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生
「占中」一發不可收拾，究竟如何收科？可悲的是，人類文明的兩大要素——民主、法治，均似乎對「占中」無效，沒能發揮應有角色。
選舉制度的約束與空隙
先談民主。
民意的「占中」立場，從來非常清晰。由事前的逾半反對，到今日多達七八成反對，民情堪稱一面倒。可是，「占中」依然自我感覺良好，恰如曾有反對派議員所說，「無論民意如何，我們都會堅持立場。」「占中」所展現的一意孤行，說明民意根本沒有太多約束效果。
其實，香港的民主政制還是發揮了一定約束作用的。這主要見諸「占中」溫和派，不論是為了立法會選舉，抑或是將來的特首普選，他們均不可能不面對并回應民意。此所以，到后來終於意識到「占中」激起民憤，溫和派便開始調整立場，不再繼續盲目支持「占中」，反之譴責了暴力沖擊行動。雖然，他們本身也陷入進退失據之窘，甚至很有可能兩面不討好。惟無論如何，選舉及選票已賦予普羅市民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以上僅僅適用於訴諸多數的溫和派，卻不適用於訴諸少數的激進派，以及根本不受選舉束縛的學生及學生組織。
首先，「占中」乃由學生組織主導，取態難免傾向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詳見2014年11月11日香港商報A2，《從占中看我們的新一代》），簡言之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為了追求學生心中公義，現在所宣揚的價值導向，正是一代人的聲音足夠凌駕其餘各代人。如是，則民意又有何用？
而且，在比例代表制下，激進派也絕對可以無視多數，只要爭取少至一兩成的少數支持，便已足夠在各個選區保住至少一個議席。「占中」平臺之成功搭建，正好提供了擴大激進政治勢力的機遇，他們豈不堅持到底？即使「占中」內部有人認為要收窄範圍、退場、以至自首，惟激進派仍不斷逼迫升級，包括在網絡上及在大臺上煽動群眾。正正因為多數的意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激進支持者的聲音。
事實上，早前兩次沖擊行動，即分別沖擊立法會大樓和政府總部，便由以上兩個派系號召策動。
起初，「占中」仍冀訴諸多數，所以一直謹言慎行，包括提倡「和平非暴力」之類的「占中無害論」；不過，時至今日，殘留下來的占領人士，很大部分都是激進分子，價值導向經已轉為「有害又如何」（詳見2014年12月2日香港商報A2，《占中全面失控惡化》）。的確，為了延續運動，搞手們實在不得不同步訴諸激進，否則可能連最后的支持者都失去。隨著「占中」五方平臺的溫和派系逐漸淡出，「占中」進一步趨向激進絕對可以預期。
「占中」本來就是一個潘朵拉盒子，遲早都會由漠視多數的激進少數接手，不論是他們主動奪得，抑或是其他人退場之后。社會賢達早就多番強調有關風險，現在不幸地一語成讖，只怕后續發展會變本加厲。
非常遺憾，市民手上一票并不足以令「占中」退場，因為，「占中」激進派既視「民意如浮雲」，不管多少市民反對「占中」，以至反對派在明年區議會以及后年立法會的選舉落得大敗，甚而2017年普選方案獲得多數通過，也不會促使他們放棄「占中」，「占中」仍是他們鞏固票源和追尋理想的「樂土」。故此，不論是繼續以占領道路的形式，還是衍生更多諸如「我要過馬路」、「鳩嗚購物團」之類的流氓式抗爭，「占中」餘波仍恐長期肆虐香港。而這批人基本沒有主動地自首或退場的打算，除非執法機關嚴正處理。
這就是民主在香港當前政制下的狀況。
法治精神的預防與治療
再談法治。
法治有兩大重點，一是事前阻嚇預防，一是事后懲罰治療。很可惜，時至今日，兩者很大程度均對「占中」束手無策。
事前阻嚇預防，即要求市民守法，實乃法治一大部分，甚至是最大部分。所謂預防勝於治療，不然死者已矣、罪惡滿街，事后懲罰治療又有何用？
就以兩項本港近年新訂法例為例——室內禁煙和打擊醉駕藥駕，重點就從來不在事后檢控違法者，而是藉此建立市民的守法文化。有關過程的確不太順利，控煙辦人員執法時屢屢遇阻、「吹波仔」（酒精呼氣測試）突擊抽驗亦時有違法司機等；但經過一段時間后，絕大多數市民均已自律守法，吸煙時會主動移步室外、飲宴時會避免酒后駕駛等，這就是近幾年來全港市民沒有代溝地一同親歷法律得以落實的實證。
不過，全港市民昔日共同辛苦建立的守法核心價值，卻被一句「公民抗命」破壞得體無完膚，彷彿在「占中」大纛之下，所有法律均可無視過去。「公民抗命」本來僅僅針對個別惡法，但在現時演繹下卻不必然：難道確保市民道路使用權的法律是惡法？難道確保立法會和政總不受沖擊的法律是惡法？比較而言，哪一個地方沒有相關法例？倘由「占中」人士執政，是否意味要將有關法律廢除？
可怕的發展，乃是「占中」得寸進尺，挑戰法律的底線愈推愈前，尤其是暴力化方面，由起初僅僅靜坐妨礙交通，被捕時不反抗，進而基本拒捕甚至沖擊警方防線，到最后更公然襲警甚至制造攻擊性武器，實難想像兼且不敢想像下一步「占中」可能激進到什麼程度。
「公民抗命」沖破了守法框架，占領人士誤以為其他不守法行為都是合理的，這就是「占中」失控的危險之處，這也是社會賢達早就警告過的。倘不守法，當然要執法。不過，「占中」所宣揚的抗命法治觀，無疑大大動搖了香港的真正法治觀，導致警方執法困難重重。
過去便曾出現多個錯誤觀念，例如：占領行動本身并不違法，反而警方清場才是違法，更莫說過程中使用了相應的最低武力。「占中」初期的金鐘催淚煙一幕，加上部分傳媒的渲染煽動，確曾觸發民情相當程度的反彈，這就是一種質疑警方執法的最佳例證。惟事至今日，相信絕大多數市民已經明白過來，了解到警方執法絕對合法、合理、合情，所以最近的清障及清場行動均沒看到民情非議，事實上大眾對占領者亦不再婦人之仁。
雖然現時執法過程變得順利，惟執法本身只能暫時停止違法行為持續，更重要的是執法之后的懲罰治療機制，這不單要求違法者承擔相關責任及后果，還進一步要求違法者知錯能改不再重犯，否則強奸犯刑滿出獄又犯強奸，則法治到底治了什麼？此所以，各地政府都愈來愈重視重犯率問題，并投放更多資源到更生服務方面。
非常遺憾，這方面對「占中」的收效甚微，相關例子可謂多不勝數。首先，禁制令的頒布及執行已有極大爭議，占領人士打從心底其實并不服從。另外此前三番四次的暴力化抗爭行為，法庭已經先后作出否定裁決，惟有關違法行為不但并無遏止，反倒變本加厲，其中被判罪成的擲雞蛋者甫一出庭便聲言「日后仍會再擲」。至於最近的「占中」自首潮流，基本上只是一個所謂「彰顯法治」的表面步驟，他們內心深處是否覺得「占中」并不應該？日后是否不再重犯？答案大概路人皆知。倘如是，由「占中」演變「鳩嗚」，再由「鳩嗚」演變其他，類似的游擊式抗命行動勢恐長期困擾香港。
所謂「治亂世用重典」，背后理念就是透過加強執法和加重懲罰來進一步約束違法行為。
法治不是願意自首、願意伏法這麼低層次，最核心的作用乃循制度影響人的行為。觀乎「占中」，無論預防抑或治療，法治所能發揮的功能無疑極之有限；而各有各定義的「占中式公民抗命」，也非制度建設內的產物，實踐下來亦證實極之危險。
展現真正的精神素養
當民主和法治失效以至淪亡，社會上將人人自以為是、人人私刑取義，這也是「占中」期間反覆出現的現象。箇中的解決辦法，難道不是重新訴諸民主和法治嗎？香港人必須展現真正的民主法治精神素養！總而言之，文化建設才是制度建設等一切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