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雜志中文版日前推出最新華人富豪榜，列出370人，其中中國內地富豪在幾個主要項中都大約占了半壁江山。排前十的華人富豪中有5名出自內地，他們是王健林(第三)、馬雲(第四)、李河君(第五)、馬化騰(第六)和李彥宏(第八)。

　　每次有富豪榜公布，中國輿論都會對相關消息趨之若鶩，這與世界上其他社會沒什么兩樣。人們通常認為中國人比較“仇富”，這在互聯網的“快閃”般輿論呈現中尤顯突出。但仔細觀察，中國社會的真實“仇富情結”並不像它所帶來的表面印象那樣強烈，它並沒有超過這個問題在大多數社會裏的“正常范圍”。

　　比如看到富豪榜展示中國內地富豪的數量和實力都在增加，壓過了港台富豪的風頭，內地輿論場的感受應當說是“不錯的”，妒忌和不滿決非這時候的主導性情緒。大多數人為此高興，甚至為內地湧現這么多商業巨子感到驕傲。對華人世界能有占全球大約20%的富豪人數和資本量，普通人也挺認可。

　　中國社會的上述態度不能不說是健康、積極的。尤其是，中國排名靠前的富豪大多都在社會上有很正面的形象，乃至成為年輕人共同仰慕的偶像。頂級富豪與輿論的成功互動為中國富豪形象提供了有力支點。

　　中國奉行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引入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注定了財富在一定程度上的聚集效應。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人不斷探索、厘清社會公平與財富聚集之間的關系，對前一項的追求和對後一項的適應一直在同步發生，兩者不是對立關系。比如支持馬雲等新經濟領袖的國人中，很多都是自稱“屌絲”的普通中下層網民，他們同時是社會公平的渴望者。

　　在世界各國，“仇富”往往都同其他廣泛流行的社會思潮和情緒混雜在一起。比如曆史上一些國家“仇富”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中國當下泛泛的“仇富”與公眾對腐敗的不滿彼此交織。事實上，“仇富”在每個社會的具體針對性是飄忽不定的。

　　中國輿論場的“仇富”還有一個突出“公敵”，那就是炫富。炫富未必是最有錢的一撥人，但他們或者其家人是最熱衷展示財富的有錢人，毫不顧忌社會中下層的感受。少數人甚至是在刺激普通人，產生很壞的影響。

　　此外中國富豪從事社會公益的姿態還不夠積極，中國大民企所附屬的公益基金會幾乎沒有很有名的，公益還遠不是富人形象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元素之一，這也會潛在影響人們對資本的看法。

　　然而富豪作為改革開放催生的正能量，得到了中國社會的整體認同，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受到肯定。盡管人們對有的富豪財富原始積累過程有些議論，但主要富豪財富的合法性大多都不在輿論的爭議范圍，那些財富積累更多被看成中國體制真實彈性和空間的寫照，也被當成對中國國力和競爭力的一種度量。

　　中國還需出現更多富豪，他們的數量和資產總規模與中國下一步發展和繁榮無疑是正向關系。如果未來全球富豪的前十名中一半是中國人，與此相對應的中國經濟和社會成就也應當是舉世一流的。

　　當然我們希望，富豪在中國的社會含義能夠不斷豐富，它們越來越不僅僅是錢多，而更加突出社會帶動力。富豪代表了財富的聚集，也是社會責任的高度集中。富豪在後一種意義上的表現越好，他們在前一種意義上的空間就越大，整個社會也將越和諧，國家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將越順暢。這應當是中國市場經濟的點睛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