是塞拉里昂、幾內亞、利比理亞三國邊界彙聚處。這片邊境地區是埃博拉疫情的搖籃。幾十年來，凱內馬醫院一直有一個12張病床的特殊病房，叫做“拉沙熱病房及研究計畫”。拉沙熱由拉沙病毒引起，病毒學家將它定為生物安全4級——致命、傳染性、沒有疫苗也沒有可靠的治療方法。今年5月，拉沙計畫的主任醫師，謝赫·烏瑪律·汗正密切關注埃博拉病毒，和拉沙一樣，埃博拉也是4級。病毒已在幾內亞和利比理亞蔓延，但塞拉里昂還沒有報告病例。
5月23日前後，一名女子因流產入院。她的拉沙病毒檢查是陰性，但汗懷疑她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後來知道，她參加了一個巫醫的葬禮，而巫醫最近去過幾內亞，嘗試醫治一些埃博拉致病者，而後去世。汗要求為女子采血樣，並把她隔離在醫院的拉沙熱病房。汗是病毒性出血性疾病的專家，也是拉沙熱的世界頂尖專家之一，認識的人都說他健談、熱情，多家美國研究機構的病毒專家都跟他和他的下屬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花很多時間在醫院照料病人，這些病人一向很窮，不少人買不起藥，汗就給他們買，如果他們看上去在挨餓，他還給他們吃的。“得吃飯，不然好不了。”他對他們說。
在拉沙熱病房裡與患者共處時，汗穿著某個型號的生物危害防護服，也叫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凱內馬醫院的防護服包括一套白色特衛強面料的連帽全身防護衣、呼吸罩、塑膠面罩和護目鏡、兩雙手術手套、一雙橡膠手套、橡膠靴和塑膠圍裙。拉沙熱患者會癲癇發作，出血，昏迷，很多人會死亡，哪怕得到很好的看護。到了晚上，汗喜歡和朋友看電視上的足球賽，值班累了，他會在塑膠椅子上坐一會兒，跟人聊聊天，喝一罐雪碧。
流產女子住進拉沙熱病房的第二天，一個化驗員穿上防護服，把女子的一份血樣帶到實驗室進行化驗。埃博拉病毒陽性。為了可靠，化驗員通過電子郵件把化驗結果發給了哈佛大學生物學副教授帕迪絲·撒貝緹(Pardis Sabeti)的實驗室。多年來，撒貝緹與拉沙熱研究計畫關係密切，並成為汗的朋友。
撒貝緹是個苗條女人，三十過半，氣質溫和。她是哈佛一個實驗室的帶頭人，並領導著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博多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病毒基因組的研究。 她專攻生物體基因組的讀取和分析，尤其專于研究病毒進化——病毒適應環境的過程中如何隨著時間變化。閒暇時，撒貝緹是獨立樂隊“一千天”的主唱和詞曲作者。由於埃博拉疫情給她帶來的工作，樂隊的第四張專輯推遲了出片。
當撒貝緹得知埃博拉已到塞拉里昂，她召集了一個會議，她和同事們已經開始把開會那個地方叫做埃博拉作戰室。那是麻省理工學院校園裡，博多研究所一個陽光充沛的房間，有一張大桌子。在疫情蓄勢待發的時候，一組科學家定期來作戰室開會，為人類針對埃博拉的防線排兵佈陣，撒貝緹成了這個小組事實上的領導。 他們派小組成員帶著先進的診斷設備，去凱內馬，去尼日利亞，幫助當地醫生快速診斷埃博拉。“越快診斷埃博拉，也就能越快阻止它，”撒貝緹最近說。“但難題是，怎麼阻止這東西?”
撒貝緹和研究小組制訂各種計畫，以儘快開始讀取病毒的基因組。一切針對埃博拉的藥物、疫苗、診斷試劑，都取決於它的遺傳密碼。研究人員知道，密碼在不斷變化。 埃博拉會不會在不斷變化中躲開針對它的防禦?疫情從哪裡來?是始自一個人，還是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從不同的人體內開始?埃博拉病毒會不會變得更易傳染，傳播速度更快?
撒貝緹和小組構思了一個方案，採集埃博拉感染者的血液樣本。不管從患者血液中發現了哪種埃博拉病毒，他們都要讀取基因組。中世紀修士手抄經文的時候，出過各種錯。由於埃博拉病毒複製時也會出錯，每個基因組就像一本手抄經，不同基因組之間就會出現可檢測到的差異;這病毒也不只“一種”。埃博拉病毒不是一種生物，而是一群。這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種群，彼此不同，每個病毒粒子都與其他粒子爭奪進入細胞內進行自我複製的機會。在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時，病毒群的遺傳密碼也在改變。通過觀察埃博拉的幾個基因組，科學家們希望從整體上把握病毒的形象，把它理解為隨著時間和空間流動的海量遺傳密碼，就像從空間和時間維度觀察一個生命體。為了獲得基因組，他們需要血樣。
幾組流行病學家和醫務人員從凱內馬出動，確認了感染埃博拉致病的另外12名婦女。她們都參加了那個巫醫的葬禮。她們被送往凱內馬醫院，安置在拉沙熱病房。烏瑪律·汗和塞拉里昂衛生部的高官都急於對埃博拉病毒基因組測序，於是汗和撒貝緹與政府部門官員配合，採取了一種不干擾病人護理的采血方法：研究人員從臨床護理使用過的軟管當中搜集血清樣本。這些管子是有生物危險的醫療廢物，本應在醫院的焚化爐燒掉。“我們盡一切所能使我們的採樣不留痕跡，”撒貝緹說。他們還從另外35名疑似曾接觸埃博拉病毒的人那裡采了血樣。
成果是數量巨大的微型試管，裝有來自49人的血清。每個微型試管只有鉛筆削尖的筆頭那麼大，盛著一小滴人血血清，金色，比一粒檸檬籽還小。液滴混合了大於自身劑量的化學殺菌劑，殺死埃博拉病毒。奥古斯丁·戈巴，醫院實驗室的負責人，把這些小管裡的滅菌血清裝進一隻盛滿冰的箱子，然後用DHL把箱子送往哈佛大學。
四天后，6月4日，箱子到了撒貝緹的實驗室，名叫斯蒂芬·蓋爾(Stephen Gire)的科學家穿上生物防護服，把箱子帶進一間狹小的生物防護實驗室打開。樣品應該是安全的，但蓋爾不敢怠慢。蓋爾高個子，話不多，透著嚴謹。他頗有廚藝天分，在2008年曾有機會參加電視競賽節目“頂級大廚(Top Chef)”，但他沒去，而是去剛果民主共和國建立了實驗室研究猴痘，一種與天花有關的病毒。 蓋爾的左前臂有一個猴痘病毒粒子的紋身，蓋爾自己把病毒的內部結構設計成風格化的圖案，像一堆月牙兒。現在，在哈佛的實驗室，面對沒開封的一箱從非洲來的血樣，他發現忘了帶刀。他掏出自己的車鑰匙，拆開包裝，取出那些微型試管。冰已經化了，但試管仍是冷的，並且明顯安全：液滴的顏色說明，血清已是無菌的。 每支試管裡容納著約十億個埃博拉病毒粒子。
蓋爾首先要從血清中提取病毒的遺傳物質。蓋爾檢驗了所有血樣中的埃博拉病毒。 采了血樣的49人裡，有14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只要看看就知道了：那些血樣中，病毒已破壞了血液，死掉的紅細胞使血清顯得渾濁。他工作到很晚，把所有試管放入離心機離心，並添加化學試劑。這一切完成後，他得到14小滴清澈的水溶液，盛在各自的試管裡。每個液滴裡含有數量龐大的RNA片段——曾在凱內馬一帶那14名病患的血液裡遊蕩的埃博拉病毒的遺傳密碼碎片。 這些試管裡有許多不同的基因組，因為那些病毒在複製的時候可能有發生各種突變。
第二天早上，蓋爾開車到了麻省理工學院校園，帶著裝試管的箱子，試管裡是含有埃博拉病毒RNA的液滴。在博多研究所的一間實驗室，他和同事莎拉·維尼奇(Sarah Winnicki)，還有另外兩個研究小組一起準備好將要進行解碼的RNA。準備工作花了四天時間，而且蓋爾和維尼奇幾乎沒睡覺。最後，他們把14份樣本合併成一滴晶瑩剔透的水溶液。 這一滴水溶液裡包含了大約六萬億個DNA片段。 每個片段都是血樣中某段RNA的鏡像。大多數片段都是人類的遺傳密碼，但有大約兩千億個片段是埃博拉病毒的遺傳密碼。還有數十億片段屬於各種細菌和其他病毒的密碼，各種碰巧活在在血液中的東西。這滴水溶液叫做片段文庫。
液滴中的每個DNA片段都被標記上唯一的條碼——八個DNA密碼字母的短組合——標明了這個片段來自14個病人中的某一個。“你可以把每個標上條碼的DNA片段看作一本書，”蓋爾說。“這本書有封面封底，上邊有一個ISBN號。這是一本小書，讀者很容易消化。你可以通過ISBN號找到這本書，這就是為什麼液滴被稱為文庫。DNA片段文庫裡的書全都有了ISBN號，因此可以把文庫送進一台機器”——一台基因測序儀——“這台機器會讀所有的書。”液滴裡包含的DNA字母書，比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藏書多多了。 這些書胡亂堆成巨大的一堆，每本書裡有什麼也不知道。
6月13日，星期五，蓋爾把一支裝有DNA片段文庫液滴的微型試管帶到博多研究所基因組學研究平臺的值班處。這個研究平臺設有若干裝滿DNA測序儀的房間。測序儀是一個白色長方的櫃子，跟臥式冰櫃差不多大，每台價值一百萬美元，這個研究平臺有五十多台，成行排開。 這些測序儀從生物樣本裡讀取DNA密碼，六名實驗員全天候照料它們。最近，這些機器讀取了兔子、腔棘魚、瘧原蟲、攜帶瘧疾的蚊子、念珠菌、EB病毒的基因組，以及一些與癌症、自閉症和精神分裂症有關的人類基因的基因組。
實驗員用移液管從蓋爾帶來的埃博拉病毒液滴吸取了十分之一——這個量就像是潮濕天的一滴水汽——放在一片叫作流動槽的載玻片上。這微小的液滴包含了來14名埃博拉患者血液的完整的DNA片段文庫。小水滴分散到流動槽的多個通道，流動槽放到一台Illumina HiSeq 2500測序儀的上樣口，這是世界上最快的DNA測序儀之一。
隨後的24小時裡，測序儀自動工作，驅使樣品溶液通過流動槽，接受鐳射的照射。在流動槽的表面，億萬個DNA片段變成成億萬個微小的彩色斑點。單個斑點的顏色在測序過程中不斷變化，照相機拍下變化區域的照片，並存儲資料。24小時後，測序儀讀完了蓋爾的DNA片段文庫。這些資料傳送到博多研究所的電腦陣列，由它把所有碎片組裝成完整的遺傳密碼——就像是把圖書館裡龐大的書堆整理出來，按照正確的書序放上書架。6月15日，星期天，蓋爾和撒貝緹得到消息，電腦的工作完成了。成果是12個完整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組——曾在14人中的12人體內存活的埃博拉病毒。(有兩個人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組，電腦沒能拼出來。)撒貝緹和研究小組開始分析密碼，研究埃博拉怎樣變異。
在七月初，斯蒂芬·蓋爾與撒貝緹小組的一名成員一同飛往塞拉里昂，他們去了凱內馬醫院，帶給他們用於埃博拉疫情的的實驗室設備。蓋爾滿目淒涼。埃博拉患者從鄉村湧進醫院，生命垂危，驚恐萬狀。他們住滿了拉沙熱病房，使這裡成了埃博拉病房，醫院臨時趕建了第二處病房，一大片白色的塑膠牆和塑膠屋頂。這裡也住滿了埃博拉患者。新病房有一扇塑膠觀察窗，這樣人們就可以看到病房裡的親人，跟他們說話。埃博拉病患的家屬都在那窗口前來來往往。蓋爾回憶，每當有病人來到窗前，家屬看到他還活著，能走路了，就有驚喜的歡呼;每有死人的消息傳來，就是悲傷的號哭。人群中有些人沉默無語，對那白房子和醫務工作者身上的“太空服”困惑不解。在這個部分的世界，不是每個人都相信傳染病理論，相信疾病會通過微生物傳播。為什麼醫生不讓人在葬禮上看到或觸摸自己的親人?很多人不信任政府，對疫病的宗教解釋流傳甚廣。
烏瑪律·汗正在埃博拉病房裡工作。當他走出來，脫下防護服，蓋爾覺得他看上去疲憊又緊張。汗定期與國際援助人員見面，他用手機打了無數電話，給世界衛生組織代表，給塞拉里昂衛生部官員，請求更多的幫助，更多的資源。他也打給家裡人，他有九個兄弟姐妹，有的居住在美國，他的父母還在世，住在離首都自由城不遠的城市隆吉。他與帕迪絲·撒貝緹交談，他計畫這幾個月就加入她在哈佛的研究隊伍。他迷上了基因組學，他想知道埃博拉病毒的基因測序進行得如何。他受不了疫情爆發過程裡的官僚主義，撒貝緹告訴我，他總是回到埃博拉病房，在那裡他可以躲開各種煩心事。他穿著防護服照顧病人時還更自在些。
汗主持拉沙熱研究計畫已近十年。2004年，他的前任安尼魯·康特(Aniru Conteh)，不小心用沾有感染拉沙熱孕婦的血液的針頭紮到自己。十二天后，康特在手下護士的看護下死于拉沙熱。好幾個月，政府找不到任何醫生願意接手拉沙熱研究計畫。 汗剛剛完成了在塞拉里昂醫學院的實習，同意接下這份工作。
汗是開一輛破舊的汽車來上班的。那年他30歲，溫和英俊，嘻嘻哈哈地跟人開著玩笑。 汗開始了這份工作，給患者格外的關照。有一天，一個名叫約瑟夫·費爾(Joseph Fair)的美國大學生患了極其嚴重的腹瀉。汗去費爾的住處給他看病，那是附近一個天主教佈道所裡的一間居室，就在那次，費爾見識了汗美好的臨床作風。開了一些抗生素後，汗愉快地對他說：“你會沒事的。”但是，離開時汗忘了關上門。過了一會兒，費爾聽見他對別的什麼人脫口而出：“這傢伙快不行了!我可不能讓一個外國人死在我手上!”後來費爾好了起來，他和汗很快就成了朋友。幾年後，他們在新奧爾良一間酒吧一起喝啤酒，費爾告訴汗，第一次見面時他聽見了汗說他快死了。 “好吧，你那時候確實快要死了，”汗回答。費爾說，“可你沒告訴我。”汗大笑起來：“我能說你要死了嗎?你是我的病人。你能想像嗎?”
汗曾長時間在埃博拉病房工作，試圖安撫病人。醫院裡一個護士感染埃博拉死了。 她根本沒在埃博拉病房工作過。病毒粒子是看不見的，它們在病房裡是天文數字;遍地都是，患者遍身都是。
病毒有兩種不同的方式在空氣中運動。一種是所謂的飛沫傳染，比如一個人咳嗽時，病毒借排到空氣中的飛沫移動。飛沫只能飛出兩三尺，很快落到地上。另一種方式叫作空氣傳播。 在這種模式下，病毒由微小液滴帶到空中，液滴很快蒸發，只剩下微塵顆粒，可漂浮很遠的距離，病毒的傳染性能保持數小時或數天，並可以被吸入肺部。麻疹病毒粒子就能這樣傳播，人們曾觀察到它穿過了半個封足球場長度的例子。埃博拉病毒很可能能夠通過飛沫傳染，但還沒有證據證明它在乾燥情況或附在塵粒進入肺部能夠傳染人。 1989年，在弗吉尼亞州的雷斯頓，一幢養滿猴子的房子裡出現了一種與埃博拉有關的絲狀病毒，在猴籠之間傳播，如今它被稱為雷斯頓病毒。雖一直未被證實，但一種可能的傳播途徑，就是清洗猴舍的高壓水喉在空氣中形成水霧，而病毒粒子附著在小水滴上，在整幢房子的換氣系統裡迴圈。埃博拉病毒專家之間有一條行規，如果沒穿生物防護服，你應至少呆在埃博拉患者兩米開外，以防飛沫傳染。
有的埃博拉患者會失去方向感，他們掙扎，搖晃，從床上掉下來。他們會流鼻血，並因此打噴嚏。他們會有噴射狀的嘔吐，嘔吐時可能會咳嗽。有的人大小便失禁，從他們身體排出的所有體液都攜帶有越來越多的埃博拉病毒粒子。凱內馬醫院新建的塑膠牆的埃博拉病房裡有一種病床，在非洲的醫院很常見，叫作霍亂病床。 霍亂病人有無法控制的水樣腹瀉。霍亂病床上是一張塑膠面的床墊，中間有個洞。洞下邊的地板上放一隻桶，病人的大便就通過這個洞排入桶中。在埃博拉病房裡，護士來清倒便桶並保持病房清潔，但這根本不可能。然後一些護士開始翹班。在熱帶高溫下，埃博拉病房的氣味變得非常強烈。
大概在7月12日，一直在自由城與世界衛生組織一起工作的約瑟夫·費爾，從200英里之外開了幾個小時的車到凱內馬，找他的朋友汗博士。費爾找到了他，但沒能跟他說話，他後來告訴我。汗在塑膠的埃博拉病房裡，那地方一塌糊塗。 病房裡有三十多個埃博拉患者，躺在霍亂病床上，滿地都是人體裡排出的各種污穢。 汗當時正在查房，還有一名護士，他們都穿著防護服。
美國埃博拉醫生丹尼爾·鮑什(Daniel Bausch)曾在凱內馬醫院援助，他的同事們最近寫信說，汗曾提到，“我擔心我這條命，我得說出來……醫務人員很容易染病，因為別人生病了首先來找的就是我們。”他們還轉述了汗的妹妹伊薩塔的話：“我告訴他別去醫院了，但他說，‘要是我不治他們，以後誰來治我?’”也許汗想到了他的前任康特博士，他死在了自己負責的病房。
亞曆克斯·莫阿格巴(Alex Moigboi)，一個大家都喜歡的醫院老員工，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然後護士長姆巴魯·馮妮(Mbalu Fonnie)開始發虛、打寒戰，發起了高燒。她是個寡婦但有時還用夫姓桑科，1990年代這家醫院開業時她就在這裡工作了。起初她沒太在意自己的症狀，仍然每週上七天班，每天干14-16個小時。她希望自己只是得了瘧疾，給自己打了抗瘧疾藥的點滴，但沒好。她的埃博拉病毒檢測是陽性。就在同一天，凱內馬醫院的另外兩名護士，法蒂瑪·卡馬拉(Fatima Kamara)和維羅尼卡·塔克(Veronica Tucker)，也呈埃博拉陽性。莫阿格巴死於7月19日，兩天后馮妮也死了。
凱內馬醫院的許多員工嚇壞了，開始呆在家裡不去上班。到頭來只有汗在埃博拉病房繼續工作，很少甚至沒有幫手。塞拉里昂簡陋、原始的醫療保障系統，在埃博拉病毒的重壓下崩潰，而工作在埃博拉疫情中的各個國際救援組織也捉襟見肘。距離凱內馬80公里，“無國界醫生”組織在塞拉里昂東部城市凱拉洪的一個救治中心接收埃博拉病患。在利比理亞，基督教救援組織“善普施”的醫生和護士在蒙羅維亞附近一所名叫ELWA的醫院面對埃博拉病人應接不暇。汗與帕迪絲·撒貝緹定期通話，“我們是孤立無援了，”有一天他說。撒貝緹告訴他，她和作戰室的同事正在向他那趕派人員和設備，他們也正向全世界呼籲，尋求更多的醫生和援助。“人和援助都在來，”撒貝緹後來告訴我，“但那是杯水車薪。”
撒貝緹讓汗當心精神緊張和過勞。“最重要的是您的安全。請照顧好自己。”
他告訴她，“我必須盡全力來幫助這些人，”然後他就會穿上防護服回到埃博拉病房。汗是一場戰鬥中的將軍，他的大多部下死的死逃的逃。
7月19日，在一個員工大會上，人們注意到汗的氣色不太好。第二天，他沒來上班。他把自己隔離在家裡。第三天早上，他要求做化驗。一個化驗員去他家給他抽了血：埃博拉病毒陽性。汗不想在凱內馬醫院接受治療，他不願讓他的員工看到他發病的症狀，他覺得他會讓大家更氣餒。第四天，他爬上一輛救護車，沿著車轍嶙峋的土路到了凱拉洪的埃博拉病房。
在凱拉洪救治中心，有一台由發電機供電的冰櫃，冰櫃裡有三個小塑膠瓶，裝著凍結的水溶液。溶液裡是抗體，Y字形的分子，由哺乳動物的免疫系統自然產生，以對抗入侵的微生物。那液體叫ZMapp，一種治療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試驗藥物，三瓶可能是ZMapp給一個人完成一個療程的劑量。這種藥物還沒在人體上試驗過。過去十年裡，一群科學家開發出了這種藥，他們只有很少的錢，而且埃博拉病毒專家群裡幾乎沒人鼓勵此事。一共有十來個人參與工作，但主要的研究人員是拉裡·蔡特林(Larry Zeitlin)，聖地牙哥一家生物技術公司馬普生物製藥的總裁;吉恩·加拉德·歐林格(Gene Garrard Olinger)，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分支機搆、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一名承包商;邱祥國(音)和加里·柯賓格(Gary Kobinger)，加拿大公共衛生署設在溫尼伯的研究機構的研究員。ZMapp混合了殺滅埃博拉病毒似乎尤其有效的三種抗體。馬普生物製藥和ZMapp的製造商、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發明了一種在煙草植株上培養抗體的方法。
2014年4月，汗病倒前三個月，柯賓格和他的小組在加拿大首次在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猴子身上測試ZMapp。他們給了猴子一千倍致命劑量的埃博拉病毒。結果研究人員很驚訝，這種藥把猴子都救活了。甚至當動物看上去已瀕臨死亡時ZMapp仍然有效。柯賓格和他的小組發現，他們得給實驗動物三劑ZMapp，每次給藥相隔數天。柯賓格把這比作職業拳擊手的三記出拳：前兩拳擊倒埃博拉病毒第三拳結束戰鬥。六月下旬，當埃博拉病毒已開始在西非爆發，柯賓格從他溫尼伯的實驗室前往凱拉洪，給那裡的醫生帶去實驗室設備和那三個塑膠瓶的ZMapp，把小瓶留在了凱拉洪的冰櫃裡。他想看看ZMapp在熱帶氣候裡能不能保存好，炎熱和不穩定的電力供應很可能讓藥物失效。他沒想過它們會派上用場。
塞拉里昂政府把烏瑪律·汗的困境視為國家的危機。汗一病倒，一位政府官員就發了電子郵件給世界各地的埃博拉專家，索取一切可能救他的藥物或疫苗的資訊。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塞拉里昂政府、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的官員，美國陸軍的科學家，以及操持凱拉洪埃博拉救治中心的“醫生無國界”組織的醫務人員，在一連串的國際電話會議中討論著如何治療汗。電話裡很多人人都認識他，而他生死攸關。
討論很快集中到ZMapp，它看上去比別的藥都更有指望。但為什麼讓汗，而不是別的病人來用這種試驗藥物?要是他死了怎麼辦?ZMapp幾個月前在一些猴子身上試驗過，但那又能說明什麼呢?它用煙草植株上培育的人鼠嵌合抗體製成。這種物質進入血液，人可能有嚴重的過敏反應。假如用藥之後出了問題，凱拉洪沒有重症監護病房。要是看到西方人用試驗藥物治死了汗，一個非洲科學家、民族英雄，塞拉里昂將舉國震怒。但要是不給他ZMapp，而他死了，人們又會說，西方人藏著神藥不給他用。“我一直小心讓我的意見保持中立，”柯賓格回憶。討論和電話持續了三天。
這時候，南邊320公里之外的ELWA醫院，59歲的美國衛生工作者南茜·萊特堡(Nancy Writebol)發燒了。她測出瘧疾陽性後回家臥床休息，她和丈夫大衛·萊特堡就住在醫院的院子裡。沒過多久，隨“善普施”來到ELWA的33歲美國醫生肯特·布蘭特利(Kent Brantly)打電話給蘭斯·普萊勒(Lance Plyler)，善普施的救災醫療主任。“你別慌，蘭斯，但我想我已經發燒了，”布蘭特利說。他把自己隔離在醫院裡他的住宅，善普施把他的血樣送到利比理亞國家參考實驗室。普萊勒告訴我，他不想讓人知道他的一個醫生可能感染了埃博拉，所以他在試管上標了假名，坦巴·斯內爾。
利比理亞國家參考實驗室過去是一個黑猩猩研究中心，坐落在蒙羅維亞國際機場附近一條林中土路的盡頭。這裡的人員和設備都很好。美國病毒學家麗莎·亨斯利(Lisa Hensley)一直在那裡與利比理亞和美國同事工作，測試幾十份來自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者的臨床液體樣本。亨斯利在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工作，在美國政府的生物安全實驗室研究埃博拉病毒超過十五年。她和同事穿著增壓防護服，使用名叫PCR檢測儀的設備檢測樣本裡是否含有埃博拉病毒，説明利比理亞的醫生確定感染者。實驗室的技術人員化驗了坦巴·斯內爾的血樣。是埃博拉病毒陰性，亨斯利用電子郵件把化驗結果發給了善普施的一個醫生。坦巴·斯內爾的真身，也就是肯特·布蘭特利，病得更重了。
7月25日，國際各方終於對烏瑪律·汗的事做了決定。ZMapp還是太冒險，不能給他用。汗知道了這個決定;現在不清楚他是不是參加了做出決定的電話會議。就在同一天，他住在費城的哥哥薩希德開始瘋狂地打電話到凱拉洪，要和他說話。薩希德打了好幾天烏瑪律的手機，一直沒人接。薩希德打給了凱拉洪當地的某個人，要求跟他的弟弟通話。“現在不可能跟烏瑪律說話，”那人告訴他。薩希德怒了。“那我要他的照片，證明他還活著!”他喊道。很快，有人發給他一張他弟弟的照片。照片上，烏瑪律坐在一張塑膠椅子裡，呆呆的，眼皮耷拉著。他看上去有氣無力，身體佝僂著，儘管臉上閃了一點微笑。薩希德認為那微笑是為了告訴他們的母親別擔心。
在蒙羅維亞的實驗室，麗莎·亨斯利和她的小組收到了坦巴·斯內爾的另一份血樣。緊接著，亨斯利收到疾控中心一名官員的郵件，說血樣來自“一個自己人”。亨斯利明白這意味著一個醫療救援人員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後，另一份血樣來了，名字是南茜·詹森。亨斯利知道那名字是假的。實驗室沒人手——那天是7月26日，利比理亞獨立日，法定假日。不過亨斯利還是和同事蘭德爾·薛普穿上防護服，走進了實驗室。他們先從坦巴·斯內爾的血樣開始。機器很快：他有埃博拉。亨斯利發郵件給蘭斯·普萊勒：“我很抱歉地通知您，坦巴·斯內爾是陽性。”當天晚些時候，她發短信給他：南茜·詹森也有埃博拉。
在ELWA，普萊勒去了肯特·布蘭特利臥床隔離的住處，看到他的病狀心如刀絞。 “我真不想告訴你，你感染了埃博拉，”他說。過了一會兒，布蘭特利說，“我真不想聽你說出來。”普萊勒當即決定，要盡一切所能救他。他知道有治療埃博拉的試驗藥物。善普施的醫生發了一封郵件給駐在蒙羅維亞的美國疾控中心官員：他們想與直接參與過藥物開發的研究人員談談。他們希望這個人幫助普萊勒聯繫上能獲得這些藥的人。
結果這個人就是麗莎·亨斯利，剛在蒙羅維亞化驗過布蘭特利和萊特堡的血樣的科學家。她發了資訊給善普施，並表示願意儘快造訪ELWA。她要到第二天晚上才能脫身，而且天黑後路上就不那麼安全了。蒙羅維亞的各家醫院都滿是埃博拉患者，醫療體系搖搖欲墜。在農村，外派的醫療隊曾受到小群驚恐的居民襲擊。亨斯利給美國駐蒙羅維亞使館打電話，讓他們安排一輛車和司機帶她去ELWA。她是當晚十點鐘到的，普萊勒已經在他的車裡等。他們開車穿過醫院樓群，到了一間刷成白色小房子，亮著燈的窗戶只開了一條縫。窗戶裡邊肯特·布蘭特利正坐在床上，拿著他的筆記型電腦。他在研究他的病例，他告訴亨斯利，他知道一些埃博拉抗體。
亨斯利從事過埃博拉病毒實驗性藥物和疫苗的實驗室研究。透過窗戶與布蘭特利談話的當兒，她總結了19種可能的選擇。一種也沒在人身上試驗過。今年一月，Tekmira製藥公司已經開始一種藥物的人體試驗，評估它的安全性，藥的名字叫TKM-埃博拉。它在猴子身上的試驗結果很不錯，但公司正在為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準備更多資料，藥品的研製部分暫停。有種叫T705的藥，已經在日本進行了人體試驗，它是用於抗流感病毒的，可能對埃博拉病毒也有一定作用。亨斯利告訴布蘭特利，她參與過名為rNAPc2的藥的研究，那是Nuvelo公司研製的一種抗凝血劑;三隻參與試驗的猴子，這種藥救活了一隻。布蘭特利的關注還是集中在ZMapp。它救了病情很重的猴子，就像他現在這麼重。但他還是沒主意。亨斯利的話說完，布蘭特利的聲音從窗縫裡傳出來：“你會怎麼辦，麗莎?”
她告訴不了他怎麼辦。“這種主意得自己拿，”她說。然後她告訴他，十六年前，她曾接觸埃博拉病毒。那年她26歲，穿著防護服處理滿是埃博拉病毒粒子的液體，剪刀穿破兩層手套劃到了她的手指。當時唯一的試驗性療法，是俄國人製造的一種馬血清;那東西可能會要她的命，她決定不用，除非確信自己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事故發生那天晚上，他們開了個會分析事態，然後她被送回公寓。她打電話給父母，告訴他們，她可能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們得過來收拾她的東西，把她的貓帶回他們家。
布蘭特利聽著，然後說，從那些資料看，他可能會選擇ZMapp，儘管它從未做過人體試驗。亨斯利表示如果他發生出血，自己願意獻血。普萊勒又開車送她穿過樓群來到南茜·萊特堡的住處。萊特堡在一扇窗邊睡著了。她的丈夫和一名護士穿上防護服，叫醒了她，亨斯利就在屋外跟她說話。這時，亨斯利注意到窗戶是敞開的，而萊特堡開始咳嗽了。吊扇把陣陣空氣吹出窗外，拂過亨斯利和其他人。亨斯利都能聞出臥室的氣味。她向後退了一步，但什麼也沒說。那天夜裡，回到酒店房間，亨斯利給蘭斯·普萊勒發了條短信。“你們搞得我有點緊張，”她寫道，她建議他們在兩名患者窗外的時候也戴上呼吸面罩。
7月28日，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的加里·柯賓格，收到蘭斯·普萊勒的郵件，要求儘快把ZMapp送到ELWA醫院。柯賓格告訴他，穿過國境到塞拉里昂，離他最近的藥就在凱拉洪的冰櫃裡。這時候，烏瑪律·汗已經接近死亡。亨斯利沒參與是否給汗用ZMapp的討論，但她知道最後的決定。
藥品得從凱拉洪空運過來，但那兒沒有機場，最近的機場在佛亞市。幾天前，塞拉里昂衛生部的一隊人在佛亞遭到襲擊，一輛車被燒毀，居民也在逃離那一帶。美國駐蒙羅維亞大使館讓麗莎·亨斯利去取藥，給她安排了一架直升機。
那是架老舊的灰色俄制米-8，由兩名烏克蘭飛行員駕駛。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陪她同去，他告訴她是為了讓她安心。天在下大雨，亨斯利和上校在停機坪上的直升機裡坐了好幾個小時。就是這幾個小時裡，在凱拉洪，烏瑪律·汗死了。終於，在天氣稍微好轉的空當裡，直升機起飛，向北出發。亨斯利戴著耳罩，扣著安全帶坐在上校對面的長凳上。窗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除了不停敲打在玻璃上的雨水，但現在她可以時不時瞥到叢林覆蓋的山脊從下邊劃過。她緊張起來，尤其是聽到上校說，“有時候我們是在零能見度裡飛。”
在這場疫情裡，每個人都是在近乎為零的能見度裡飛行。在直升機下邊，雨霧中看不見的地方，埃博拉正在隱秘中移動。還沒有任何已知的藥物或疫苗能在人體內對抗它;亨斯利在半路上，她去取一種試驗藥物的一份。後來她告訴我：“要是你在湖邊散步，有人溺水，你不能不試著救他們。而人們正在埃博拉病毒裡溺水。”
她是單身媽媽，有個九歲的兒子，在馬里蘭州由她父母照看著。“要是我們不幫忙，會給孩子留下什麼印象呢?”有一天她對我說。“我們的孩子還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而且那些人在死掉啊。父母責任的一部分，是教我們的孩子怎樣負起責任。我們得給我們的員工，我們的家庭，和非洲的患者做個樣子。”
亨斯利睡著了，直升機在佛亞降落，她發現一架善普施的飛機已經帶著藥飛走了。直升機飛回了利比理亞。
在ELWA醫院，藥到手了，蘭斯·普萊勒現在愁的是該給萊特堡還是布蘭特利用。他在《以斯帖記》裡找到了這樣的話：“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萊特堡現在病得非常嚴重，而他發現布蘭特利的狀況好得出奇，在床上抱著筆記型電腦工作。布蘭特利更關心萊特堡。“把藥給南茜吧——我過幾天就能從這兒出去了，”他告訴普萊勒。撤離的飛機已經定好了，他顯然是在想著那條路。儘管如此，普萊勒還是推遲了決定。又一個晚上過去了。
7月31日上午，普萊勒去見南茜·萊特堡，並決定給她用藥。她似乎已接近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末期症狀;她的軀幹上起了大片的紅點和丘疹，這是皮下出血的跡象，而且她也開始內出血。她隨時可能不行：失去血壓，休克，然後死掉。一個瓶子從冰櫃取了出來，普萊勒把它放在萊特堡的腋下，讓它化凍。
那天晚上大約7點鐘，普萊勒去布蘭特利家看他怎麼樣。從窗戶看進去，他驚呆了。布蘭特利已突然進入了彌留。他雙眼凹陷，面如死灰，呼吸急促而不規則。 “臨床醫生都知道這種樣子，”普萊勒後來告訴我。“他不行了。”布蘭特利自己就是臨床醫生，他意識到自己是在呼吸驟停的邊緣。醫院沒有呼吸機，他撐不過那一晚。
普萊勒做了個決定。“肯特，我要給你注射抗體。”他要把三劑藥拆開，一瓶給布蘭特利，第二瓶給萊特堡，誰沒能撤離第三瓶就給誰。
一名護士從萊特堡腋下拿出了瓶子。萊特堡說，她很高興把它給布蘭特利。在普萊勒注視下，名叫琳達·馬布拉的醫生穿上防護服，走進布蘭特利的住處，她準備好了靜脈滴注。他們計畫以很慢的速度給他滴注第一劑抗體，這樣不至於使他休克。普萊勒守在窗邊，和布蘭特利一起禱告。不到一個小時，布蘭特利就開始劇烈顫抖，這種情況叫寒顫。它發生在嚴重細菌感染而瀕臨死亡的人身上。普萊勒對這種寒顫有不同的感覺。“這是抗體在踹病毒的屁股呢，”他透過窗戶告訴布蘭特利。
三小時後，麗莎·亨斯利收到了蘭斯·普萊勒的短信：“肯特的第一劑抗體差不多滴到一半了。說實話，他看上去明顯好多了。這可能嗎?”亨斯利回短信說，瀕死的猴子在數小時內就表現出狀況改善。兩天后，所需的三劑ZMapp注射完成了一劑，並得到一個從埃博拉感染康復的14歲男孩的輸血之後，肯特·布蘭特利走上了撤離飛機。在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醫院，他使用了從肯塔基州的藥廠送來的另兩劑ZMapp，兩周後他出院了，徹底擺脫病毒。
南茜·萊特堡是另一番體驗。接受了第一劑ZMapp之後她的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她的雙手劇烈瘙癢，似乎是對藥物的過敏反應。然後她的內出血還在繼續，她也接受了輸血以彌補失去的血量。不過她活了下來。兩天后她撤回美國，在埃默里大學醫院她用了更多的ZMapp，又輸了一次血。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全世界的ZMapp已暫時用盡。這些藥分別給了五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包括一位西班牙神父，他用了第一劑之後不久就死了。更多的藥物還在肯塔基州一幢大樓裡的煙草植株上生長。如果不出差錯，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這些植株上培養的抗體將能製造出20至80個療程的ZMapp。美國政府和馬普生物製藥公司都在緊趕慢趕地種植更多植株以增加產量，但擴大規模並不容易。這種藥物仍然未經檢驗，誰也說不好在埃博拉戰爭裡它能否成為一種武器。
7月31日下午兩點鐘，烏瑪律·汗的葬禮在凱內馬開始了。有500人參加了葬禮，包括城裡的居民、科學家、醫務工作者和塞拉里昂的部長們。很多人痛哭失聲。掘墓人挖到了岩石層，他們花了好幾個小時才得以繼續深挖。那天晚上十點，也就是肯特·布蘭特利正因為流入身體的ZMapp打起劇烈寒顫的時候，掘墓人把汗的遺體葬在了凱內馬醫院。
在汗彌留之際，帕迪絲·撒貝緹為他和凱內馬醫院的人寫了一首歌，名叫“一個事實”。有句歌詞是“這場戰鬥中我永遠與你同在。”她曾希望有一天她能唱給他聽，但那時他已經隔離了。當她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她“徹底被打敗了，”她說。 “我都不能開口描述那種替全世界感到失落的心情。”在凱內馬醫院埃博拉病房工作過的醫務人員的死亡同樣摧心剖肝。
整個夏天，撒貝緹和她的小組繼續讀取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組。他們在美國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的網站上即時發表成果，讓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可以立即看到。八月下旬，他們在Science雜誌發表了一篇論文，詳細說明他們的成果。在五月到六月的三個星期，也就是病毒剛開始在塞拉里昂形成傳染鏈的那段時間裡，他們已經為凱內馬城裡及周邊78人血液中的埃博拉病毒完成了RNA密碼測序。研究小組用測序儀分析了海量的遺傳密碼，為這78人血液中的病毒拍下了約20萬張照片，並觀察到它隨著時間發生變異。他們能看出誰把病毒傳給了誰。他們能確切地看到它在一個人體內增長以及傳給下一個人時究竟如何變化。這些照片合在一起成為埃博拉病毒的一段短片。你可以把病毒想像成一大群魚，每個埃博拉病毒粒子是一條魚。魚在遊動，遊動和增殖的同時它們也在變化，直到魚群中有了很多種類的魚，而規模呈幾何級數增長，有些種類的魚比別的魚更擅長游泳。
蓋爾和撒貝緹的研究小組還發現，這些病毒最初都來自一個人。可能就是Meliandou的那個男孩，但現在還無法確定。從那之後，病毒群穩定地變化，在掠過人群時它的遺傳密碼也在改變。當病毒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它有大約一半機會發生一個突變，導致病毒結構中的一個蛋白質略有不同。病毒到達塞拉里昂，在那個參加了巫醫葬禮的女人體內遊動時，它已經成為兩個基因不同的族群。病毒的兩個族系都通過那個葬禮傳播進入塞拉里昂。某些變異已經使埃博拉病毒不那麼容易被檢測出來。
“這表明我們已能夠即時分析埃博拉病毒，” 撒貝緹說。“這種病毒不是單一體。現在我們已有辦法觀察病毒的行為，在任何時間點我們都能夠看清是在跟誰戰鬥。”
在Science雜誌上發表的這篇論文列入了五位已死於埃博拉病毒的作者，包括烏瑪律·汗，護士長姆巴魯·馮妮，護士亞曆克斯·莫阿格巴。“論文裡有他們的一輩子，” 撒貝緹說。還有一千瓶感染埃博拉的人類血樣呆在凱內馬醫院的冰櫃裡，等著完成繁冗的審批手續，然後空運到哈佛上測序儀，科學家就可以看到病毒群更近期的行為。
經常被問起的問題是，埃博拉病毒會不會進化到能夠附著在乾燥微粒上，通過空氣傳播，從肺部進入人體。博多研究所的負責人埃裡克·蘭德(Eric Lander)認為這是個錯誤的提問。蘭德高個子，四方臉留著鬍鬚，說話快而堅定。“這就像問‘斑馬會飛嗎，’”他說。要徹底成為空氣傳播病毒，埃博拉粒子就需要附著在懸浮於空氣中的細小塵埃，在脫水狀態下仍能存活，還要能穿透肺內細胞。蘭德認為埃博拉病毒不太可能發展出這些能力。“這就好比說，已經進化成具有某種存活方式，比如通過直接接觸傳播的病毒，可以突然進化出一個完全不同的存活方式，在乾燥空氣中傳播。好的問題應該是‘斑馬能否學會跑得更快?’”
即便不會通過空氣傳播，埃博拉病毒仍有很多種途徑變得更易傳染，蘭德說。例如它可以變得不那麼致命，在人身上引起緩和一點的症狀，讓20%的患者死掉而不是現在的50%。這樣會留下更多的人患病而不是死掉，並且可能讓他們病得更久。這對埃博拉病毒或許更有好處，因為宿主可以活得更久，形成更多的傳染鏈。
在利比理亞的實驗室，麗莎·亨斯利和同事注意到他們化驗的某些血樣裡的異常情況。在這些血樣中，埃博拉病毒粒子增長到遠超前幾次疫情中的血樣裡所見的濃度。一些血樣幾乎是擠滿了埃博拉病毒。這也是歲病毒有利的，因為增大了病毒到達下一個感染者的幾率。
“從人到人的傳染過程中它是否變得更擅長複製?”亨斯利說。她不是太肯定，也許在以前的疫情中，有些人的血液裡也有過這等數量的病毒粒子。“我們還是得回到實驗室來解答這個問題。”
中國的偉大軍事家孫子在他的兵法中寫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撒貝緹和她的研究小組現在有辦法觀察埃博拉病毒的變異，他們看到了敵人。這意味著檢測埃博拉病毒的手段可以隨著它的改變迅速更新，而科學家或許也能看到它朝一些危險的方向變異。
同時，科學家一直在開發對付病毒的武器，並已開始試驗。研製出ZMapp的科學家和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在努力提高ZMapp的產量，並把它作為新藥在埃博拉感染者身上試驗。他們希望藥物能通過臨床試驗，獲得監管機構的支持。即使以提高之後的生產速度，ZMapp的供應仍遠不足以治療感染人口，但只要它有效，就能殺滅一部分感染者體內的埃博拉病毒。只要埃博拉感染者有藥可救，或許就有助於鼓勵醫務人員在埃博拉病房工作，他們知道假如自己感染會得到救治。
各種可能的藥物之外，疫苗也在開發中。在九月初，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已經開始在20名志願者身上試驗一種疫苗，這是葛蘭素史克公司的一個部門基於一種腺病毒研製的。另一種疫苗，叫VSV-EBOV，由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研製並授權給NewLink基因技術公司，也于上周開始了人體試驗。很可能在明年某個時候，會有一種疫苗可供已經接觸到埃博拉病毒的人使用，但用於普通人的審批過程可能還走不完。如果有一種疫苗是安全的並且顯示出抗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如果它可以在熱帶氣候下運輸而不失效，那麼針對埃博拉的疫苗接種就指日可待。
如果疫苗有效，則可以設想由疫苗接種者圍繞埃博拉病毒高發地建立接種環。這種方法是醫務人員在圍繞病毒高發地區的寬達十數公里的環狀區域裡，為每一個人接種疫苗。這就像防火隔離帶，阻止火勢的蔓延。接種環曾是消滅天花的關鍵武器，這種病毒在1979年被宣佈根除，但接種環能否對埃博拉奏效——哪怕有好的疫苗——誰也說不好。為切斷傳染鏈，流行病學家在任何情況下都會鍥而不捨地追蹤病例。
在美國和歐洲，多家醫院在應對方案中都犯過致命的錯誤，因為他們都是頭一次對付埃博拉病毒，那些錯誤是在非洲訓練有素的醫務工作者不會犯的。但他們會學乖的。眼下，對抗埃博拉病毒的戰士們明白，他們面對強大的敵人和持久的戰爭。他們的許多武器會不管用，但有一些會開始奏效。在這場戰爭中，人這個物種擁有的某些優勢，以及造就這些優勢的東西，是埃博拉病毒沒有的。它們包括自知、協作能力、犧牲精神，人在自然界擴張的過程裡曾經助益我們的各種特性。如果埃博拉病毒會變異，我們也能變，而且可能比埃博拉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