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安倍晉三(左)與父親安倍晉太郎(右)在一起

　　《日本經濟新聞》7月6日文章，原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中國緣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日本被稱為“鷹派”，在中國被稱為“右派”，也有許多人認為他是“反華派”，但是，安倍兩次任首相，都使中日關系從最深的低穀出現較大幅度的提升和好轉，據他的中國人朋友說，他本人也說過“喜歡中國人”，而從他的經曆看，在政治和曆史問題上，他確實和中國有許多對立和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在感情上，他也確實與中國有一定的緣分，這也可能是促使他在某些方面與中國對立的同時，也致力於改善中日關系的因素之一。

　　2015年5月6日，日本《產經新聞》發表一篇名為“西海岸的聲援者”(署名“中村將”)的報道，報道安倍訪美期間的花絮。該報道介紹了在美國居住的華人，94歲的老婦人哈裏歐特穆阿的事情。她家裏保存著許多日本曆屆重要政治家的黑白照片。哈裏歐特穆阿生於中國上海，成為美國公民已經有50多年了，報道中寫道：

　　“這是岸信介先生。”她繼續著她的講解，話題隨之轉向岸信介首相(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安倍晉太郎前外相(安倍晉三的父親)和安倍的話題上來，他們常到她的飯店裏來，品嘗這裏美味可口的家常飯菜。從她的影集上看，她與岸信介及安倍一家的關系相當親密。

　　穆阿說在安倍晉三剛出生就認識他。談到安倍時，她的表情瞬間顯得暗淡，低聲說：“他忍耐了許多事情呀!”她的話引起了記者的注意。

　　據日本作家野上忠興的《氣骨——安倍晉三的DNA》一書，穆阿不僅是安倍一家的好友，而且在安倍在美國留學期間，照顧過患有“思鄉病”的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在1977年3月從日本成溪大學畢業以後，去美國留學，先在舊金山海岸的海伍德英語學校學習英語，但是該校是以日本人為對象的英語研修學校，周圍都是日本人，語言能力很難提高。他馬上就想離開這裏，但是離開後也很難馬上回日本。正在他無路可走的時候，是穆阿幫助了他。穆阿曾在銀座經營中華料理“國泰”，當時安倍家住在東京的南平台，家裏有生日宴會或遊園會的時候，常到“國泰”定宴席和飯菜。穆阿是中國人，本是前外交官的妻子，後來與美國海軍將校再婚，關了店去了洛杉磯，不久開始在洛杉磯經營旅行社。她離開日本後，仍然與安倍的母親安倍洋子親密交往。她從洋子那裏聽說了安倍晉三的窘狀，就對洋子說：我來照顧小晉吧。

　　在她安排下，安倍暫住在一個她熟識的意大利裔美國人家裏，後來到位於加州長灘的英語學校裏住宿學習，語言能力提高以後，於1978年1月，入洛杉磯的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法律。

　　但是安倍從小生在富裕家庭，在美國學習期間，寂寞的住宿生活使他患了“思鄉病”，每天晚上都用對方付款的電話往東京富穀的家裏打長電話，有時國際電話費每月達10萬日元，使其父親安倍晉太郎生氣地說：“快讓晉三回日本吧!”

　　穆阿知道了安倍晉三得了“思鄉病”，非常擔心，帶著他去各種地方，給他介紹能在一起說話的人，從各方面照顧他，這樣，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秋季講義結束後，安倍決心繼續留在美國留學。

　　安倍一家一直與穆阿交往，《氣骨——安倍晉三的DNA》中說，在安倍就任自民黨幹事長時(2003年)，80歲的穆阿，特意打來電話祝賀。

　　也許是由於這段經曆，使安倍“喜歡中國人”，他們夫婦有一些中國朋友。

　　據著名華人京胡演奏家、京劇藝術家吳汝俊介紹，大約上世紀90年代的一個中秋，吳汝俊在日本九州湯布院舉辦京胡獨奏音樂會，主辦單位邀請了一些國會議員參加，安倍晉三夫婦也在其中。吳汝俊精湛的藝術使他們大為感動，覺得“撥動了他們心中的琴弦”。從此，他和安倍夫婦就成了朋友，每逢新年互贈賀年卡，兩個家庭也開始交往。

　　吳汝俊說：安倍夫婦為人和善、熱情，非常容易相處，也很活潑、開放，大家在一起交往起來很自然，互相都不需要做作。兩家四個人在一起時，總是談笑風生。安倍晉三平時看起來很嚴肅，其實他很幽默，會說很多笑話，特別開朗。

　　安倍夫婦在吳汝俊演出時幾乎每請必到，成了他的忠實“粉絲”。吳汝俊創作的這出《貴妃東渡》，竟然也包含了一種中日文化及吳汝俊與安倍夫婦間奇跡般的“緣分”。《貴妃東渡》的劇情是：楊貴妃在馬嵬坡兵變時沒有自縊身亡，而是被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救到了日本，兩人不是兄妹勝似兄妹，與此同時，楊貴妃還時時思念著李隆基。“阿倍仲麻呂”在日本也寫作“安倍仲麻呂”，可以說是日本姓“安倍”的人的祖先。日本現存的楊貴妃墓和供奉她靈牌的地方“二尊院”，正在山口縣油穀町。無巧不成書，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就是在油穀町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這種奇跡般的巧合，使吳汝俊和安倍夫婦都驚歎中日文化之緣的淵源流長和不可思議。

　　中日關系在邦交正常化以來遇到兩次最大的危機，一次是小泉純一郎在擔任首相的約5年半的時間裏，連續6次參拜參拜靖國神社;一次是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將釣魚島“國有化”，無巧不成書，這兩次危機之後，都是安倍出任首相，而中日關系的危機都在他擔任首相後得到緩解和改善。

　　2006年9月26日，安倍接替小泉純一郎擔任日本首相，那時是小泉6次參拜靖國神社後，中日關系處於最深的低穀的時期，而安倍在剛剛擔任首相後的該年10月8日，對北京進行了“閃電式訪問”，這是中日首腦互訪中斷5年之後的訪問，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後的首次出訪，同時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的18位日本首相中，第一位把首訪國定為中國的首相。安倍訪華，使1972年以來降至最低點的中日關系出現轉機據說他這次訪問，也是經過他“喜歡的”在日華人搭橋引線得以實現的。

　　2012年9月，日本民主黨政權主持將釣魚島“國有化”，將中日關系推到懸崖的邊緣，中日間軍事沖突一觸即發。在安倍重任首相以後，一開始堅持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硬路線，但是在日本內閣通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後，他就一直不斷推進中日關系的改善，並推進中日在2014年12月7日簽署了有關中日關系的“四項共識”，避免了中日擦槍走火的危機，並在與中方的共同努力下，實現了中日首腦的兩次會談。

　　那麼今後，安倍還會不會和中國針鋒相對地對立呢?應該說在某些方面還是要對立的，但是那應該是國家利益間的對立，而不是感情上的對立。

　　安倍和小泉是不同的。小泉是以自己的意志和心情優先，而安倍更多地考慮的是結果。他非常推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政治家的“心志倫理”(the ethics of intentions)與“責任倫理”(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的界定，前者屬於主觀的價值認定，主要涉及意圖或動機;後者則牽涉到客觀世界及環境中的現實運作及其結果,就是說,政治家在權位之上，需要考慮政治決定與政治行為可以預見的後果。安倍更傾向於以“責任倫理”限定“心志倫理”。他曾對前輩議員們說過：“在向國民訴說我的心情時，請讓我直來直去，可是，在我能夠就任某個職位時，請讓我考慮國家的利益，不損壞國家利益，並為實現國家利益行動。”

　　從目前安倍推進新安保法案通過的種種做法來看，也可以看到安倍如此的心態和做法。本來安倍一貫以“中國威脅”為背景，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通過新安保法案，但是2014年7月1日，內閣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定，安倍當天傍晚召開記者會進行了說明。筆者從頭到尾看了安倍的記者會見實況轉播。令筆者驚訝的是，一貫以“中國威脅”作為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背景和理由的安倍，這次不僅沒有拿中國說事，甚至也沒有提到釣魚島。從此以後，安倍在各種場合對批評中國的言論都三緘其口，不到在國會被人追問或迫不得已的時候絕對不說。

　　2015年5月14日，日本內閣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了構成新的安全保障體制的12項法案，安倍在14日傍晚舉行了有關這些法案的記者會，但他一句也沒有提到中國，他說：“為應對接近我國的國籍不明的飛機的自衛隊戰機的緊急起飛，與10年前比增加了7倍。”安倍故意用“不明國籍”來說明這種情況，說明他有意回避拿中國說事。但是最近安倍又開始炒作“中國威脅論”，在2015年6月上旬在德國召開的G7峰會上，他提出中國在南海擴礁建島問題，要求峰會采取統一的行動，制止中國改變南海現狀。在安倍的會上會下的積極活動下，使6月8日的首腦宣言，不點名譴責了中國。

　　最近，新安保法案在國會審議中受阻，這完全出乎安倍的意料之外，本來日本執政黨的議席在眾議院超過2/3，在參院也超過半數，通過新安保法案應該沒有問題，但是沒想到絕大多數憲法學者都認為新安保法案違憲，不充分地進行說明，強行通過法案，可能重蹈1960年他外祖父岸信介強行通過了新《美日安保條約》，導致內閣下台的覆轍。而在安倍看來，新安保法案太重要，沒有戰略縱深的日本，必須通過不斷鞏固美日軍事同盟才能實現堅實的國防，而且這是鞏固、增進美日關系最重要的一環，從優先順位上來說，通過這個方案排在改善中日關系之前，而要通過新安保法案，必須以一個較大的“威脅”為背景。而近年來武力不斷增強，且與日本有領土紛爭的中國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背景，因此在中日關系上，新安保法案通過與否，構成了一種“鍾擺效應”，當這個法案進展順利時，安倍就極力改善中日關系;當這個法案受阻時，他一定要宣傳“中國威脅論”，但是不能因此就說他是“鷹派”或是“反華派”，這不關感情上的事，而是他所推崇的“責任倫理”使然。(作者：張石)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