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已經決定，與複旦大學合作的孔子學院在2014年底到期後不再續辦。

　　盡管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解釋說，這個決定於政治無關，只是與複旦大學合作開辦孔子學院第二個5年協議到期，外方院長退休，由於學校自身原因，人文學院一些教授要求不再與中方續約，得到校長同意。斯德哥爾摩大學校長致信孔子學院總部表示，孔子學院延期半年停辦，該校本身中文師資很強，不會影響漢語教學。

　　中方也表示，截至2014年底，全球已有127個國家和地區，開辦了476所孔子學院和851個中小學孔子課堂。不過，與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孔子學院並不是中國主動輸出，也是需要申請並得到中國相關機構同意後才能合辦，資金也不完全由中方承擔，而是雙方共同承擔。目前還有200多個國外學校正在申請與中方合辦。

　　但此事仍然毫無意外地引起了一些政治猜測，國內有一些人則報以嘲諷：“看，果然辦不下去了吧?”對於這些中國不管做什么、怎么做都是錯的人來說，有這個反應並不奇怪，所以這些猜測和嘲諷也無需回應。

　　不過，我們可以看看中國古代的“孔子學院”的情況。

　　自古以來(這次是認真的)，相比於周邊國家而言，中國的文化就非常繁榮發達。儒家學說對中國周邊國家而言，就是當時必須與之接軌的的“普世價值”。因此，周邊國家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十分廣泛，儒家文化更是周邊國家的學習對象，朝鮮、日本、越南是其中學習成績優秀的。隋唐以後，科舉制成為國家法定的公務員考試制度(元朝算是個例外，只開過一次)，以儒家經典為考試用的標准教科書，周邊國家也紛紛仿效。

　　據《舊唐書》之《東夷列傳》記載，高句麗在小獸林王二年(372年)已建立儒學機關“太學”和“扃堂”。“太學”是高句麗的最高學府，傳授“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和史書，在地方設立的“扃堂”，招收地方貴族和平民子弟，學習“四書五經”和曆史知識等。這使高句麗統治下的朝鮮半島北部地區成為半島受儒家文化影響最早的地區。

　　同在朝鮮半島的新羅發展較緩慢，但公元6世紀儒學已得到廣泛傳播，新羅於公元503年按儒家的方式改換了國號和年號。善德女王八年(639年)，派遣子弟入唐留學，開始培養儒者。儒學得到進一步傳播和發展，公元788年，開始實行科舉制度，科考內容也是以儒家經典為主。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新羅又派出許多貴族弟子留唐學儒。這不僅促進了儒學的進一步發展，而且還出了薛聰、崔致遠等著名儒家。

　　到高麗時代的公元930年，高麗已在西京“創制學校”，設“書學博士”。公元958年，高麗政府“始制科舉”，把儒學經典列為考試科目。公元992年，設立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了鄉校，並派經學博士教育貴族子弟。

　　唐太宗時期，朝廷主持編修了《十三經注疏》，作為全國儒學教育的標准教材。此後，高麗曾屢次派人向唐朝政府提出，請求發給一套，都被拒絕。直到唐玄宗時期，才最終滿足了高麗的這一請求。

　　而且，唐玄宗時期朝鮮才有自己的文字，之前都使用漢字。之後，即使朝鮮已經有了自己的文字，在貴族和上層社會中間，讀寫漢文也仍然是主流。

　　這一時期，朝鮮半島和日本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經常派遣遣唐使前往中國留學、“取經”。有些學成者幹脆就在中國參加科舉考試，並且做官。其中著名的如晁衡，本是日本人，原名阿倍仲麻呂，歲遣唐使團到中國後，經過學習，考中了進士，就在中國工作和生活，與同一時期的大詩人李白有詩文唱和往還。

　　據史料記載，唐朝的“洋進士”除了晁衡外，還有大食(阿拉伯)人李彥、朝鮮人崔致遠、崔彥為、金可記，越南人薑公輔等。尤其是薑公輔，他中進士後，曆官校書郎、右拾遺、翰林學士，“有高材，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德宗建中四年(783)，薑公輔官拜丞相，後因反對厚葬德宗的女兒唐安公主，被貶職。順宗立，拜為吉州刺史，未就官而卒。憲宗時追贈禮部尚書。

　　此後，宋元明清曆代都有朝鮮和越南人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並做官。明朝初期征服越南後，有個越南人考中進士後被授官回到越南，之後越南發生叛亂，他被俘後向叛軍提出，他是明朝的官，請將他送回明朝，叛軍覺得有理，就將他送回到了明朝。明景泰五年(1454)，越南人阮勤考取進士，任工部左侍郎。明萬曆年間，定居揚州的波斯人佴祺也考取了進士。

　　在越南，早在中國秦漢時期，儒學便已傳入。宋朝時期，儒學在中國進入複興和繁榮發展的階段，越南也相應受到影響，朱子學傳入。到明朝時期，越南擺脫中國獨立，儒學也隨著官府的提倡，逐漸壓倒佛道兩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有學校，教儒學，當然也就要建文廟，祀孔子。朝鮮和越南都在中國宋朝時期，也就是公元11世紀，建起了國家級的文廟，並仿照中國祭孔的禮儀制度，制訂了專門的祭祀禮儀制度。越南河內的文廟始建於1070年，由崇尚儒學的越南李朝皇帝李聖宗主持修建，裏面的格局基本仿照曲阜孔廟，專門用於皇帝親自祭祀孔子的活動。而且，這個文廟裏還供奉了號稱“越南朱子”的越南儒家學者朱文安，而他對越南儒學發展的主要貢獻就是根據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編寫了《四書說約》。這個文廟至今仍在，是越南僅次於古螺城和順化古都的全國第三重要文物保護單位，也是遊客眾多的著名旅遊景點。而且，在外國領導人到訪越南時，都少不了參觀文廟的行程安排，可見其在越南的地位之重要。

　　朝鮮、日本和越南的儒學傳統和中國一樣，一直延續到歐洲殖民者到來，才受到沖擊。之後，各自逐步走向現代化，儒學也逐漸退出主流意識形態舞台。不過，在民間的倫常日用中，儒學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相比於今天的孔子學院，古代的“孔子學院”不僅是輸出漢語，更是輸出文化價值觀，從而形成了“中華文明圈”。朝鮮和越南雖然在曆史發展過程中逐步擺脫中國，走向獨立，但仍然向中國稱臣納貢，維持著“朝貢體制”下的藩屬關系，直到晚清時期，雖然中國也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重創，但仍然在竭盡全力幫助越南和朝鮮抵禦外來侵略。二戰後，他們分別走上不同的曆史發展道路，但中國對他們仍有巨大影響。而且，在歐美國家看來，他們也仍然屬於“中華文明圈”。

　　也就是說，雖然古代的“孔子學院”雖然和現在一樣，需要申請並得到中國方面的同意才能開辦，但相比之下，在古代，外國的主動性顯然更高。畢竟，在那個時代，中國文化就是先進文化，是他們學習的對象，這是一個幾乎不需要任何論證的事實。但在今天，中國雖然已經具備了相當程度的文化實力，但還沒有上升為全世界都認可的“普世價值”，一些仍然以發達國家自居的歐美國家更是認為，中國必須接受他們的“普世價值”，才能“與世界接軌”。

　　此外，在文化交流中間，國力強盛的時期文化自信程度也比較高，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也較為開放，容易接受，比如中國古代的漢唐等文化繁榮時期，都大量吸納了外來文化;而當國力衰弱時則對外來文化往往較為警惕，總覺得對方是在進行“文化侵略”，經常會有人抵制，比如中國晚晴遇到外來侵略後，對是否要接受西方文化就顯得較為糾結。以此經驗反觀歐美發達國家，似乎也有這種現象。之前歐美對中國有絕對優勢，對中國文化顯得比較友好，也願意相互交流，而近些年來，隨著西方衰落和中國崛起，抵制中國的“文化侵略”的聲音也大了起來。這大概也算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一個新例證。（作者：李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