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一再表示自己不适合做政治工作，除了在文化性格上有自知之明之外，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一直怀有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敬重、追求知识的热忱和对高雅文艺的爱好，这种心志好像与生俱来。
近年来，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最近重读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剖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论，觉得他那些评论，今天很有思考的价值，值得一议。这有助于我们比较具体、深入地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不过他的评论，与他过分的否定性的自我批判紧紧缠绕在一起，不够冷静，不够理性，需要认真考量，正确取舍。
瞿秋白说，他不过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没有真实知识的“文人”，不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够不上知识分子的资格。他所说的“文人”，主要指源于古代贵族社会中的“士”，他说那是其中最低的一层，属于“半治者阶级”。他自己就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不过当时“士的阶级”已经“破产”，坠入“类似游民”的社会地位，“已成社会中历史的遗物”，多成了“无用的人物”，“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瞿秋白谈“文人”过程中,有时也包括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的“文人”蜕变而来，因而也有一些相近的特征。其特征，概括起来，是知识结构的片面性，文化性格上缺乏坚持真理的斗志，和处世态度上的软弱。瞿秋白所说的这些特征都是否定性的，而他认为这些问题在自己身上都存在着，因此在评述中常把自己作为标本来剖析。
瞿秋白的父亲能诗善画，瞿秋白本人受到熏陶，也自幼喜爱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中学时代，就与扬州几位同学“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不过，他对父亲一生不做正式工作，只以书画为事，心里也是不满的，父亲的行状对他刺激很深，认为父亲的“一生无益于社会，太没价值”。“太没价值”，就是瞿秋白对很多中国传统文人的评价。瞿秋白似乎没有注意传统文人中许多人具有刚正不阿的如孟子所要求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格，即使如他父亲，虽无能但正直，虽不进取但不同流合污。瞿本人更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立场，表现出中国许多传统文人的某种性格。中共不少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人物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也与他们自幼接受过“士可杀不可辱”、养吾“浩然正气”等品格教育有明显的关系。而一些没有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干部，如工人出身的向忠发、顾顺章等，却一被捕就立刻叛变。但瞿秋白好像没有在这种对比中憬悟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价值。这大概是因为他痛切于亲身经历的自己旧家族的腐朽而被遮蔽了，更与他成为中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后长期受到俄共一味推重工农干部的影响有关，这两者都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评价上产生片面性。
对于五四以后在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相比于传统文人，瞿秋白在总体上是肯定的。他以欧洲现代知识分子的表现和后来苏俄的无产阶级理论上的要求为参照，来衡量他们。他认为五四以后生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他们对封建残余的批判和对帝国主义者的反抗值得赞赏，瞿秋白本人也在五四高潮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十分激进，思想上迅速地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文学上自觉强调“突出个性”，并在自己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白话散文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显示出新文学的现代性。除了与大多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社会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之外，瞿秋白还表现出要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领导意识。他在1920年赴俄前一再说，“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要“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具有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责任感和领导意识，是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人最大的区别，也是中外一切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点。瞿秋白当年比很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年轻，并不是当时最著名的人物，但就具有这个特点来说，他堪称五四中产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
说瞿秋白有“领导意识”，并不是说他有传统文人那种要跻身庙堂来“齐国平天下”的观念。瞿秋白自视为队伍中普通一员，也希望成为实际上的普通一员，而绝无高人一等的意识和权位欲望。他认为，以普通一员的身份，用自己的所长，为进步的、革命的事业作出贡献，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所在，价值所在。这是瞿秋白的主张，并且他身体力行。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又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瞿秋白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有中国传统“文人”遗传下来弊病和弱点。他说，中国“文人”“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又说，“他们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没有实感”。这触及到不少中国传统“文人”的一个弱点，虽然说得有点过头。
在文化性格上，瞿秋白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没有独立的见解并执着地为之奋斗的精神，如鲁迅说，“因为他知识思想都较复杂，而且处于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瞿秋白本人的知识思想比较单纯，他“在青年时期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也没有改变。但是他的文化性格是“懦怯”的。他说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往往自己的“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会怀疑起来”。他说“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是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对这种“懦怯”，他还在自己的实际工作和斗争中举出很多例子。瞿秋白真是“懦怯”的吗?他在中共五大上挺身而出，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家长制作风上尖锐批评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中山大学坚决抵制以共产国际为后盾的米夫、王明宗派以尽力保护含冤受屈的党团员学生们，直到最后面对国民党的枪口从容就义，都是坚强和坚定的表现。瞿秋白不是没有独立见解的人，问题是他身处联共式的实行“铁的纪律”的政治体制内，并非一般学术界、社会上有自由身份的的知识分子，无法长时间坚守他的独立见解。
瞿秋白一再表示自己不适合做政治工作，除了在文化性格上有自知之明之外，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一直怀有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敬重、追求知识的热忱和对高雅文艺的爱好，这种心志好像与生俱来。他直到临终前在长汀狱中，还连续写了《浣溪沙·感怀》《卜算子·咏梅》《梦回》《无题》《集唐人句狱中忆内》《偶成》等，并大多写成书法作品。此前，瞿秋白在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中长年没有写旧体诗词了，而这时陆续迅捷写出，且绝不平俗，流露出至情至性，意境深远，韵味悠长。人们最后还是看到一位中国传统“文人”的身影，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形象，甚至也似与现代知识分子有着距离，有一点回到过去的味道。
早在五四以前，瞿秋白认定，“根据我的性格”，“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然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不期然而然地长期在中共和共产国际中从事政治工作了，虽然常觉得“非常不合适”。然而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是截然对立的吗?政治家不能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吗?瞿秋白的回答又是否定的。他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纠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这样的真正的政治家，也是真诚的知识分子。瞿秋白自己就是“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的政治家。只是他有“弱者的道德”，使他难以成为“真正的政治家”。瞿秋白曾两次见过列宁，一次是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在克里姆林宫听列宁发言，列宁“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之后还在走廊上与列宁略略交谈东方问题。另一次是在一家工厂的工人纪念十月革命的集会上看到列宁，列宁不引人注意地悄然来到，“用极明显的比喻”讲苏维埃政府是劳动者自己的政府的道理。瞿秋白在这两处描述中，流露出对列宁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和平易近人态度的倾慕，对这位伟大政治家的知识分子素养的钦佩。列宁当然绝非“政治动物”，他同时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中，“诚挚”,一般都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品性，而政治家常常是缺乏的。
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没有下明确的定义，如果下了，他也可能立刻就会怀疑起来，把它划去。确实很难对“知识分子”下一个严格的、完善的定义，中外古今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中国现代不同阶段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小差异，而且由于知识分子状态复杂，人们总是见仁见智，殊难统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以自己为个案进行的并不僵硬的分析和描述，倒可以启示读者作种种思考。瞿秋白本人被公认为富有“才华”，是出色的散文家、翻译家、文论家、政论家和宣传家，受到我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蔡元培、茅盾、冯雪峰、丁玲等人的赞赏;党内普通知识分子如曾任“文总”秘书的季楚书等人也对他极为钦佩，说他“独扛一支健笔”，“说理透辟入里”，而又“从容不迫，圆润流畅”。他们都对他当年的牺牲深感痛惜。瞿秋白在国外也有影响。无论瞿秋白与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有多少距离，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凭他的知识的丰富、才华的出众和品格的诚挚，他的《多余的话》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评论、包括真诚自剖中的“话”，总是值得重视的。最后我还想提出一点，瞿秋白在这份绝命书的最后，还在思考：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什么是人性的真谛?那些思考与他此前所说有些不同了(对此我或可另写一篇短文来叙述)，说明他至死还在静心思索，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什么是知识分子?总是在探寻世间的真理，永远在路上，也许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知识分子根本的精神。而如今在我们这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