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晚年的津田道夫先生 资料图
【新民晚报·新民网】深刻追问日本的战争责任，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他就是津田道夫先生。津田先生生于1929年，本名为浅见浩，战后投身日本民主运动，曾长年担任左翼刊物《教育与人权》主编。86岁的老先生今年年初在东京逝世。这位并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老人，在中日史学界被视为具有忏悔精神的日本知识分子代表。
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66岁的津田先生出版了一本书。在序言里，他这样回忆童年印象中的那一场“祝南京陷落妄想曲”：
“12月7日，‘祝南京陷落’‘皇军大胜’的旗帜和大幅标语早早地飘悬于东京各处，在狂热的大众的推动下，政府在12月11日星期六就提早举行了占领南京的庆祝活动。晚上，父亲带我去看灯笼游行，大街上人山人海，刻意造成的灯笼的波涛，我今天还记忆犹新。”
“在南京，日本官兵正在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也可以说，日本官兵正用中国男女老少的血和泪上演着另一种形式的庆典”……
在书里，津田先生专注于一个当时从未有人讨论、此后也没有更多人讨论的沉重话题：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仅仅以战场的异常心理，或为了战死的战友报仇等解释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和日本大众特殊的精神构造有关。”
在“风暴”中著书反省
知道津田道夫先生的人，会想到一场关于历史事实的“风暴”。
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一场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论战开始涌动。虽然因为战后的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广为人知，但它只是个模糊的整体印象，其残酷性和规模究竟如何则不为大众所详知。这种历史认识上的灰色地带，成为那场论争的基调。日本人究竟是怎样认知史实的？
日本学者大抵有几种选择：做一个旁观者，不去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成为一个“虚构派”或“否定派”，极尽可能减轻战争中的加害程度，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甚至非学术性地歪曲篡改历史事实；或者，以一个真正客观正直的历史学者的姿态，为维护真相而努力。
在那些富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中，对战争有切身体验的津田道夫的质疑无疑最为尖锐和特别。他站在南京大屠杀论争的前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劳动者’‘平凡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人’之类的日本庶民，到了中国战场会变得那么残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95年，66岁的津田写下了《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这本书。
“这本书在日本相关书籍中是相当特殊的。日本屠杀、虚构、中间三派有关南京大屠杀之争，无论所争是‘多少’，还是‘有无’，都和事实有关。津田先生认为南京大屠杀为实有不言而喻，所以他认为这种争论‘没有意义’。他讨论的是‘日本大众’的责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说。作为津田的中国故友，该书的中文版他参与了其中大部分翻译。
在程兆奇看来，津田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自我批判，也不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分析，而是“由表及里”从日本大众的“精神构造”下手探讨残虐行为的人性根源。“他不同意南京暴行——扩而大之整个战争——的责任只应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承担，而‘日本大众’也是‘受害者’的流行说法，他在本书中详细论述了日本大众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虚无主义’以及混杂着‘天皇崇拜’‘鄙中情绪’的特殊‘精神构造’，强调战时日本大众与其说是‘受害者’，还不如说是战争的推波助澜者，所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津田道夫，带着日本人罕见的反省意识，用自己的笔“无惧地解剖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批父亲是军国主义者
“我父母亲都是学校的教师，我至今记得战况在家里也是话题。还是孩子的我，和朋友们一起唱着‘握紧，惩罚的枪和剑’等并不明白歌词意义的战时歌曲，学着军人的样子度过每一天。到了12月，对‘南京陷落’的期待在日本大众中愈发高涨。媒体也积极参与迎合时局、鼓吹战争的大合唱。”
津田在书里从不掩饰自己的“愧疚”。“幼时体验变为痛切的自觉，已是80年代初相当晚的事。我在这时才首次从精神层面来思考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如果想到战争的幸存者至今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我唯有羞愧。”
关于津田先生的特立独行，关于他与拘谨、内向的普通日本人大不相同的地方，程兆奇记得很多交往细节。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去埼玉县久喜市拜访津田先生。当天津田先生在酒酣耳热之际，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一个静谧的小镇，又已到了午夜，我想未免打搅了四邻，便说是不是小些声？津田先生毫不理会地说‘不管他’，边说还边呼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津田批判“军国主义”一以贯之，在政治立场上和他父亲站在对立面，在年近八十时还编了一本以他父亲日记为批判对象的书《一个军国教师的日记》。程兆奇回忆，有一次和津田散步，当穿过离家不远的墓地时，津田在一块书有“浅见真吉”的墓碑前一脚踢开了放着的一束花。“看着我惊讶的神态，津田先生说这里面睡着的是他的‘老头子’：一个军国主义者。”送花的则是津田口中的“笨蛋”弟弟，毕业于东京大学，当时是千叶大学教授。“津田先生曾被日共开除党籍，和他日共党员的弟弟素无交往，也站在对立面。所以津田先生虽是‘左派’，和主流左派也格格不入。”
彻底批判难为人接受
津田认为，正因为日本在战后从未对侵略战争进行过全民性反省，“以至在今天，为战争鸣冤叫屈的种种怪异之论才得以甚嚣尘上”。
津田不仅对日本大众，对天皇更是持议极严，认为日本侵华是在“圣战”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天皇至少要负道德上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津田先生的严厉态度，难为“日本大众”接受可以想见。
而令程兆奇费解的是，在大方向上看似一致的日本主流左翼学者也对津田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视而不见。“在全世界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洞富雄先生之后，笠原十九司先生是对南京大屠杀研究贡献最多的屠杀派学者，他的《南京事件论争史》近三百页，却只字不提津田先生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记得，津田不止一次对他说“笠原他们以‘南京事件’代替‘南京大屠杀’是不行的，这是‘大是大非’，不是单纯的名词问题，这点上他们比洞先生是后退了”。
津田先生对程兆奇主张从学术上解决南京大屠杀问题也不以为然，强调“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不是‘学术’可以解决的。应看到日军在中国做了太多坏事，除了直接的死难者，更多的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生活基盘被摧毁，这种悲剧是无法量化的。就像如果美国对广岛、长崎死亡者数字提出疑问一定会引起日本民众愤怒一样。所以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民说什么就是什么！”
到访中国曾长跪不起
津田在90年代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认识自己的“战争责任”：“我既未去战场，也没有虐杀中国人，作为个人，自然没有法律责任。然而，虽然幼小，但作为日本人的一员，直至战后参加民主主义运动仍没有自觉；作为一个知识人，在道义上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点，对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也一样。”
津田道夫曾到访中国谢罪。1998年4月，津田随东史郎访华团访问南京。据知情人回忆，他参观了南京城内大大小小的屠杀纪念遗址，在遗址前放声大哭，长跪不起。在南京大学，他的演讲稿被泪水浸透，他站在话筒前只说了一句：“我作为一位普通的日本知识分子向中国人民谢罪。”
而在书的最后，津田道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日本国家，但作为一个日本知识人，或者更应该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通过本书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我这样说不是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也不是卑屈，而是以伴随着实际行动的谢罪来恢复日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的荣誉。”
“津田先生对于战争反省之彻底令人由衷感佩。虽然他已经离世，我觉得应该表示特别的敬意。”程兆奇说。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
书摘
◆我在此特别强调，对造成“大屠杀”的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的批判性分析，仅限于战时中的问题和历史研究的问题是不够的；这对今天仍是必要的。我们日本人把外交、军事托付于美国度过了50余年，对大众的战争责任问题至今仍没个结论，这本身就是问题。
◆对于日本大众来说，作为反人民的侵略战争失败的思想体验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对过去的“战争”和现在的“和平”之类的抽象的“战争”与“和平”的对比。不论战前战后，政治制度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大众意识上不是仍保持着很强的继承性么？
◆在思考南京大屠杀的大众意识层面的根据时，有将其仅限于特殊的“战场心理”，或战场的“异常心理”范畴的倾向。但迄今所看到的大屠杀的具体的现象的根据，单用“战场心理”是不能说明的。也就是说，在日本大众日常的本原的思想中已有胚胎，经过参加侵略战争第一线的绝望的体验，而以大屠杀的形式表现出来。若非如此，回到后方日常生活中，回复到“善良的劳动者”，“平凡的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常人”的时候，何以会以自得的面孔讲述残虐行为呢？显然无法解释。
◆……说这些话的复员兵，在战败后为生活所迫，干着黑市贩子的勾当。归根到底，在大众市民社会中，他们都不外是好父亲、好祖父、街道上的正常人。对这样的日本大众来说，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等只不过是媒体的新闻，日常生活才是昨天到今天，今天向着明天继续不断的。而且，曾经作为得意的种子的对中国的残虐行为，一个个都沉沦到了忘却的深渊。正是在此喷发出的平民利己主义——作为非自觉虚无主义的大众虚无主义——的精神基础，制造出了今日高度的大众消费社会。
◆败战之初，日本人中不论“精英”还是大众，都远没有把战争责任作为自己的事。我不能不指出，战争中民族道德的败坏没有变化地延续了下来……对把侵略战争推进到国民规模的日本大众，今天必须在思想上还清血债。
◆在歪曲历史之上的恢复“日本人的名誉和骄傲”，这个“骄傲”只是傲慢的大国意识。在此“以求在国际社会取得名誉的地位”等只不过是狂妄无知。歪曲历史正是对现在的盲目。不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在今天就不可能有诚挚的反省，这只能是日本人的耻辱。
——摘自《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