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董建華牽頭的團結香港基金于去年11月成立

　　【香港商報網訊】在西方國家，智庫對社會和經濟政策有很大貢獻。然而，在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經濟體，智庫的數量不多，對社會政策的影響力亦不算大。有智庫成員期望，可由現有智庫推動民間資助智庫的風氣和文化，讓本港出現更多智庫，而智庫的大量研究成果，將成為助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彌補政府政策研究的不足。

　　香港商報記者 鄺偉軒 石安

　　西方國家如美國有大量智庫，不同智庫的立場鮮明，不僅經常向政府提供意見，假如智庫組織人員獲委任成為政府閣員，便有機會將該智庫的研究結論落實推行成為政策。郭葉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團結香港基金顧問郭琳廣向本報表示，任何智庫出發點都是好的，都會對地方地區發展帶來益處，從本港經濟發展階段來看，香港需要更多智庫。

　　郭琳廣說：「香港有一些智庫是某一些人士的智囊團，有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個人化，美國也有一些擺明傾向共和黨想法，一些傾民主黨，一些講明獨立中立，例如Heritage Foundation(美國傳統基金會)、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等等，它們都將研究出版給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參考。」

　　港在政策研究較落後

　　多年前成立了「匯賢智庫」的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受訪時稱，不論回歸前後，香港政府在推行重大政策時，大多委任顧問公司進行研究，較少採納智庫的意見，或多或少阻礙了智庫組織的發展：「以內地為例，法改委、外交部、商務部以及國務院均有設立『內腦』進行政策研究，並採納研究成果付諸實行，相反香港特區政府鮮有進行政策研究，勉強只有中央政策研究組(中策組)可稱得上是政府的『智庫組織』。」

　　本港在政策研究方面較為落後，葉劉淑儀認為是殖民地官僚系統遺留下來的問題。她說：「殖民地時代有關香港政策並非在香港決定，而是在倫敦進行;同時，香港傳統政務官決策時大多依從過往慣例，較少採納創新方式;加上香港政務官向來慣於依從上司指示辦事，鮮有涉獵範疇以外的政策研究。日積月累下，扼殺了智庫組織在香港的發展。」

　　董建華牽頭成立智庫

　　西方智庫的經費主要來自民間，由私人企業或個人捐獻，本港的企業家和企業未必很關心智庫發展，較少考慮資助智庫發展。郭琳廣說：「傳統文化改變要時間，急也急不來。」他認為，智庫要下更多工夫去做推廣，吸引企業或個人資助智庫發展。

　　2014年11月10日，團結香港基金舉行盛大的成立典禮，郭琳廣說：「大家參與(團結香港基金)的目標都一致，希望香港人可以團結在一起，為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為香港下一代多做些事。」

　　研究長策提升競爭力

　　曾於董班子擔任民政事務局局長的藍鴻震認為，董建華牽頭成立團結香港基金是基於擔心香港競爭力減退，故決定成立智庫組織，透過提出長遠政策建議，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所謂不進則退，過往香港與新加坡不相伯仲，但今天新加坡的競爭力已遠勝香港，為避免香港競爭力再次後退，惟有眼長遠政策研究。」

　　藍鴻震認為，當下香港面對眾多問題，應思考並且多作深入研究，從而提升香港競爭力，解決香港當前問題：「董先生很有心，十分願意為香港做事，我相信團結香港基金的工作，將會得到很好的結果。」

　　葉劉淑儀也認為，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範疇較匯賢智庫更廣泛、更深入，可彌補特區政府的不足：「團結香港基金涉及醫療政策的研究，是匯賢智庫過往多年不能進行的;團結香港基金進行的研究，既為香港未來作深層次分析，亦可就多範疇把脈，可彌補特區政府在政策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