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總部

　　【香港商報網訊】世界不同權威機構今年發表的競爭力報告均不約而同為香港競爭力敲響警號。歐美先進國家中智庫都是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政府管治和提升競爭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港府似乎忽視智庫的重要性，白白浪費大量人才和研究成果。學者和專家認為，港府應大力推動智庫發展，以補充內部團隊的不足。 香港商報記者 黃兆琦

　　中國內地大力推進智庫建設，今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強調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載體，越來越成為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要建設高水平科技創新智庫和企業智庫，並確保智庫要「有保障、可持續的資金來源」。

　　先進國家依重智庫

　　借鑑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美國全球智庫發展最蓬勃和最發達地方，美國總統高度依賴和信任智庫的意見。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環球經濟發展方式改變，世界各地政府都更重視整體經濟布局。另一方面，回歸後本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程度不斷加深，本港如能加強智庫和大學研究對政府施政的影響力，對長遠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然而，長期以來港府並不特別重視智庫的研究報告或意見。回歸18年，當局對社會長遠政策的研究不多，提出新政策論調時，主要靠政府內部制訂議題進行獨立招標和委託顧問做研究報告，以及從地區上的諮詢大會收集民意後作總結。

　　冀政策先諮詢智庫

　　公務員隊伍始終主要是技術官僚人員，未必對最新市場形勢和民意都能有最新最快和最正確的掌握。香港城市大學航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劉建華教授受訪時說：「香港智庫對公共政策影響力和作用較小，我認為主要是機制散亂、缺乏戰略定位、資源分配無章、和政府不重視所致。」

　　事實上，社會上越來越多意見認為，有時單靠政府內部制訂議題既不合時又不準確，加上問責官員的能力和水平參差，提出的政策議題未必切合社會和經濟發展需要，卻仍一意孤行。

　　劉建華說：「過去經驗數據明確顯示，港府目前主要靠獨立招標的顧問研究方式效果欠佳，當局應結合智庫的政策研究能力和結果，加強對社會民意的掌握。」他認為，當局推出問題讓社會和不同專業界別探討時，最好能先諮詢智庫和大學等研究機構的意見，這樣的做法更合理和更能減少社會反對聲音。

　　港府不明智庫價值

　　在曾蔭權時代擔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的香港工商專聯副主席兼創科匯(Invotech)主席李嘉樂教授對本報說：「連政府自己的中央政策組都沒有效果，它不是提供深刻構思的智囊團，而是一般收集意見地方。有一次施政報告出來後政府才問意見，有何作用?有乜新策略走出來?創新政策有無?梗係無。房屋政策亂籠，教育政策又不清晰，基本上好多事都停滯不前，沒有人敢碰。」

　　同樣曾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的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兼義務秘書鄧詠駿受訪時則說：「現在香港智庫沒有角色，嚴格來講政府從來不重視，政府每個部門有自己的研究，政府連中央政策組研究都未必理會，何況外面民間研究?政府不了解智庫價值，如果政策制訂者重視才會彰顯研究的價值，關鍵要看政府。」

　　據鄧詠駿稱，曾有意見說政府部門都不喜歡中策組對它們「指指點點」，內部已有龐大專業隊伍，有程序去做事，而中策組什麼都不是。李嘉樂認為，現時社會有很大轉變，公務員更顯得僵化。

　　李嘉樂說：「基本上香港走下坡，同新加坡無得比。公務員勢力大、『企硬』，局長叫不動常秘，要問公務員可不可以做。但社會轉變了公務員不肯變，社會不會等你，即使重整政府架構沒有用，文化一定要改變。今時今日政府自己綁自己，動彈不得，智囊團出來多給意見才多開竅。」

　　鄧詠駿又指出，美國智庫和政府內部有旋轉門機制，例如美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與共和黨關係密切，附屬於基金會的大學教授在選舉失利或卸任政府職位後，有機會重返基金會，形成整體政治文化關係，智庫能發揮重大作用。他續稱，隨著一些民建聯成員加入成為問責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等，離任後又返回黨內出選，希望民建聯能慢慢做到香港旋轉門，惟現時未看到本港有良好環境滋養智庫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