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提醒新興經濟體，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大轉向，尤其是美國與歐洲、日本之間貨幣政策的分化，會造成全球波動性的“溫和增加”]

　　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已經準備就緒，現在就看政府如何抓住結構改革的時機。

　　瑞士達沃斯當地時間1月24日下午，在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最后一天，歐洲、英國、日本的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高官們向歐洲各國和日本政府發出上述呼吁。

　　與此同時，復蘇中的美國重被寄予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期望，但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也伴隨著擾動全球經濟的憂慮。而增速回落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主要任務似乎是“照顧好自己”。

　　央行的苦心

　　“本周四（22日），我們已經做了我們該做的。現在，輪到其他人做他們該做的了。”在“世界經濟展望”分論壇上，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委員科雷說。他所謂“我們該做的”，指的是歐洲央行的量化寬松（QE）政策。

　　他認為，歐洲央行不可能解決歐洲經濟的所有問題，提振經濟需要各方盡力：“央行無法做到持久地提振歐洲經濟，那得靠生產率的提高、營商環境的改善、促進投資意愿。我們可以降低投資的成本，但人們也得有投資的意愿才行。這些是歐洲各國財政部長的責任，是政府的責任。”

　　歐洲央行敦促政府抓緊時間改革，IMF副總裁朱民則催促日本政府快點射出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

　　“今年，日本有大好機會推動改革。日本央行已經創造了充裕的貨幣政策空間，低油價則創造了財政政策空間。日本政府理應堅定地推行結構改革，而不應過于有‘耐心’。”他說。

　　除了對于政府方面的催促之外，央行行長們也希望向市場傳遞正確的信息。

　　英格蘭銀行行長卡尼（MarkCarney）“苦口婆心”地告誡全球經濟參與者，要正確理解各國央行聯手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圖。

　　“美、歐、英、日等央行創造了低利率環境，這種環境且將持續一段時間，再加上量化寬松，我們意識到這一定會刺激一些人去冒險。”卡尼說，“但上述央行之所以出臺這樣的貨幣政策，是為了改變市場氣候，從肆意冒險，向負責任地冒險轉變，特別是在實體經濟領域里大膽投資。”

　　“我們（央行）現在最關心的大問題是那些沒有杠桿的基金管理者會怎樣管理它們的流動性。”卡尼說，“那是有35萬億美元規模的資金，例如共同基金等等，它們的投資目標往往是相對缺乏流動性的證券。我們貨幣政策的設計意圖，就是希望這些基金能夠增強其流動性。”

　　新興經濟體的“陰”與“陽”

　　相比歐洲和日本，新興經濟體的變革顯得更為自覺。巴西財政部長萊維（JoaquimLevy）介紹說，由于商品價格下降和新興經濟體整體增速放緩，巴西已經在采取一些措施提振經濟增長，尤其是增加投資。

　　中國的調整方向則與巴西相對。“巴西和中國就像陰陽的兩面。巴西需要增加投資，而中國需要增加消費。兩國的轉型對各自都是健康的。”萊維說。

　　日本銀行行長黑田東彥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但7.5%左右的增長依然令人矚目。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它不再是一個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而成為了一個更重內需的經濟；在內需中，又不僅僅是投資驅動，而是消費與投資并重；在消費中，也不僅僅是貨物消費，還包含了大量的服務消費。

　　“這樣的結構變化令中國不需要再投入像原先那樣多的物質資源。”黑田東彥說，“這也會帶來中國國內乃至亞洲的供應鏈的變化。這對中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經濟都是健康的。”

　　卡尼則提醒新興經濟體，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大轉向，尤其是美國與歐洲、日本之間貨幣政策的分化，會造成全球波動性的“溫和增加”，這將考驗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全球資本流動情況，也將考驗金融危機后重建起來的全球金融體系。

　　除了新興經濟體所面對的考驗，朱民還特別提到了低收入國家的發展問題。在他看來，低收入國家（除新興經濟體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在過去20年內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增長，是一個重大的發展成就。

　　“但是今年，低收入國家面臨嚴峻的形勢。國際貿易疲弱、油價下跌、貨幣波動，種種情況都給它們帶來影響。”朱民認為，全世界都應該幫助低收入國家。

　　“今年是發展問題特別突出的一年。我建議全球的決策者都把發展問題置于議事日程的頂端。”朱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