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筆會此前授予《查理周刊》“言論自由勇氣獎”，引145名作家聯名反對。

　　總部在紐約的美國筆會中心20日發表一份長達30頁的報告，指責中國在翻譯出版西方作家的書籍時對部分敏感內容進行刪節。該報告用“肢解”、“動刀”等誇張詞彙描述這些刪節，並宣稱很多西方作家對他們著作在中國出版時的這一情況“並不知情”。對那些與中國出版商主動配合的西方作者，該筆會表達了不贊成的態度。報告羅列的一些例子包括涉及中國“八九政治風波”、以及有關劉曉波等敏感人物的描述。

　　必須指出，美國筆會中心的這份報告除了給西方媒體提供了攻擊中國的又一枚炮彈外，沒有任何能夠推動中西出版交流的正面意義。相反，它只能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時候添亂，侵蝕逐漸積累的相互理解，制造彼此間的警惕。

　　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和路徑都有別於西方。現代出版業興起於西方，其一路發展與西方社會的整體發展高度融合。出版業的現狀與西方政治現狀高度對應，開放區域和敏感部位在從文化到政治的各個領域是貫通的，很少存在對不齊、相互打架的情況。

　　中國是後發社會，過去的一個世紀從外部世界引入了大量思想文化及經濟政治管理素材。這些素材在參與構建中國的社會體系時，會不同程度經曆“中國化”的過程。西方的元素在今日中國幾乎無處不在，但“西方”決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中心。

　　西方的材料進入中國後的排列方式難免有變化，它們的“對位”原則必須以中國社會的利益為出發點，因此從西方角度看有時是“錯位”的，但對中國來說卻是順理成章的。

　　新聞出版自由的觀念已被中國社會接受，但它同時要照顧這個社會因開放不久而產生的某些內部脆弱性。很多書籍進入中國具有總體上的積極意義，但它們有個別點觸及了現實的敏感部位。怎么辦?做適當刪節後出版這些書籍恐怕是中國讀者、出版商、西方作者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中國從幾乎不能出版西方的著作到大量翻譯出版它們，顯然是巨大的邁進。這期間很多禁區不斷打破，敏感區域從較長的時間段看也逐漸減少。中國公眾同西方著者的交流越來越及時、直接。

　　中國翻譯出版西方著作沒有對西方作家造成過損害，事實上有些西方作者雖遇到過刪節，但摩擦很少因此而生，絕大多數人都理解中國圖書市場的環境。美國筆會中心以如此激烈的態度發難，很像是一種煽動。

　　西方一些精英狂熱地向世界推銷他們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發展中國家學習西方意義上的“新聞出版自由”容易，但它們有可能因此付出沉重的社會動蕩代價。一旦釀成悲劇，傷口只能由發展中國家自己舔，西方不會幫著埋單。

　　由於西方對發展中社會的影響經過幾輪滲透擴散，那些社會中圍繞新聞出版自由往往存在持續的爭議，很難一勞永逸地予以解決。這種情況助長了西方一些人搞美國筆會中心上述報告的類似囂張。那些已成陳詞濫調的西式“套話”“空話”不斷發表出來，騷擾中國等新興國家。

　　然而中國社會的耳朵逐漸被這種指責磨出了繭子，我們的分辨力、適應性，包括對內部一些不同反應的承受能力都不斷增強。眾所周知，美國等西方社會的新聞出版也有種種忌諱。有國人注意到，中國科幻小說《三體》第二部在美國出版就不得不為照顧“女權主義”等做出繁瑣的刪改。這樣的抱怨和指出也代表了中國人對美國頻繁指責中國的一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