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媒體2日報道稱，所有公共領域的討論都具有過激性和非理性，但沒有一個像外交政策這樣。在我們的數據黃金時代，外交政策仍是一個無論如何都無法衡量的領域。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對此侃侃而談，只要他們聲音洪亮並大量使用“戰略”一詞。因此，英國正在從全世界退縮的說法深入人心。這一指責建立在時下對首相戴維 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諸多不滿之上：他的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他暗示在未來幾年削減國防預算以及缺席法德聯合制裁俄羅斯的外交陣線。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觀點每一個說得都沒錯，但合起來看卻有失偏頗。這裏有一些相反的說法。

　　2010年以來，英國與其他國家一起領導了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導致後者政權更迭，並在議會就是否打擊敘利亞舉行投票。它對伊拉克境內的聖戰分子進行轟炸，並宣稱將這些打擊行動擴大到敘利亞境內“沒有法律障礙”。它一直在努力深化與中國及其他亞洲大國之間的關系，即便這讓美國感到不滿。

　　英國不僅堅持邏輯上毫無道理可言、甚至還讓自己在選舉中失分的對外援助目標，而且還將對外援助寫入法律。不管人們如何看待這些行動——有些遭遇慘敗，有些有意義，有些則毫無意義——它們都算不上英國從全世界退縮。無論是從其外交模式還是從其動力模式來說，它們都沒有表明英國政府回避外交政策。

　　如果卡梅倫是一名孤立主義者，那他也是一名蹩腳的孤立主義者。不妨看一下有些無聊的事實：如果對戰後的英國首相進行排序，卡梅倫對世界的好奇心可以讓他位列中等。他比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更關注國際事務，但不像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或者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那么敢於冒險。

　　撒切爾和布萊爾奔波於世界各地參與全球事務，他們最近任期的表現影響了我們看待曆史的方式——這兩人實際上是他們自己的外交大臣。鑒於布萊爾的行動主義包括參與伊拉克戰爭以及熱情支持歐洲單一貨幣，英國人或許會原諒現任首相的相對謹慎。

　　批評英國孤立的往往有兩類人：言不由衷的人和不知所雲的人。第一類人有很多。在政治上，當人們指責一位領導人缺乏戰略時，通常他們的意思是不喜歡他當前的戰略。當他們懇請他“參與”某事時，其實是希望他能以取悅他們的方式進行。英國公共生活中的上層社會不喜歡卡梅倫以重商主義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及他修改歐盟成員國條款的訴求。他們認為前者有些庸俗，就像在俱樂部贏了一手牌後沒有把錢放回保險櫃一樣，而後者則有些愚蠢。但這都是外交政策：沿著自由主義路線促進貿易以及改革歐盟(不論多么不現實)，都是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吹毛求疵者應該心口一致：他們抱怨的是卡梅倫的想法，而不是他缺少想法。我們可以接著討論這些想法。

　　如果這種批評有些虛偽，那另一種則有些粗陋。外交政策辯論往往是最折磨人的胡扯，而且經常以一種你可能稱之為“宏大”(Grandese)的輕快語言表述。人們談論戰略、願景、地緣政治和世界舞台，但讓他們提出具體建議時，他們就像嬰兒吐出緊咬住的奶嘴一樣輕易放棄。在最好的時候，外交是最文明的政治表現。最糟糕的時候，它就是一個烏煙瘴氣的世界。英國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強國，其全球影響力70年來一直在下降。它在最近的參戰中受過創傷。

　　自2002年以來，它一直沒有實現預算平衡。英國的國際戰略應該是什么樣的?為何英國需要一個戰略?類似的國家真的有戰略嗎?如果現在海外有一些顯然需要英國去做的事，會是什么事呢?在這些問題沒有明確答案的情況下，這些批評只能歸結為一種直覺：卡梅倫應該再多出份力，好像一位首相如果不把他的國家最大限度的呈現在國際社會，就是他工作失職。我們對坐在扶手椅上對著屏幕上的球員大喊、要求他們拼命跑動的人暗自發笑，但這種對外交事務“永動”的熱衷也沒有太大區別。

　　英國近期的海外行動應該受到批評。我們目睹了利比亞的苦難，但學會了不去談論它。在剛剛縮減完國防預算之後就進行神聖的援助顯得不切實際。但將糟糕的選擇與退縮混為一談是不對的。用多種語言大聲說出的廢話仍舊是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