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 風 來將盤面的黑色板塊刮成了一片 環保綠 。”
被貼上“三高一低”標簽(高污染、高能耗、高成本、低效益)的黑色產業鏈再度成為眾矢之的,期貨業內人士如是描述黑色品種的近期表現。
當霧霾又起,當人們渴求“APEC藍”和“兩會藍”久留,黑色產業鏈與“藍色交響曲”之間曠日持久的囚徒困境再度灼痛了人們的心。
3月4日,市場傳出一份山東臨沂地區被責令停產整頓的企業名單,57家企業因環保設施未達標被要求限期整改,其中鋼鐵、焦化行業成為“重災區”,此舉也被視為環保執法力度加大的明顯信號。
“2015年1月1日起,號稱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開始實施,其懲罰無上限成為 利劍 ,加之大氣污染防治、廢棄排放、能耗標準等相關法律法規相續出臺或施行,環保政策正對煤焦鋼行業形成 緊箍咒 效應。”接受中國證券報采訪的分析人士說。
可以預見的是,在經濟新常態和環保形勢下,我國調整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的步伐將繼續提速。而通過提高違規成本逼迫一些競爭力低下的企業退出市場,將倒逼黑色產業鏈加快轉型升級,并促進經濟、環境和民生的可持續發展。
執法從嚴 環保“緊箍咒”再收緊
數據顯示,全國煙粉塵排放的70%、二氧化硫排放的85%、氮氧化物排放的67%都源于以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燃燒;而鋼鐵企業的主要排放物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焦油和粉塵等。
在舉國環保的大旗下,越來越嚴格的環保政策正對煤焦鋼行業形成“緊箍咒”效應。據媒體報道,因污染防治工作不力,山東省臨沂市和河北省承德市的市長相繼被環保部公開約談后,近日山東臨沂57家企業因環保設施未達標被要求限期整改,其中鋼鐵企業首當其沖成了此次整頓的重災區。
“以前那種監管松懈,停兩天、開兩天,白天停晚上開工的現象難以再現了。”有業內人士評論稱,從這次對山東臨沂的整頓來看,該區所有煉鋼、軋鋼企業不管環評手續是否達標,都予以關閉,嚴厲程度可見一斑,這說明對違規建設、違法排放的企業肯定要下大力查處。
2015年1月1日起,新《環保法》正式實施,這意味著非法偷排、超標排放、逃避檢測等行為將受到“按日計罰”、“治安拘留、刑事責任”等處罰,且新環保法也將拿地方政府的“保護傘”開刀,大大提高了企業的違法成本。
“對鋼鐵業而言,新標準覆蓋從礦石采選、燒結、煉焦、煉鐵到軋鋼全工序等,指標全面細化、趨緊,彰顯出了新環保法 史上最嚴 的特質。”國泰君安期貨高級研究員劉秋平表示。
與此同時,鋼鐵工業污染物排放新標準也于今年開始實行。“新指標更加嚴格,如以前顆粒物的排放限值是每立方米80mg,現在要求50mg,重點排放地區如京津冀要求是40mg;二氧化硫排放限制從每立方米600mg變為200mg,京津冀則變成180mg,鋼鐵企業的環保壓力大大增加了。”上海鋼聯資訊總監徐向春告訴記者。
另據了解,占據我國煤炭消耗總量“半壁江山”的工業領域也開始面臨專門的節能環保風暴襲擊。由工信部、財政部聯合編制的《工業領域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行動計劃(2015-2020)》已在內部下發,以焦化、工業爐窯、煤化工、工業鍋爐四大重污染領域為重點,提出到2017年,實現節約煤炭消耗8000萬噸以上,減少煙塵排放量50萬噸、二氧化硫排放量60萬噸、氮氧化物排放量40萬噸;到2020年,力爭節約煤炭消耗1.6億噸以上,減少煙塵排放量100萬噸、二氧化硫排放量120萬噸、氮氧化物80萬噸。
“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黑色產業面臨著相當大的環保壓力。”南華期貨研究所高級總監曹揚慧表示,首先,人民群眾對環保要求越來越高;其次,經濟增長對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黑色產業鏈面臨著節能減排轉型升級的壓力;最后,政策的壓力也在加大,對黑色產業的環保設備、排放標準等的要求都大大提高。
落后產能被倒逼加速退出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經濟減速期,產能過剩、需求減速、融資成本攀升和資金緊張等一系列因素的沖擊下,相關品種價格走勢低迷,煤焦鋼行業陷入大范圍虧損的困境。
公開數據顯示,2014年煤炭產業實現利潤總額為1273億元,同比下降為44.1%,有七成左右的企業虧損;2014年鋼鐵行業實現利潤2192億元,同比下降15.3%,行業銷售利潤率僅0.85%,在整個工業行業中墊底。
“一方面,企業 造血 功能變弱甚至 失血 ,沒錢投資或不愿意為環保買單,即使有的企業上了環保設備,也因無力承擔運營成本而不愿意開機。另一方面,環保要求日益提高,盡管現在查不到你頭上來,但你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來查,企業時刻面臨著被迫整改關停的巨大風險。”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行業不景氣及新環保法執行力度越來越嚴格的情況下,這是目前很多企業面臨的兩難困境。
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測算,按新環保法的要求,目前約70%的鋼鐵企業沒有達到新的標準,這對一些企業的成本沖擊將非常明顯,而在需求低迷的情況下,很難將其成本轉嫁到下游。
“為滿足新的排放標準,鋼鐵企業需要進行很多環保改造,包括燒結煙氣全面凈化、高爐系統全面達標、煉鋼系統全面升級等,初步估算全行業實施環保改造總投資約需900億元-1100億元。”安信期貨研究員何建輝說。
曹揚慧進一步指出,若把鋼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在30%范圍內的達到新環保標準的企業,以寶鋼、武鋼等大型國企為主;第二類是在70%不達標范圍內且規模相對較大能被環保部門監管到的企業,其噸鋼的環保投入可能需要在100元-150元/噸之間,這對已經深陷虧損泥潭的鋼企來講更是雪上加霜;第三類是在70%不達標范圍內不過規模較小、隱藏較深、難以監管到的民營企業,這些企業不僅是產能過剩的制造者,也是污染的主要制造者,這類企業的問題不解決,黑色產業污染的毒瘤就難以拔除。
隨著國家淘汰落后產能的推進及環評要求日益提高,2015年落后能源產業的轉型升級壓力仍然較大。寶城期貨金融研究所所長助理程小勇指出,環保成本增加可能導致企業微薄的利潤再被侵蝕,這可能引發煤焦鋼行業加速轉型升級和兼并重組,一些資金實力強、技術創新能力強的企業競爭優勢將更加明顯,而承擔不起環保成本和違規成本的企業將被淘汰。
“國營鋼廠由于實力較強,此前對環保政策執行力較強,環保設備安裝到位,因此影響較小,而若新環保法執行到位,民企相對于國企成本增加幅度接近100元/噸,民營鋼廠產能退出有望延續。”劉秋平說。
不過何建輝認為,從中長期來看,去產能是未來鋼鐵、煤炭、水泥等行業運行主基調,即使環保成本不增加,市場也將通過價格手段促使落后產能的淘汰。因此,企業不能將經營環境的惡化歸咎于環保措施的日漸嚴厲,環保成本的增加只是加快落后產能、過剩產能的淘汰進程,待整個行業供需環境好轉之后,環保成本也有望向下游消費者轉移。
摒棄“一刀切” 探索雙贏路
法律的尊嚴在于執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國環境保護方面的政策法規已經較為健全,問題的關鍵仍然在于“執法偏軟,大量環保法律法規得不到遵循”。
生態環保體制問題既有橫向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博弈,也有縱向垂直管理的博弈。有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兩難困境下,對于切實遵守新環保標準,企業普遍存在為難情緒,不少企業選擇了暫時觀望。
“一方面我千方百計地籌集資金,想方設法地從技術上滿足國家規定的標準;另一方面,看別人是不是嚴格按國家標準執行,如果我達標,你不達標,那我不虧了么?此外,對不達標企業地方政府是怎么處理的,可能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先等等看再說,或是分步實施。”上述業內人士表示。
在環境治理的過程中,相關產業鏈必然經受割舍之痛,而如何安置就業、培育新增長點、促進產業升級換代,也是政府、企業和百姓要共同面對的嚴峻挑戰。
“現在的環保標準非常嚴,如果嚴格按照標準實施,不少企業就完了。那是不是分步實施,給企業一定的寬限期,或者政府在其他方面給予一定的支持?”徐向春認為,在目前的現實環境下,環保執法很難做到“一刀切”,不然就會帶來稅收、就業等一系列問題。
何建輝也認為,解決當前的困境不能采用簡單的“一刀切”方式,需要考慮各方面利益的均衡。首先,政府應該加快經濟結構轉型,改變過度依賴投資的經濟發展模式,讓市場真正發揮作用;其次,企業要加大環保力度,安裝相應設備提升氣體、水等排放物的環保等級,同時積極探索轉型升級等;最后,要加強《環保法》等政策的執行力度,但也不能通過行政手段強制關停相關企業。
“環境治理絕不是簡單地把企業關停的問題,經濟要發展,人口要就業,簡單地關停企業是不可取的,更應該做的是有序地淘汰落后產能,進行經濟增長結構調整,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發展新興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曹揚慧表示。
“環保法配合大氣污染防治、廢棄排放、能耗標準,推進節能減排和資源綜合利用,地方政府分別通過行政處罰、并在融資、稅收等方面引導行業優化升級,積極引導行業兼并重組,做大做強,淘汰落后的小型煤焦鋼企業。”程小勇認為,企業要通過技術進步、資源整合、降低能耗、兼并重組等手段優化升級,增強綜合競爭力,并積極配合國家進行環境治理,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平衡。
興證期貨研究員林惠則建議,摒棄先污染后治理、我污染你治理的老路,走環境保護與產業轉型“融合發展”道路;借助現代科技成果,推動工業與生態環境融合發展,實現產業升級與環境治理的“雙贏”;還可以培育和發展生態產業,使其成為新的重要的經濟“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