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么一群人，曾經身居美國安全部門要職，搖身一變卻為私人咨詢機構高管，憑借手中掌握的國家機密和人脈，操縱國家網絡情報政策，並且大賺特賺。《紐約時報》評價說，這個新興階層實為一個政府官員和私營投機分子共謀的合資企業，手握重權，卻毫無問責。

　　【一個新階層的崛起】

　　大約一年前，《紐約時報》記者蒂姆·肖羅克參加了北弗吉尼亞州一個由情報和國家安全聯盟(INSA)提供贊助的“領袖午餐會”。INSA由為國家安全局服務的公司組成，2005年成立，名氣不響，實權頗大。近年來，它已成為影響華盛頓網絡情報政策最重要的組織。

　　發表主題講話的馬修·奧爾森時任全國反恐中心(NCTC)主任。當時，因愛德華·斯諾登揭露國家安全局“棱鏡門”事件，公眾反應強烈，網絡情報界士氣受挫，奧爾森的講話旨在為同僚鼓勁。“國家安全局是國家寶藏，”他說，“我們國家的安全仰仗國家安全局持續搜集各種情報的能力。”

　　聽眾中，前海軍海豹突擊隊員梅爾奧基爾·巴爾塔薩頻頻鼓掌。他現為“SDL政府”公司首席執行官，公司向軍方提供的軟件能將推特和臉書上成千上萬的帖子翻譯成英文，並從中迅速搜索出恐怖分子活動的潛在線索。

　　據斯諾登爆料，“棱鏡門”計劃給予國家安全局進入臉書、穀歌等技術公司服務器的權力;國家安全局和英國對等機構政府通信總部都設有特別部門，專注於全球社交媒體信息解碼。SDL公司的軟件恰恰滿足了上述需求。據公司介紹，這套軟件現被75家政府機構采用，包括國防部和情報機構聯合會等。

　　SDL和INSA標志著美國一個新階層的崛起：網絡情報統治階層。它由一批所謂“情報專業人士”構成，幹著國家安全局及其他政府秘密機構的活兒，卻供職於私人企業。過去15年裏，數以千計的前高級情報官員和特工離開政府部門，成為軍事承包公司、咨詢公司、律師事務所和私人企業高管。他們的新工作與從前沒什么不同，使命卻是賺錢。

　　以奧爾森為例。他在加入國家反恐中心之前曾擔任國家安全局總顧問，是司法部高級律師。如今，他是咨詢公司“鐵網網絡安全”總裁，而該公司的創始人是國家安全局曆史上任期時間最長的局長凱思·亞曆山大將軍。

　　據彭博社去年6月報道，“鐵網網絡安全”公司向“網絡戰委員會”旗下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咨詢服務，月收入高達100萬美元。“網絡戰委員會”與國家安全局、財政部及其他機構合作，共同抵禦“可能引發金融恐慌”的網絡攻擊。

　　這個新興階層成員包括一些家喻戶曉的名字。比如布什政府中的國家安全高級官員邁克爾·切爾托夫和邁克爾·海登，經常看有線電視節目的人對他倆應該不陌生。2009年，他們分別離開司法部和國家安全局，創建華盛頓最大的咨詢機構“切爾托夫集團”，重點關注國家安全事務。

　　其他成員也許公眾不太熟悉，但在圈內卻是活躍人物，比如山姆·維斯納。他曾是大承包商科學應用國際公司(SAIC)高管，2000年受雇海登負責運營國家安全局私有化項目“開路先鋒”。2003年，他重返SAIC，後轉戰政府技術公司“計算機服務公司”(CSC)。該公司不僅運營而且擁有國家安全局內部通訊系統。過去6年裏，在奧巴馬的領導下，網絡情報產業發展突飛猛進，維斯納一直負責CSC服務於政府的大型網絡安全項目。

　　【“影子”國家安全局】

　　這個新階層橫跨私人和公共利益，將政府職業生涯和企業高管、顧問工作合二為一。他們中大多數人因為保留了參加秘密工作時做的忠誠調查記錄，故而可以接觸到最高限制級別的情報。利用這些情報，他們為企業和政府客戶牟利，發揮的能量遠超一般想象。

　　以“切爾托夫集團”及其最知名的執行官海登為例。切爾托夫2009年3月成立咨詢公司，距離奧巴馬上台不到兩個月。集團聯合創始人沙德·斯威特，曾任國土安全部參謀長，更早時就職於中央情報局國家秘密行動司。可以這么說，是這倆人重塑了國家安全隊伍，為小布什和切尼提供了大量情報意見。公司網站上寫道，切爾托夫集團“向企業和政府領導人提供高端戰略思想和有效執行方案，確保美國國土和人民享有自‘9·11’以來的安全”。

　　海登2009年進入集團董事會。他非常強調工作的延續性：“在美國最高軍方和情報機構服務幾十年後，我已經習慣和卓有才華且具有奉獻精神的專業人士共事。我希望有機會在私人機構重現這樣的經曆。”

　　他確實是這么做的。集團早期雇員之一是傳奇情報官查爾斯·E·艾倫，切爾托夫執掌國土安全部時在其麾下負責情報工作。另一名與國家安全局有著深厚淵源的高管是保羅·施奈德，切爾托夫執掌國土安全部時擔任副秘書;2002年至2003年，在國家安全局擔任海登的高級並購執行官，其間負責國家安全局所有巨額合約。

　　海登還雇用了其他一些有類似背景的雇員，在切爾托夫集團內組建了一個“影子國家安全局”。但這裏並非他唯一的舞台。他還參加了摩托羅拉系統(國家安全局主要承包商)和安良科技公司(也可能是國家安全局承包商)的董事會。有意思的是，安良網站上的個人簡介特別吹噓了他在國內監視方面發揮的作用：“擔任國家安全局局長期間，他指導創建了國內電話呼叫數據庫，用於監控國際通訊，輔助定位恐怖分子。”

　　切爾托夫集團之於國家和承包商聯盟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充當並購中間人。它促成的不僅僅是一筆筆生意，同時也代表了情報界的重大重組。團隊中來自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土安全部的資深雇員們對各自機構的承包曆史和未來需求了如指掌，通過集團旗下“切爾托夫資本”，得以牽線達成幾十樁買賣，范圍涉及網絡安全、情報和數據分析、防禦技術、“發展和外交(軟實力)”等。

　　網絡情報精英們施加影響的另一個手段是利用媒體。奧爾森最近作為評論員到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台做節目。海登定期出現在有線新聞節目中，不斷鼓吹國家安全局的重要性及其強大的監視能力。打開電視機，任何一檔關於國家安全分析的節目，都能看到來自這個新階層的成員。

　　同時，他們經常在INSA這樣的場合碰頭，召開閉門會議商討機密項目。這些昔日官員們不僅通過承包商和咨詢機構獲利百萬，同時還向供職企業的客戶提供咨詢服務。比如奧爾森，他剛剛獲得提名加入國土安全部顧問委員會。這是一個安逸、封閉且非常賺錢的圈子。

　　【戳穿這層壁壘】

　　那么，這個新階層的存在意味著什么?

　　首先，它加深了不平等。我們都知道，公司可以通過巨額政治獻金“買通”立法者。現在，他們可以接觸到這個國家最頂級的機密。根據《紐約時報》4月獲得的一份解密文件，海登和亞曆山大都介入過始於“9·11”的名為“星風”的監視計劃。受法律約束，他們不能泄露這些秘密，但他們基於這些秘密的知識，對於需要他們提供網絡安全和並購戰略咨詢服務的企業來說，卻有無窮價值。這些知識不能與公眾分享，卻可以提供給付得起錢的企業。

　　其次，它置參與性民主於危險之中。網絡情報精英們在閉門會議中進行的重要討論，絕大多數美國人被排除在外。在斟酌諸如國內監視、攻擊性網絡情報行動、聯邦調查局“釣魚”反恐等飽受爭議的計劃時，這些企業領導人的立場完全不同於普羅大眾。同時，由於保密的黑洞，這個新階層的成員及其組織可以免於任何來自行政部門或國會的實質性監督。

　　要戳穿這層壁壘，必須有更多報道揭露承包商在國家安全領域扮演的不良角色。可不幸的是，只有極少數記者調查過這個隱秘世界。

　　同時，令人不解的是，斯諾登迄今公開的文件中，幾乎沒有涉及這個在監視領域明顯起著主導作用的新階層，只有一兩份文件提到承包商。

　　其中一份文件出現在德國《明鏡》周刊2014年的一篇報道中。這篇報道講述美國國家安全局和德國聯邦情報局之間的廣泛合作，文中說到2004年的一份文件確認了一個密碼代號，用於指代國家安全局和計算機服務公司簽訂的行動支持合同，“公眾能獲得的所有合同相關信息均被清理，以便國家安全局擺脫幹系”。

　　曾爆料國家安全局和SAIC之間存在腐敗關系的國家安全局前高管湯姆·德雷克4月向《紐約時報》透露，斯諾登很可能從未接觸過國家安全局的合同，因為他只是一名基層分析員，而合同都存儲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中”。(唐昀)(新華社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