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還記得中央巡視組在辦天津“首虎”武長順案時鬥智鬥勇的驚險故事，比如，為了拿到第一手證據、保護被約談人員的安全，將約談地點從天津轉移到北京，比如，被約談者“一路上換三次車牌”。相比省部級高官的被查，基層紀委查辦案件無疑距離民眾的生活更近，雖然只是“蒼蠅”，但也會有阻力。5月15日，《中國紀檢監察報》以《強化履職擔當突破辦案瓶頸》為題，刊發了對山東、福建、四川、浙江等多地的市縣紀委書記的采訪，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小編試圖從他們的回答中，為大家勾勒出基層紀委書記們眼中的辦案困擾和難點。

　　1 查辦“小官大貪”面臨同級黨委“意見”

　　在吉林市豐滿區紀委查辦“小官大貪”典型案件時，常面臨同級黨委“意見”的幹擾。縣(區)紀委在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同級黨委對大局的意見和建議，紀委必須執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辦案工作。

　　2 以“集體研究”、“會議決定”等應付調查

　　江蘇省睢寧縣紀委書記在文章中直言，有些時候，涉案人員所在單位不配合，給調查取證增添了阻力。特別是查一把手，其他人員怕被打擊報複，或牽連到自己，辦案人員在調查取證時，被調查者常遮遮掩掩，欲言又止。而且因為涉案人員家人不理解，所以追繳贓款贓物也有阻力。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紀委書記使用了“地方、部門保護主義較重，怕出事、怕惹事”來形容這種遮遮掩掩的現象。他並進一步解釋，有些幹部受人情關系、部門保護主義等因素影響，有了問題“捂著”或假裝不知道，一些幹部信奉“法不責眾”，往往以“集體研究”、“會議決定”等應付調查，很多案件發現不了，即使發現了也大而化小、小而化了。這樣的情況在寧波市江北區紀委的辦案工作中也會遇到，部分領導幹部發現問題不上報甚至進行掩蓋。

　　3 本單位發生違紀案件領導跑到紀委來說情

　　多地紀委負責人都不約而同的提到說情風、關系網的幹擾問題。江西省宜黃縣紀委書記明確表示，縣城范圍小，熟人多、同事多，關系複雜，在案件的查辦過程中，一些調查對象就會利用各種關系找人說情開脫，給辦案人員施加壓力、設置阻力，致使案件查辦工作立案難、取證難、處理難、進展慢。個別紀檢幹部也擔心案子辦多了得罪人，遭到打擊報複，對自己不利。浙江省海鹽縣紀委副書記就在受訪中透露了這樣的現象，一些領導幹部的本單位發生了違紀案件，作為分管領導和主要領導非但不反省，反而跑到紀委來說情，為下屬開脫，抓業務工作和抓反腐敗工作“一手硬、一手軟”。除此之外，山東省德州市、福建省政和縣的紀委負責人也坦承，在紀委辦案時，會受到說情風、關系網的幹擾，案件一旦深查細挖就會得罪人，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難免有顧慮、有包袱。

　　4 基層腐敗問題存量大，辦案力量不足

　　山東省德州市紀委書記這樣概括基層反腐情況：“基層腐敗問題存量大，新型違紀問題多，市縣紀委人員少，辦案骨幹更少，力量不足的問題非常突出”。“有的辦案領導及人員從事辦案時間短，對查辦案件的基本法規、程序和技能熟悉、掌握不夠，突破案件能力不足”。福建省政和縣紀委書記用“不會辦案”和“不想辦案”來總結此類現象。一方面，縣級紀委一線辦案人員大多“半路出家”，在查辦失職瀆職類、貪汙賄賂類等專業要求較高的案件時，經常出現不懂調查、不會取證、調查時限超期等問題。另一方面，盡管縣級紀委每年都開展崗位目標責任考核，由於考核的方式不夠科學，考核的結果運用、評價不到位，影響了紀檢監察幹部查案的主動性、積極性。而在有些地方，本就不足的基層紀委人手還經常被抽調。四川省武勝縣紀委書記就提到，“上級紀委辦案過程中，為彌補工作力量不足，有時會從縣級紀委抽調人手。這固然有助於提升基層紀檢監察幹部辦案能力，但不可否認的是，辦案骨幹被抽調，少則數月，多則一年，難免會使縣級紀委辦案力量更加匱乏，有時甚至導致原來承辦的案件遲遲不能結案”。

　　5 動用網絡跟蹤等辦案手段受到法律、制度制約

　　還有的紀委人士表示，市縣紀委辦案人員既從事案件查辦工作，又從事科室業務工作，精力難以集中。面對當前腐敗問題呈現出智能化、科技化、隱蔽化的趨勢，紀委辦案設備落後，動用網絡跟蹤等辦案手段受到法律、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制約，協調金融、通訊等相關部門難度較大，常使案件突破錯失良機。

　　6 反腐敗“過頭論”、“刮風論”等甚囂塵上

　　除上述幾種困難外，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紀委書記還指出這樣幾種辦案阻力：當前案件進入了易發多發期，加大了案件查處壓力;違紀手段越來越隱蔽，辦案壁壘越來越多，加劇了案件查處難度;從發案規律趨勢看，腐敗潛伏期越來越長，影響了發現案件的准度;從辦案環境看，反腐敗“過頭論”、“刮風論”、“影響論”、“拐點論”等錯誤認識甚囂塵上。這些都對基層紀委查辦案件產生影響。

　　資料|《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