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麗娜 王磊　　

 

　　今天上午，姚貝娜的遺體告別會在深圳市殯儀館舉行。作為她遺愿的執行人、為她離世后實施了角膜摘除手術的角膜移植專家姚曉明，再三糾結后，還是決定要去送送這位令他敬佩的好姑娘。身處輿論的風口浪尖，他沒有卻步。

 

　　姚貝娜為何會提出在離世后捐贈角膜？姚曉明為何會成為她遺愿的執行人？在進行角膜移植時發生了什么？19日，姚曉明在深圳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專訪。

 

　　像絕大多數人一樣，姚曉明認識姚貝娜也是通過屏幕開始的。“我和姚貝娜的父親姚峰比較熟悉，我們都是深圳市政協委員，開會時會經常見，但并無深交。我知道他是著名的音樂家、深圳音協主席，所以也愛稱他姚主席。”

 

　　在一次演唱會后，姚曉明見到過唱完歌的姚貝娜走到他父親身邊，“有點撒嬌，很可愛清新的一個小姑娘”。而兩人第二次見面時，已是姚貝娜離世前的幾天。

 

　　1月13日，眼科專家在北大深圳醫院的ICU病房給病重中的姚貝娜進行了會診。這個消息，讓當時已接受委托在姚貝娜離世后為她做眼角膜摘除和移植手術的姚曉明十分不安，“我猜可能是她的眼睛出了什么問題。很擔心她想捐獻眼角膜的遺愿還能不能完成。”

 

　　角膜捐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對捐獻角膜的質量，包括外觀、透明度等等指標都有要求。在聽說會診的消息后，當晚姚曉明就帶了檢測設備來到了姚貝娜的病房，這就是他們的第二次見面。

 

　　“當時姚貝娜已經處于昏迷狀態。我發現她左眼下方的角膜緣有些缺損，但不影響角膜的使用。”從知道姚貝娜要捐獻自己的眼角膜后，姚曉明說自己的心情一直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她這么優秀的孩子能康復；另一方面，如果她真的走了，他希望自己能把她的遺愿完美地完成。

 

　　“現在網絡上說，我是無良醫生，把不能用的、腫瘤病人的角膜移植給別人。其實根據國內外的標準，惡性腫瘤在任何國家都不是角膜捐獻的禁忌，除非轉移到角膜。傳染病才是禁忌癥。在取用任何捐贈者的角膜前，我們都會做嚴格的檢測，包括乙肝、丙肝、艾滋、梅毒四項檢測等，姚貝娜都是陰性的，沒有任何問題。”

 

　　“姚家一家三口都簽了捐贈書”

 

　　一個與姚貝娜和她的家庭都不十分熟稔的人，為何會成為她的遺愿執行人？

 

　　1月7日中午，正準備從云南飛回深圳的姚曉明，意外地接到了姚峰的電話：“貝娜快不行了，我們準備捐獻她的角膜。”

 

　　“我當時很震驚。在我經手的千余例角膜捐獻的志愿者中，像姚貝娜這樣名氣很大的公眾人物鳳毛麟角。他們都是有偶像光環的人，能作出這樣的舉動，讓我很震驚，也很欽佩。”下午3時多飛機抵達深圳，姚曉明回家拿了角膜捐獻志愿書，就奔到了北大深圳醫院。

 

　　“見到我，姚主席的眼淚就出來了。”與姚峰的對話更讓姚曉明震驚。姚峰說，捐獻角膜是姚貝娜的意愿，如果她能清醒過來，就讓她自己簽字，不行的話就由他代簽。“姚主席告訴我，姚貝娜提出捐獻遺體，如果貝娜患的是疑難病，我作為父親會遵照她的意愿把她的遺體捐出來供醫學研究；但現在還是捐獻她的角膜，這是她能留在世上唯一的東西了。”

 

　　姚峰說，他們夫妻只有姚貝娜一個女兒，她走了以后，他們也會很孤單，所以離世后也想把角膜捐出來。

 

　　對于成為姚貝娜遺愿的執行人，姚曉明說姚峰給自己打電話時，說起曾在電視里看過對姚曉明的采訪，這段關于如何推動眼角膜捐獻、尊重生命的采訪，深深打動姚峰：如果做眼角膜捐獻手術，必須要姚曉明親自操刀。

 

　　其實在深圳，姚曉明幾乎就是“光明”的代名詞。從1999年開始他就致力于推動角膜捐贈；2000年創立深圳眼庫；2005年在母親去世后，他捐贈了母親的角膜并成功移植給8位角膜病患者……

 

　　這次談話后不到兩天，9日上午姚貝娜病情惡化，需要轉入ICU。姚峰把姚曉明叫到了醫院，在病房外，簽下了一家三口的角膜捐獻志愿書。

 

　　一個偶遇引來的一場風波

 

　　1月16日下午4時多，姚曉明接到了姚峰的電話，告訴他姚貝娜不治離世，可以準備手術。姚曉明立即趕到了ICU病房，而這時姚貝娜的遺體已經移走了。

 

　　“姚主席告訴我，貝娜的媽媽想給她做遺體護理，換一身衣服。我說，那我等。”按照常規，捐贈者的角膜要在離世后6小時內摘取，姚曉明趕緊去取手術器械。“20分鐘后，貝娜的舅舅給我打電話說，讓我再等等。”

 

　　在等待的時候，姚曉明想到，應該給貝娜買一束鮮花：“這是我的習慣，如果時間允許，我都會給捐贈者買一束花。這次正好還有時間，我對這個家庭也滿懷敬意。”

 

　　姚曉明還特意上網查到，姚貝娜最喜歡的是百合花，就在醫院樓下買了一扎。“晚上7時20分左右我接到她親人的電話，讓我進去。”往太平間走的時候，姚曉明遇到了《深圳晚報》的3位記者，“其中一位我認識，問我是不是去取姚貝娜的角膜。我說是。他說很多記者已經在太平間門口等了，順手接過了我手上的設備。”

 

　　當時姚曉明手上提了一個保溫箱、鹽水、器械箱，一共三個袋子，“看他們幫我拿了，就雙手捧著花往里走。姚貝娜的舅舅在門口看到我們，問了我他們是干嗎的，我說，是幫我拿東西的。”

 

　　對于這個過程，姚曉明坦言當時并沒多想。“當時我滿腦子都在想貝娜的角膜在13號檢查后會不會有變化，還能不能捐獻；另一方面，我經手過上千例角膜捐獻手術，當中很多次都有記者采訪我的工作情況，對捐獻者的遺體默哀、獻花。我清楚他們的職業操守和專業水平，知道他們不會把捐獻者的遺容登在報紙上。”

 

　　進入太平間后，姚曉明把鮮花放在姚貝娜的身上。這時，他聽到了快門聲，看到記者正在拍照，“記者說在拍我工作的鏡頭，不會拍到姚貝娜。我說那你要征得姚主席的同意。”

 

　　記者的拍攝也引起了姚貝娜經紀公司工作人員的注意。姚曉明見狀，就走到太平間里間，把情況告訴了姚峰。姚峰說，還是不要拍，不合適。于是走出來跟經紀公司的工作人員簡單說，讓記者把照片刪掉就行了。看到記者刪掉了照片，姚曉明才開始投入手術。

 

　　現在回頭來看看當時的情況，姚曉明反思了自己的行為，確實過于依賴了“慣性”：“我不反對記者采訪我的工作情景，我母親2005年去世時，我還主動邀請了記者到場，拍攝了我吻別母親的畫面。我其實是想通過這樣的行為告訴大家，角膜捐獻并不可怕，而是一件高尚的事。”

 

　　“該不該拍不是我能判斷的，我只是一個醫生。但是我堅持拍攝不能對當事人的形象造成不良影響；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家屬的意見。”

 

　　“提議設姚貝娜光明基金，不希望有商業利益”

 

　　對于事后還引發了更大風波的“深圳晚報、深圳關愛行動公益基金會、深圳市紅十字會、深圳市慈善會曉明眼庫基金、成都愛迪·斯里蘭卡國際聯合眼庫共同發起成立‘姚貝娜光明基金’的倡議”一事，姚曉明坦承，是他提議的。

 

　　姚曉明表示在7日和姚峰的面談中，談及了姚貝娜角膜捐贈的事，這讓他萌生了應該讓這種示范效應傳承下去的想法。“當時姚峰沒有立即答應，認為太高調。但在聽了我的意見后，他表示可以設立，但是要等姚貝娜的事情都處理完，稍后再說。”而當時姚貝娜經紀公司的負責人也在場，對成立基金會的提議很贊同。

 

　　“參與發起倡議的幾個單位，都是在深圳地區長期從事眼角膜捐贈等慈善公益的組織。“在成立基金會上，溝通中確實是有一些問題和失誤，沒有征得姚貝娜父母的最終同意。這其實是一個公益慈善的倡議，誰在其中主導、募集錢款的方式，可能各方會有不同意見。但慈善的路上沒有陌路人只有同行者，大家應該多一些寬容。我也不希望當中有商業利益。”

 

　　“名人效應是示范效應，給社會正能量”

 

　　對于圍繞著自己的種種爭議，姚曉明說：“我一直跟朋友說，我一笑了之、心若止水。但其實我內心還是挺不平靜的。”

 

　　他不能認可別人對他“炒作”的評價，“我已經57歲了，早過了要炒作的年紀。我就是一個醫生，我的目的就是完成逝者的遺愿。名人效應不應該是炒作效應，而應該是示范效應。我不反對這種示范效應，這能帶動很多人，給社會帶來正面的能量。”

 

　　對于這樣一個公共事件演變到現在的情勢，姚曉明說，希望更多的人能把目光轉向關注身體健康、關注生活環境、關注角膜捐贈這項公益事業。在各種評論紛至沓來的時候，姚曉明給姚峰發過一個短信，坦陳了自己內心的想法；而他也得到了姚峰三個字的簡單回復：“謝謝您”。“我很感謝姚貝娜和姚峰夫婦，感謝他們對我的信賴。無論如何，我完成了姚貝娜的遺愿，我沒有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