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的状态下，文化形成自洽生态，为生命的客观局限打开自由通道，提供生生不息的精神脐带。在开放与宽容中，文化既不是对于客观历史的绝对奉侍，也不是与自然为敌中的理性自负，只是精神范式的源头。
文化焦虑是“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语境中的重要症候，与现代性的文化焦虑具有明显区别的是，这种文化焦虑有一种文化生态背景缺失中的身份飘忽，文化并不能在此寻找到它曾经匡扶过的人的主体，是一种绝望与幻想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精神现象。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进一步审视文化焦虑背后的形成机理、制度关怀、精神区隔、政治训导，有助于厘清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制度、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在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焦虑不单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命题，它关涉到人的自由与权利、公平与正义等多种旨趣,这里有具体的现实关怀和实践理性。一方面，文化焦虑中有关对于文化传统契约身份的回眸与寻找，无论是形而上之道，还是形而下之器，这种焦虑透示着文化寻根中的认同渴望，与后极权主义时代的“文化建设”形成平行镜像，成为这个时代文化怪异面相的民间描叙;另一方面，文化焦虑呈现着对于现代性压迫、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的反抗与批判，这是又一次发自文化自身的自觉行为，是文化面临长时期的伪现代性及其制度性双重敲诈之后的生态自卫，它所展示的批判意义成为与“文化建设”相对应的文化发展。本来，文化焦虑中的反抗与批判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这种思考、感觉、行动和行为方式使人类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机制和社会运行模式，由此带来的生存焦虑弥散在社会的各个维度，但是伪现代性与制度安排中的双重压迫又使这一焦虑呈现出典型的东方特色。因此，分析这种框架内的文化焦虑就不能仅仅考虑文化自身的继承与裂变、伦理与秩序、冲突与转型的逻辑延展，或者只停留在文化模式和文化危机方面，应该在不过滤基本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的情况下从它生发的普遍焦虑出发，进一步贴近人的自身与权利、人的精神与命运，才能靠近文化焦虑背后的压迫性密码及其其反抗与批判的基本真相。
一、现代化与政治双重压迫下的文化焦虑
1，现代化的压迫。现代以来，人类沉浸在满足征服欲望的短暂狂欢中，这是人类与自然自不量力的彻底对决，生命的真实性为此消亡，主体被现代化的各种符号所虚构，人类因此奴役在新的意识形态霸权之中。现代化之中人类与自然的对峙不同于轴心时期人与自然的分离，轴心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与自然为敌，而是文化依托自然的赐予去寻找它的精神航程。雅斯贝尔斯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正是在轴心时代所奠定的文化精神成为人类此后发展的原动力，时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并一次次点燃人类精神和激情的火焰。而现代以来，人类迷恋于一种理性的自负，满足于征服快感，得意于自身的工具理性，人类鲜活独特的个体被分割和淹没于现代化的各种秩序之中。人类一方面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拓展了自己的物质空间，一方面逼仄了自身的文化创造，萎缩了精神张扬的维度，失去了人类精气勃勃的对于世界本质的叩问，丰裕的物质大厦之内呈现的是精神的荒芜。现代化中无奈的事实是，每个人必须服从这种秩序，必须被现代秩序所阉割、压抑或逃避，否则就会被这种强硬的秩序所淘汰。
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德博尔认为，在后现代景观社会里，个体的消费行为不是他自己产生而是由他人去构造的，个体在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复杂情况下被动地消费商品景观和服务于商品。这种情况下，人类已经远离了他的精神故乡，其置身的现代秩序也阻隔了人性的复归，现代化所形成的新奴役使每个人已经无法脱逃，于是关于身份、关于生存、关于终极意义的焦虑开始全面弥漫。现代化的压迫造成的人类生存的焦虑感沉重于以往的历史时期，因为依托于现代工业的现代化直接将自然与人性作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在经过短暂的新奇之后，即是目的丧失的恐惧。正如霍克海默所说，人对自然的统治蕴含着社会的统治。主体建构意味着人被征服性秩序所质询，成为权力文化的复制品。每个人都会面临征服性文化否定性力量的威胁，只有拒斥自我的本真才能进入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否则，每个人的意义会被社会无形的大他者的力量所清除。这样一来，现代化社会秩序给人带来了生存的恐惧感，每个人的本真状态必须接受社会秩序的检视，每个人的原初人性也必须接受大他者的改造。在人与现代社会文化秩序的对峙中，个人的焦虑一方面来自轴心时代精神记忆的召唤，文化基因中不会完全清除那些最初的对于意义的激动和追寻，这是强大的传统提供给我们的精神密码。这样就形成了对于现代秩序的质疑，这是对于精神纽带的保卫，说明文化焦虑本身正是不愿完全被现代秩序所征服;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的社会文化秩序并未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人类所永远追问的终极问题。并且，现代社会文化秩序更加加重人与世界的隔离感和人对世界的荒诞感，人生目的之晦暗造成现代化目标的丧失，每个人只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复制品。这种文化焦虑进一步加重了技术理性与人之自由之间、有限工具和无限目的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存在的缺失和飘忽、人生目的的异化都集中显现在这种文化秩序中。这必然导致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严重扭曲，当文化在此不能给人生意义提供有效的精神导航之时，那种无助的焦虑感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症候，因为工具理性并不能解决自身的终极问题，并且因为它的野蛮和任性不断生发出无数的问题。
2，消费主义形成的文化幻象。中国的消费主义并不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逻辑延展，而是在制度安排中的政治副产品，其本质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下的文化消费，虽然其表象也带有后工业时代的消费主义特征。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兴起过程中虽然也有人的主体性的压制和消除，但与之伴随的是积极的文化批评、社会团体和宗教活动的牵制，使其能在短时间内“改邪归正”。这得益于它的自由、自洽的文化生态，文化本身拒斥了制度性权力的广泛渗透。后极权框架内的消费主义是对文化精神的一次放逐、转移和掩埋，由于文化的自由精神会形成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审察和考问。这是对后极权主义的内在威胁。对于文化生态的破坏可以重新构筑权力的文化体系，尤其在消费主义时代来临之后，消费主义的文化幻象也极易与民粹运动云雨巫山，然后两厢情愿地达到各自的目的。由政治策略导致的消费主义时代，人们的政治兴趣迅速自然自愿地转入到物质兴趣，物质成为人生的“主人能指”。如拉康所说，这种物质消费不断刺激着人的欲望和快感，人们只有拥入更多的物质才能触摸到人生的具体存在，也才能寻找到人生的意义。物质主义的拜金狂潮中，人是作为“他者”欲望的，规定人的主体性的不再是自我意识，而是自我意识之外的“他者”的无意识，物质主义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于权利、自由及其人生真实目标的兴趣。在这样的欲望化时代，由于主体叙事限制了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言论空间也被转换成意识形态训导，人的物质欲望在没有理性制动的情况下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泛滥高度。进入一种全民化的物质时代之后，有形的文化遗存和无形的文化精神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权力与人性之中的恶缔结为秦晋之好，人们忘情地背离人生的真实目标，沉浸在物质消费背后的政治力量为其构建虚幻盛宴。
在这种荒诞的盛宴中，一些知识分子并未能恪守真理的内心召唤，而是加入以这种“空洞能指”的狂欢中。正如埃里克·霍弗所说，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他们只看到了由透支环境和破坏伦理体系而构筑起来的浮华工程，未能深究它背后所制造的邪恶以及带给历史永远的伤害。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文化产业”的鼓动与发展，正好迎合与满足了物质主义在消费狂潮中的快乐剩余，使之进入彻底的符号化的分解主体的时代。在博德里拉看来，这个社会是以消费为中心的，其中文化消费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涵。社会的需求所依赖的已不仅仅是人们的“需求原则”，而是人们的“欲望原则”。不是欲望的消费，而是所谓“为欲望而欲望”。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文化自由的时代，虽然这种欲望的大众文化生产加入了消费主义的乐章，但其即时消费的特点和内容不但不具有文化本身的秩序和伦理，而且还进一步瓦解人的目的之叩问，模糊了物质占有与本质权利的界限，成为实质上的对于文明的阻遏力量。由于政治权力促进的消费主义狂欢，物质建设在后极权政治模式下具有一夜突变的可能，以此造成的“人定胜天”的幻象更是刺激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劣根，生发出对于人类制度文明的犹豫。连萧伯纳这样的大家在1933年访问美国时也发出这样的疑问：“你们美国人太畏惧独裁者了。独裁统治是让政府能够实现任何目标的唯一方法。看看民主带来的这一团糟。你们为什么要惧怕独裁呢?”如集中力量开采自然资源一样，由政治权力安排的“文化生产”也一定在短期内产生井喷式的数量奇迹，动漫大跃进便是萧伯纳式惊叹的结果，也为这个时代的普遍焦虑开掘了闸门。
3，文化焦虑中的政治投射。如前所述，中国的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并不是历史伸展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以此暂时转移了政治危机，但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焦虑。因此，这种现代化具有伪现代性的特点，虽然在表面上具有一些现代性的文化特征。在消费主义狂欢中，人们的目的已经被成功置换，精神空间也被物质的虚华所占位，病态的现代性喧嚣导致了主体消亡，这可能正是浮华背后的根本性目的，但人在长期工具化之后会幡然醒悟，猛然发现迷失的自我之后会加重人生的焦虑感。从这场梦幻中悄悄醒来之后会发现，消费主义运动中的每个独立的个人也被消费掉了，尤其重要的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与自由也被消费主义偷走，最后只剩下梦幻本身。霍布斯曾说，“我们的梦境都是我们清醒时的想象的倒转，当我们在清醒时运动由一端起始，在梦中则由另一端开始”。让人们从现实走进这种由消费主义狂欢构织的梦境是以对自然和人性的否定，将自然和人本身幻象化、工具化、奴隶化为代价的，这里不存在对于人的主体性权利的考量，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化解成为唯一的目的。即使在这种政治权力镜像中，普遍的焦虑有可能是对政治权力进行悲观幻想，有的还将出现圣化构想，这正是人性在长期遭受奴化规训之后不可能直立行走的典型特征。本来，文化的自洽生态可以导航人的精神历程，其自由与悲悯也在抚慰苍凉的人生。正如斯密所说，文化也正是大自然隐蔽计划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与传统和自然契约，然后抗拒何政治权力的诱导，从而固守人生之本真。但是政治权力同样具有强大的求生本能，由于占有资源的优势，很容易将大自然隐蔽计划的各个部分转换成自己的工具。韦伯也说，每个人有自由定约的权利。如果每个人实现这样的权利，政治权力只能民主化生存，这是任何极权主义都不可能放弃的，也是其生存中的最大恐惧，由此之故，政治权力向来警惕文化的自由与基本生态。
人的关于生存的普遍焦虑正是感到权力在文化领域的大面积渗透，本来一个个独立、鲜活的生命被政治权力驾驭的消费主义战车所碾碎。“人定胜天”是所有极权主义梦想炫耀的武功，也会勾引现代政治权力返祖的蠢动，但这一切正如奢靡铺张的烟花，只是权力意志一厢情愿的壮志豪情，历史的巨铲已经在收割所有的回光投射。在极权主义的巅峰阴谋中，有一种逻辑已经显露出桅杆，人们已经知晓，现代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便是保障公民不可让度的自由。由文化焦虑引发的权利意识和冲突正在改写时代的文化格局，与文化自由的博弈其背后涌动着政治投射，这是又一次人的主体性对于大他者淹没的觉醒。虽然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但焦虑的源头也有着极强的任性，其中斗争哲学和阶级论使其不断加强对历史经验的适应。福山发现，“家族制复辟是一种循环现象。中国西汉时期建立的非人格化官僚制度，逐渐受到贵族家族的侵蚀，他们试图为自己的后裔，在中央政府中保留特权，这些家庭，在后来的隋唐两朝，仍得以支配中国的官僚机构”。同样的是，眷顾家人或互惠朋友是自然的社会交往，也是人类互动的预设。人类最普遍的政治互动，发生在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领袖以恩惠换取追随者的支持。与现代以来的普世价值和权利观念相比，旧制度中隐蔽着利用人性之恶的强大基因，必然在新时代造成普遍的文化冲突。显然，新的“文化训导”已经力不从心，文化焦虑中的权利诉求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人不希望被大他者和权力目的所淹没，也更不希望被政治权力所奴役。
二、现代特色语境中的文化反抗
1，自由表达的冲动与理性。古希腊人曾经发出诘问：“你们的生存究竟有何价值?如果毫无价值，你们为何存在?我发现，你们是由于你们的罪过而执着于这存在的;你们必将用死来赎这罪过”。这是轴心时代人类面向绝对的谦卑，也是对于世欲偶像的拒斥，以此时刻提醒人类的生存境遇。二十世纪的乌托邦试验与极权主义运动曾一度将人间推向地狱。乌合之众更是积极参与这一罪恶的构建过程。新时代来临，但乌托邦的阴魂并未走远，新的造神运动随时可以借尸还魂，现实格局中的文化焦虑引起的价值裂变呈现出多种向度。一种是重新聚合成民粹资源，随时等待造神运动的号召，其人生目标从物质消费主义的囚笼里挣脱之后，又重新在乌合之众中寻找自身的倒影，以此确定新的人生目标的幻象。另一种文化觉醒已经在消费主义和造神运动的双重压迫下成功突围，然后寻找表达的理性与自由。这种表达首先躲避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让表达重新回归自己的个体身份和人生目标，并从征服欲望的渊薮中逃脱，并开始反抗新的意识形态霸权。人们不仅受制于意识形态话语的长期敲诈，还在消费主义构织的泡沫中自我放逐，曾经迷失于政治权力与市场号召双重构筑的罗网。表达冲动意味着对大他者依附的摆脱，理性与自由具体表现在自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全面发展，虽然这种表达尚在对于技术理性的依靠，但是，每个人的表达冲动即是对于制度束缚的反抗，也是对于文化底色的反抗。斯宾诺莎说，凭着不可废除的自然权利，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思想的主人。康德也声言：“那剥夺了人公开交流的思想自由的外在权力，也同时剥夺了人思想的自由。”这说明，任何人都不会成为他人的纯粹工具，与功利主义中剥削人的危险相反，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即使是还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不再有行为能力的人，或长期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也都是自身目的的本身，并有相应的权力。况且，每一个人在主观判断方面有绝对的表达自由，因为任何价值命题都不具备真值，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能宣称自己的绝对正确，历史证明，越是宣称自己一贯正确的团体越是真理的反动。尽管它宣称自身的一贯正确，但并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永久维护，但只要有一个人的表达冲动即是对它的质疑，也是摆脱谎言的开始。
表达的自由冲动意味着表达者不甘于接受强加而来的生存焦虑，任何公意并不能化约为共同体成员的意志加总，真理又总是以保守的理性冲动冲破谎言的压制。阿伦特曾强调：“尽管真理是无权的，又总是与已有的各种权力处在硬碰硬的对抗当中，但它自身有一种力量：无论那些大权在握者如何努力，他们也不能发现或发明一种可行的真理替代品。说服和暴力能够摧毁真理，但不能替代它。”在社交媒体时代，文化表达不仅有对政治权力压迫的反抗，还有对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反抗，其实更有着对于知识精英话语主导的反抗。知识精英是一种弱权威话语，尤其在市场时代以来一再表现出对于权贵的兴趣，即便是自由主义的精英也深陷在启蒙幻象和改革话语依赖中，越来越成为民众文化自由表达的压迫性力量。专业知识精英通过选择材料、过滤事实成为理念的处理者，但他们的智力也可能受到概念和理念的役使，因为长期以来自身所处的精英地位已经膨胀了人性中的极权意识，况且他们所依赖着的仅仅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共享的但却毫无根据的假定。这就正如托马斯·索维尔指出的：“由于精英们能从自己普遍优越的特殊知识中滋生出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可能会使这些精英隐藏他们的无知，也遮蔽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的错误性质。”
2，对于精英文化的反抗。精英文化同样是一种暴力压迫，因为它设定了他人的价值标准和技术通道，有时候精英忽略并故意践踏底层的文化诉求，其极权冲动在人性中具有先发优势。正如共产主义狂潮和乌托邦运动一样并不是出自被压迫的民众，恰恰来自知识精英的蛊惑，然后聚集起极权主义运动。米瑟斯发现，“社会主义天堂是一个最美的王国，那里居住的全部都是幸福的超人。所有的社会主义的文献都充满了这样的废话。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些废话招徕了它的追随者”。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担当明显令人失望，但这种判断并不影响具体的个别的优秀的个人，知识精英的整体沦陷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也在进行政治权力批评，但其劝谏式的、改良式的渴望和姿态不但无助于接近真相，而且有时还给人提供虚假的希望，这是与后极权主义的另一种合作方式。这种改良式的，或者自称为温和的宽容是遗漏了对于社会及其权力本质的透视，模糊了目前根本问题的方向和重要路径，尤其冲淡了民众对本质问题的追究。在改良话语中对于权力合法性的暧昧已经失去了在真理面前检验良知的勇气，这不是智商和能力问题，而是利益的现实考量带给精英的直接证据。精英话语针对民众的文化表达往往斥之为暴民或者从资格论素质论方面对其清除和排挤，不承认对于真理的认知来自鲜活的人间沃土，认为只靠其进行逻辑的先验推验就可以设计出一套力劝君王向善的方案。
离开了现实的大地，无论任何专业的精英也只能在学术游戏中把玩自以为是的概念，历史发展已经很难符合线性逻辑，这就是革命恐惧论者所极力推行的温良恭俭让，他们未能看到历史在发展中已有诸多因素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福山强调，“实际上，不同制度的历史根源，往往是一长列历史意外事件的产品，没有人能够预测。这看起来令人泄气，因为当代社会无法经历同样的事件来获得类似制度，但这忽略了政治发展中的拱肩作用，与制度的历史来源相比，制度的功能更为重要。一旦发现，其他社会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采纳”。也就是人类政治取决于人类重复的行为模式，既横跨文化，也横跨时间。另外，人类天生具有认知能力，知道如何解答“囚徒困境”类的合作问题。只有在具体的行动中，人们才能感知到制度的压迫和文化的冲突，历史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是精英设计的结果，而是在无数具体的行动着的人们重复同样行为模式的作用下发生的逻辑裂变。近年来，知识精英在改革话语、法治话语中已经充分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和傲慢，而由民众自发的文化表达中不乏对于政治与社会的真知灼见，知识精英的整体失望已经是令人悲哀的事实。正如吊塔工人放炮台主所说，“关于知识界，我的评价是非常低的，我只说一句话，民间社会政治意识的极度贫困以及现在的政治伦理被极度扭曲，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是一个整体评价，并不受某个特定的知识分子影响”。知识分子一方面提倡自由，一方面又与自由的真正精神为敌，甚至容不得民间社会的与之探讨和争论。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民众的觉悟和对自由的认识已经使知识精英始料未及，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存在，言论的有限表达自由已经在反抗知识精英的概念化压迫。从自由与生命出发，每个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的第一身份或天然身份就是自由者，自由是人类最本质的存在方式。从自由者的身份出发，言论表达是自由的基本方式，也是最不易构成对他者损害的方式，只有在充分的自由表达中才可能有正常的思想市场，真理与谎言才得以检验。这势必冲淡了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但在这样的时代，无论知识分子如何自恋和任性，都不能压制文化自身的反抗和质疑。
3，对体制文化的反抗。体制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训导已经在市场经济时代基本失效，它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被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所分解。大众文化经过最初的喧嚣之后正在回归理性。并利用新媒体的便捷优势发出了对于体制文化的反抗。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文化训导虽然力不从心，但由于体制文化利益的杠杆作用，依然有成批的利益环绕者，这里不乏一些网络投机写手。无论有什么样的体制力量的支持，这些体制文化的代言人也无法获得其幻想的荣誉，甚至每一次出场都会凸现人生的耻辱，并在强大的民众文化围剿下尽显龌龊。真正的荣誉是对具有最完满道德人格的角色扮演者的嘉奖，这个嘉奖是社会给的，不是权力或个人的妄想就可以赋予自己的桂冠。安·兰德说：“不能把这个世界拱手让给我们鄙视的人。”民众在社交媒体的充分表达也已证明，他们不愿只接受体制文化的训导，或者极力排斥代言者的话语污染，每个人更不愿继续被构陷在体制文化的深度雾霾之中。从文化学方面，任何优秀的文化是不需要借助什么政治势力或者体制进行推广的，如果某种文化一定要借助这种力量进行扩散，不但达不到效果，还会适得其反。这样的文化也一定不具有文化的真正内涵和精神，只是政治体制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已。郑永年认为，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或者广为传播，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解释自己，也就是能够自圆其说。第二是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人信服、信任，而不是强制他人服从。第三是这种文化令他人愿意接受，愉快接受，而不是靠命令或武力征服。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依靠行政命令的力量进行推广。郑永年说，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也没有政府去建孔子学院，但中国文化扩散到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
将一种文化强行捆绑到一种制度之上不但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还因此暴露了自身的荒谬性，因为这种强制推广的方式并不符合人类经验。体制文化的又一次依靠行政命令的强制规训，是一种权力在政治危机时刻的返祖依赖，也是极权主义运动早期的动员手段。但是这种文化运动的历史条件、物质条件、传播手段与受众范围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单一的规训宣传管道已经解体，在目前全传媒的传播条件下，任何文化对于受众的竞争只有依靠自身的魅力。因此，任何新时代条件下的文化专制只能是弄巧能拙，自媒体、社交媒体不仅反抗这种霸权的介入，而且还使得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增强免疫能力。新时代以来，虽然技术的力量带来了文化格局的重构，但体制文化并未退出历史，由于它掌握了绝对的资源，利用利益中心的吸附作用还是对文化的正常发展形成了主要障碍，官僚制度的各种文化机构，以批量制作的垃圾产品不仅强行占有着主流渠道，还进一步阻塞着文化自由发展的出口。那些以操纵和人的精神世界为宗旨的各种形态，以斩断文化自由生态之链的“文化规划”也还以最后的挣扎阻挡文化的反抗。尽管如此，文化的反抗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持久的自觉行为，它并不需要什么政治纲领和宣言，只是一种对世界认知的表达、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对人生权利与自由的体证。如胡克所说，“思想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始终包括在意识的行动中而不能任意加以阻止的过程”。
三、当前条件下的文化批判
1，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不断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曲解，而且与“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构成新的文化自恋，新一轮的民族主义的膨胀使文化主导徒显欲望化萌动。这不仅是体制文化无视文化规律的傲慢，还是格式化话语方式对于文化意义的矮化。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并不是没有文化自信，它的重要前提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这种文化自觉不是文化自恋，也不是文化自弃，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回归，同时也不是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就是自觉到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才能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同时要对传统文化条件进行客观的诠释。更重要的是，文化自觉必须自觉到全球化时代任何文化都无法孤立存在，都是你中我有，我中有你，只有开放的对于文化的自觉姿态才能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每一种文化都会首先自觉到自己的传统，都很难割舍掉传统。希尔斯说，传统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但是传统很容易被扭曲，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绑架和利用，继而形成一种自恋的文化自大。作为文化传承的精神链条，文化传统是隐含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信仰、规范、秩序和理念的特质，也是文化给予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由多种文化交融渗透、历尽世代的积淀和选择而成，并得益于文化在成长过程中的自由与宽容，所以才有大气雄深的汉唐文化，是交融会通中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目前由主流文化靠行政命令推行的“文化自觉”并未能自觉到自身文化的缺陷，当然也并未能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点，寻找到的文化自大只是一种虚妄的民族主义的膨胀。其目的并不在于使真正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对零碎传统文化符号的拼接和利用，以此服务于一种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治姿态。鲁迅先生早就痛斥其病：“洞达世界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中固，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利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家，人生意义，改之深邃，则国人之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如果没有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发展既不会承传统之脐带，也不会顺应世界之势，这是文化学范围内显而易见的规律。文化的自觉导致的自觉文化是以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它并不是一种自在的模式，而是对世界本身及其事物的运行规律都有自觉的思考。虽然现代文化发展已经不是一种自在的文化模式，不再完全仰仗传统习俗、经验和风俗等，但是它本身具有自觉的承续密码和系统，也就是自觉的文化无法丢弃它的传统。如果这种自觉的文化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干预，即刻会关闭文化自觉的传统承续通道，造成文化传统精神的短路，文化的自觉之路上会堆满由文化误导所抛掷的符号化垃圾，堵塞住对于传统精神的呼吸。最为明显的例证便是近年来由政府主导的国学热和孔子学院，其结果是堵住了国学的真正面目，连真正的儒学也已经被彻底堵进历史的遥远洞穴。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这种破坏文化自觉的儒学和国学推广是一次真正的国学死亡之吻。可以说是一次彻底的借文化推广之名而进行的对文化传统的深度破坏，它扭曲了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张力平衡，也破坏了文化演进和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力机制。当前最重要的文化自觉并不是过度炫耀悠久的传统，如政治制度的演进一样，也不是满足欣赏自身的特色，关键是适应世界一体化格局中的文化融合、交流与激荡。李慎之曾言：“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包容、消化一直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多年的西方文化。”可以说，这是对于文化自觉的最为恰当的诠释。全球化时代，任何文化都不已不再是一种自在状态，它的发展是在开放中吸纳多种文化因素的结果，任何对于开放通道的堵塞都是对于文化自觉的否定。
2，文化反思。在文化自觉的逻辑延展中，文化反思是必要的文化建构路径，文化自身的自洽生态具有它内在的反思能力。自由和自觉的文化是内省的，它的反思是基于内省的洞察，这样才能达到一种文化体系的整全性，反思本身也是对其整全性的审察。文化的自觉要求自觉的文化具有自洽的话语体系，就是共同体内部达成的关于文化所涵盖的核心价值的共识，离开这样的共识，或者无法达成这样的共识，文化在焦虑状态中必须启动它的反思功能。应该说，文化的反思是在文化危机和混乱时刻由文化秩序本身启动的自卫装置，否则，文化的危机可能导致文化的没落或衰败，因为自觉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竞争的有机体。由于文化长期被意识形态所训导，又遭受消费主义狂欢的侵袭，它以感知的方式充分体验到文化的危机，反思本身即是要以自觉的理性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落。文化的反思又是从文化竞争的视角出发，竞争本身也是一个开放和动态的系统。任何逻辑的静态都均未能涵纳这种动态，文化只有在动态的选择中修正人们对于逻辑的诠释。托马斯·索维尔认为：“什么样的行为能够在竞争中存留下来——那种在环境中的生存竞争淘汰了某些种类的不适应反应，同时又让其他的适当反应得以延续——那些同样不是意志的后果。简单来讲，个体意志和普遍结果之间的系统性因素，限制和决定了什么能够生存，也同时制造出一种模式，而不是出了混乱。”实际上，根据尼采的洞见，文化是第二自然，只要保持它的完整生态，其本身就可以随时启动对于自身的反思，然后在新的竞争中选择。但是由于文化往往被政治权力所利用，只有打破它的自洽生态才能使文化秩序产生混乱，然后撰取为我所需的文化宣传，同时也阻止文化的反思。这就是为什么福柯所说，权力总是以文化之名来达到训诫的目的。而反思正是一种觉醒，也是对于霸权话语的拒绝和怀疑，如果对其保持信仰和服从是不会产生反思的。
现代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反思的文化。从尼采“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开始，现代文化已经开始对于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其反思的结果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西方文化发展时代。之后的韦伯、齐美尔、斯宾格斯、雅斯贝尔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都从文化形态史观等多种角度对于西方文化的危机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在现代意义上，中国文化尚未展开充分的反思就已经被革命文化、战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和市场文化所代替，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化始终未能离开政治权力的强力役使，所以，至今未能在现代意义上进行转型。文化本身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开放领域，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利益板块在文化的舞台上纵横交集，每一个集团和利益板块都试图命名世界并把自己对世界的定义强加于他人。从文化自身的规律来看，文化应该被解释为符码、表征系统或意义之图，各种社会集团都试图用这种符码或意义之图来定义自己、他人或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为此，拥有强力资源的规训文化总是要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以便控制自身的文化权力，而作为自觉的文化体系必然反应出对于话语霸权的反抗姿态，虽然在不同的社会遭到的打压不同，但文化反思始终会与规训文化保持一种内在的对峙，这也恰恰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反思面临着多重压力和任务，首先需要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地反思，借此梳理五千年的文化的历时发展，确定它在现代条件的鲜活因素。其次是对于革命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的重要性在于厘清文化与政治的本质分野和现实的纽带关系，才能使文化回归自然。三是关于消费主义之下的文化反思，这里有着重要的权力规训符码，不单单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现象。只有全面地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反思和梳理，才能捕捉到已经到来很久的文化危机，也才能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中国文化的真正自信。
3，文化批判的任务与路径。当前的文化批判自然离不开对于文化传统、文化模式、文化体制、文化生态、文化精神和文化传播的审察，但更重要的是要叩问文化发展在世界一体化格局中的境遇和命运，以及文化背后隐藏着的一个民族屈辱和苦难。本来，文化是对人生自由的延伸，是在自由的出发点而进行的一种对于自然的修补，但它往往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束缚了人的自由，并让自由的人生肩负更加沉重的枷锁，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便是打开这一枷锁，释放本来鲜活、独特的人生。这里就必须恢复文化批判的基本权力和批判兴趣，不但始终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还要时刻对政治权力保持警惕，并永远保持对其的批判姿态。这种批判理性要求具体的批判路径必须摆脱对政治权力话语的依附，也就是必须跳出政治体制设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如果不能跳出这种政治权力的话语框架，文化批判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同改革话语一样，其本身并不能抓住或掌握一些并不存在的空间或机会，在没有任何现实对接的情况下，改革式的文化批判只是伊斯拉谟所说的，写着不痛不庠的文字，挠着极权主义的耳朵。文化批判在于校正文化的方向，使文化在反思中接近真理，而政治话语是一种谎言。如果文化批判不能真正地从政治话语的依赖中走出来，就会迅速被强大的政治话语所迷乱。致使文化批判话语又异变成政治权力的另一种辩护。阿伦特指出：“没有人怀疑这真理和政治彼此不相容，而且就我所知，也从没有人把忠于真理算作一种政治德性。谎言从来都被认为不仅是政治家或煽动家的必要、合法工具，而且也是政治交易的工具。”
对于政治权力的文化批判不同于单纯的政治反对，而是剥落政治自身的道德油彩，让其本质在文化中还原，进而减少或避免政治谎言制造的道德幻象对自由的吞噬。在这种文化批判中，文化具有新的精神引领，这是一种与轴心时代文化精神的承接，是对于文化自由的保守和回归。由于人类孤绝的俗世命运使文化得以诞生，它本应提供给苍凉的人生以合适的温暖，但是权力的野心和技术理性不断与之纠缠。文化的批判在现代条件下依然需要捕捉人生的深层模式，以驱除几十年来革命思维制造的丛林法则对于人类心灵属性的剥夺，尤其那些由政治权力话语制造的动物性游戏逻辑。人类的心灵需要的是爱与勇气，它本身厌恶斗争，人类的想象力与智慧应该全力在弥补自身缺陷方面进行施展，文化批判应不忘记人类命运所处的永久的绝对威胁。以此看来，文化批判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还应包括对于人的性格结构及其心理机制的批判。意识形态霸权、技术理性霸权和大众文化的话语霸权都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有着人性的缺陷以及心理机制的配合与交易。极权主义的心理机制造成自由的缺失，还使得逃避自由成为一种普遍存在，而逃避自由的基本途径正好是与某种权威或组织机构认同。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一方面消解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会为专制机构或体制提供生存基础。这种情况下，自由就变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也表示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这时，产生了有力的倾向，想要逃避自由，屈服于某人的权威之下，使之可以解脱不安全之感，虽然这种屈服会剥夺他的自由。这还是长期的文化失范造成的文化心理危机，是对人生意义的回避和逃离，文化批判便是召唤人的存在，并重新强调人生意义的内涵。
四、结束语
福山指出：“制度长存带有明显的适应价值：如果不存在遵循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天性，就要不断举行谈判，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就制度而言，社会是极端保守的;这意味着，促使制度成立的原始条件发生变化时，制度却做不到随机应变。制度与外部环境在变化频率上的脱节，就是政治衰败，就是反制度化。”当一种制度长期捆绑一种文化之后，文化焦虑、文化的反抗与批判是必然的反应，也是文化自身的特性所在，焦虑、反抗与批判又说明真正的文化精神并未能被制度所完全驯化。这也说明，任何制度都无法长期改造一种文化，当文化在经历过一定的荒诞期之后，它会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它本身不会长期沉浸在被奴役的快感之中。相反的是，由于制度与文化有着不同的生成机理，压制文化的制度无法长期达到自己的逻辑周延，其合法性危机会形成自身的反制，这恰恰是提供给文化得以突围和施展新的作为的目标与空间，这是因为文化焦虑本身已经在驱除文化训导与文化狂欢，文化传统与文化未来的契约相会迫切要求清理缠缚在文化发中的根本性桎梏。真正的文化使生命赢得潜在不朽，文化在我们的生活空间统摄着对于自我澄明、自我审视的捕捉，是与自然的和谐契约。文化是人类自由的冲动，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证据。在开放的状态下，文化形成自洽生态，为生命的客观局限打开自由通道，提供生生不息的精神脐带。在开放与宽容中，文化既不是对于客观历史的绝对奉侍，也不是与自然为敌中的理性自负，只是精神范式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