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尤其宋代七夕已演绎成全民狂欢节。但其后逐渐收窄，成了非常专一的的“情人节”，直至今日。

　　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襟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最早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记载，显示自南北朝到唐代，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同胞们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人七夕还要“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里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女吞小豆二七枚。”

　　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纪录宋代七夕习俗。除了女同胞们对月穿针、焚香“乞巧”，街上还卖应时商品“磨喝乐”（雕塑小佛像）、“水上浮”（用黄蜡绘或雕刻的鸳鸯、龟鱼等小动物）、“花瓜”（把瓜雕成各种花样）等，也有“喜蛛乞巧”、“投针验巧”等节目。宋罗烨、金盈之辑的《醉翁谈录》中描述七夕节热闹景象，堪比我国最盛大的节日——春节。从这些历史文献中不难看出，古代七夕的主题并非“男欢女爱”。

　　七夕演变成“中国情人节”，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谓：“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葙”，这最早纪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为七夕成为“中国情人节”埋下伏笔。特别是梁朝萧统咏出“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即兴篇后，咏叹“七夕情人节”的诗人词人便风起云涌。唐代诗人白居易、杜甫、曹松、杜牧、李贺、罗隐、刘禹锡、李商隐等都以七夕为题材，留下了赞美自由恋爱和寄托相思之情的诗篇。与唐诗对相比，宋代词人则更多地表达着对自由恋爱的向往。无论是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是范成大的“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抑或李清照的“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等，除了寄托相思之苦外，也隐含对破坏自由恋爱制度的强烈反抗。随着这些诗词的广为流传，牛郎织女的“自由恋爱”便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时空的启示和希望的光芒，故而，七夕节“穿针引线，祈求乞巧”及诸多跟物质有关的习俗也就渐行渐远了，而渴望自由恋爱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继续得以传承。

      我总觉得古人对美妙又浪漫爱情的营造，这种细腻的心思和动人的表情恰恰又使“七夕”有了思想精髓和文化存续，现代“快餐式爱情”却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