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當地時間2015年3月26日，德國蒙塔鮑爾，調查人員和警方在德國之翼A320失事客機副駕駛安德裏亞斯·盧比茨(Andreas Lubitz)的住所進行搜查。

　　據美國媒體30日報道，德國人素以一絲不苟、注重細節著稱。但經過漢莎航空培訓的飛行員盧比茨卻似乎是故意駕駛飛機撞山。空難之前，無人發覺任何異常，也許那就是問題所在。

　　直到在上周二(24日)法國阿爾卑斯山區空難發生不久的之後，曾經當過飛行員的漢莎航空(Lufthansa)首席執行官卡斯滕 施波爾(Carsten Spohr)一直對一件事確信無疑：27歲的副駕駛安德烈亞斯 盧比茨(Andreas Lubitz)“百分之百”達到飛行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都會舉國震驚，但這次空難向德國提出了一些特別的問題。在一個獎勵按部就班的社會中，系統是否缺乏發現危險信號的能力?而這些信號本來可以事先阻止盧比茨將一架噴氣式飛機撞向山坡。如果德國社會應該承擔責任，那么又是什么樣的責任呢?二戰結束了70年，德國還應該堅持把保護隱私放在首位，把可能有助於避免人類最惡劣行為的公開辯論放在第二位嗎?

　　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相比，隱私權在這裏受到的重視還要更強烈。在歐洲，人們往往缺乏他們眼中美國人——使用一個流行詞來說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擁有的那種本能，即沖到話筒前和大家分享悲傷或喜悅。

　　德國人堅決捍衛自己的隱私，因為在納粹和共產黨統治時期，國家曾對公民進行窺探。這種情緒的力度在2013年清楚地體現出來。當時，前承包商雇員愛德華 J 斯諾登(Edward J. Snowden)曝光了美國情報機構廣泛監聽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大批民眾的行為。

　　一些美國人認為斯諾登是叛徒，但在很多德國人看來，他是英雄。德國在監控和數據保護方面的激烈辯論令一些計劃遭受了較大阻力。在這些計劃下，數字技術本將得以更自由地發揮創意。

　　在與新聞媒體打交道時，德國人也很注重隱私保護，而且過去一周的情況表明，亡者的隱私亦不例外。當有人要求施波爾解釋，盧比茨為何在飛行訓練中間休息了多個月時，他給出的解釋是醫療記錄是保密的——盡管這位副駕駛已經喪生。他說，即便是漢莎航空的負責人，也無法調閱醫療記錄。

　　在德國，青少年經常行使權利，不與媒體交流，或者不透露姓氏。約瑟夫 柯尼希高中(Joseph-Koenig)的學生在一個Facebook頁面上哀悼遇難者，上面警告大家不要提供太多信息。

　　當法國檢察官於上周四午餐時分點出了盧比茨的姓名之後，保護隱私和提供信息之間的爭鬥達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即便是在新聞機構爭奪讀者和觀眾的關頭。

　　到了周五(27日)，一些德國電視台仍然遮住他的臉，只稱他為：“安德烈亞斯 L”——對於未成年人和被告等法律要求不能完全披露身份的人，德國媒體通常不提及姓氏全稱。

　　相比之下，該國最暢銷的日報《圖片報》(Bild)上周五用頭版一半的版面，刊登了盧比茨2013年參加半程馬拉松的照片，並配上令人震撼的標題：《27歲的殺人狂飛行員安德烈亞斯 盧比茨》。“他故意把149名無辜的兒童、女性和男性領向了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