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議程的設計者、全球成長型公司、全球領導層、全球秩序的塑造者——— 他們在瑞士達沃斯組成了這個試圖改變世界的委員會：世界經濟論壇。而這個論壇的主旨就在於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重新設計世界。

　　但是，這些自詡為全球進步的推動者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啟示：全球化——— 相互之間更緊密的聯系以及由此帶來的更劇烈的競爭，導致的是全球的多樣性，而非各方合一。這就使得所謂“自上而下”的控制，只不過是那些試圖尋求影響的諸多強大力量之一。

　　也許我們應該以生命科學、生態學和生物進化論的規則來理解達沃斯論壇：在一個互動和反饋被不斷放大的環境中，個體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更新的規則和其他個體的反應。這些個體構建了局部的生態環境，以確保自己的生存，而多個局部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疊加性的影響，最終改變了更大的生態系統的行為。

　　成功的個體能夠保護自己的局部生態環境，並且可能作為寄生者、食腐者或捕獵者在一個不利的條件下生存下來。同樣地，我們已經看到制度類型和社會組織不斷增長的變異性。而全球性變化以及在相互作用之間進行選擇的結果就是：在各種機構和國家間出現了共生進化的狀態。

　　關於全球化有一些流行的隱喻，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的“曆史的終結”和托馬斯·弗裏德曼的“世界是平的”，這些隱喻提供了對於全球圖景的短視的看法，並且大多數結論都是基於對於這個世界上蓬勃發展的一個人口“子集”——— 中產階級消費者的觀察。

　　柏林牆倒塌後的樂觀情緒使人們更願意相信“自上而下”的導向性進化的力量，所以可以理解當時的技術官僚們能夠總結出一大套關於制度和組織的“積木”和“特質”，向那些對此心懷向往的國家推銷。隨著這個系統進行了持續性的“定向選擇”，西方的自由主義擴大了全球合作的領地，也同時拓展了關於自由、個人主義和世俗化的前景。

　　作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和公認模式，人們相信，全球經濟競爭可以讓每一個社會達到其發展的上限，因此，達沃斯的標志性產品就是其《全球競爭力報告》，這是一本告訴那些處於全球價值鏈頂端的經濟體們如何提升競爭力的手冊。

　　但問題是，全球經濟競爭不是一個得到普遍認同的價值或戰略。許多規模較小或新興經濟體的領導人選擇的是別的路徑——— 獵食、寄生，或者與更多有活力的夥伴進行互惠性的聯合。

　　至於那些在柏林牆倒塌時已經處於全球價值鏈頂端的經濟體，它們自己是可以影響“定向進化”的;同時還預期這個世界將基本保持不變。它們推測，曆史是有方向性的和漸進的，並且哪裏有互利共生，哪裏就會有進步。

　　但是這個狹隘視野下的結論已不再成立。全球行為體之間的對抗性互動其實也在升級。隨著貿易變得更加全球化，國與國之間、國家內部出現了更多的複雜化的互動博弈，而這些互動博弈往往介於沖突和合作之間。

　　複雜性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國與國之間、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聯系正在以加速度不斷增長。全球性規范的制定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聯結的多樣性使得那些頂級玩家根本不可能拒絕那些它們不喜歡的特質和變動。這個互動的網絡已經變得如此糾結，以至於它極大地限制了所謂的“定向進化”。如今，參與者們可以從系統中的任何一點施加拉力，影響整個系統的運作。

　　達沃斯低估了那些基礎性機構在不同的環境下、用不同的方式所表達的想法。我們早已知道整個系統頂級玩家們的想法，但是，在全球化的這個階段，政策擴散和共同進化的推動者卻不一定來自系統的“頂部”。世界上演變得最快的部分是那些中等收入地區，在這些地方，規范和規則是從互動中產生的，很多變化看起來是沒有方向性的，但卻可能影響到某些特質，以及隨後它們選擇什么行為去適應新的變化。所以，新的治理體制會不可避免地快速到來，而這會反過來決定哪些局部的特質演變成全球性的模板。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無法判斷創新的方向、趨於隨機化的世界。隨著相互作用的國家數目增加，制度日益多樣性和複雜化，將更難判斷其影響。在這樣的世界裏，為全球變化提供動力的行為體將不斷擴散。而我們所知道的國家內部的機制運行，與我們所了解的全球系統之間的裂痕也將越來越大。(作者希爾頓·魯特系喬治·梅森大學教授，本文由華南師范大學教授唐昊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