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公安部等多部門加強了對證券市場的監管，從違法配資、違規減持、“惡意做空”，到信披違規、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越來越多違法行為正逐漸暴露。

　　此前新華社報道，中信證券徐某等8人涉嫌違法從事證券交易活動，《財經》雜志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編造并制造傳播證券、交易虛假信息，中國證監會工作人員劉某及離職人員歐陽某涉嫌內幕交易、偽造公文印章，已被公安機關要求協助調查。

　　今天財新曝光稱，另外被要求協助調查的7人是：中信證券執行委員會委員葛小波和劉威，中信證券權益投資部行政負責人許駿、證券金融業務線行政負責人房慶利、中信證券金融業務線的姚杰、中信另類投資部的汪定國以及董事會辦公室副主任梁鈞。

　　三人來自最高管理層

　　本次被曝的8人中，有3名均為中信執行委員會成員。執委會是中信證券內部最高經營管理機構，成立于2010年，執委會成員均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據中信證券2014年年報，葛小波負責資金運營及另類投資及風險管理工作，劉威負責資本中介業務，徐剛負責經紀及研究業務。

　　年報顯示，2014年徐剛擁有中信證券股份87萬股，薪酬為502.42萬元。葛小波持有中信證券99萬股，稅前年薪523.25萬元。劉威持有中信證券25.2萬股，稅前年薪541.12萬元。

　　此次卷入調查的兩名業務線負責人，房慶利是中信證券董事總經理，證券金融業務線行政負責人，主管融資融券業務。許駿今年36歲，現任中信證券權益投資部部門行政負責人。另一名協助調查的梁鈞，現任中信證券董事會辦公室副主任，董事長王東明的秘書。

　　中信證券再陷漩渦

　　在上海一位私募高管看來，當前監管層這樣“嚴打”正是針對這些機構利用信息優勢來進行利益輸送行為。

　　為什么這些協助"國家隊"救市的主力軍反而成為了麻煩制造者？我們先需要知道這些機構在救市中的所用：

　　查閱新聞可以發現，在7月份“A股保衛戰”中，中信證券一直是券商“領頭羊”。

　　在證監會7月4日召集券商召開“救市大會”后，證金公司被委以救市重任，而中信證券、海通證券、銀河證券與中信建投提供人力支持，證金公司從這四大券商中抽調了投資經理和交易員，負責具體救市交易。

　　二級市場的直接操盤上，證金公司與21家券商自營團隊組成了國家隊的救市組合，其中，中信證券列在首位。在接下來的二級市場操作中，證金公司將資金通過上述券商各個營業部買入上市公司股票。

　　而中信證券的“四大金剛”營業部已經被認為是證金公司主要的“御用席位”，四家營業部在七月，分別登陸龍虎榜222次、83次、195次和237次，分別累計買入370.53億元、120.23億元、328.74億元、265.28億元。

　　北京總部證券營業部

　　北京呼家樓證券營業部

　　北京望京證券營業部

　　北京金融大街證券營業部

　　而對于前述中信證券徐剛，在被公安帶走協助調查之前，已在公司內部低調辭職。

　　公司2014年年報顯示，徐剛1998年加入中信證券，曾先后在公司資產管理部、金融產品開發小組、研究部和股票銷售交易部等部門擔任高級經理、副總經理和執行總經理，曾任公司研究部、股票銷售交易部行政負責人。雖說證券公司內部建立了若干信息隔離制度，但實際業務操作中并不算嚴謹，這就給熟悉個中細節的機構提供了利用國家信息牟利的可能。

　　畢竟監管層、證金、匯金、券商、保險、各類公募私募等，現實中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部分鏈條利益輸送的案子在資本市場從不少見。

　　"自己人"與外部合伙？

　　事實上，這并非中信證券第一次惹上“麻煩”。此前在“惡意做空”調查中，中信證券還曾被指責利用旗下中信聯創和國際對沖巨頭聯手做空A股。

　　由于中信聯創曾參股司度公司，而該公司背景牽扯到全球最大對沖基金之一Citadel，所以引發了中信證券聯手國際對沖基金做空中國的猜測。

　　不過，中信證券隨后澄清稱，中信聯創于2010年出資100萬美元投資司度(上海)貿易有限公司，但該股權已轉讓，并于2014年11月辦理了工商變更登記，目前中信聯創并未持有司度公司股權。

　　而近期被監管層“特別關注”的券商不止中信證券一家。25日晚間，同樣曾經是救市主力的海通、廣發、華泰、方正四家券商突發公告，稱因涉嫌未按規定審查、了解客戶身份等違法違規行為，被證監會立案調查。

　　高壓監管有必要

　　在上海一位私募高管看來，“國家隊”確實可能存在一些利益輸送的現象，當前監管層這樣“嚴打”正是針對機構利用信息優勢進行利益輸送的行為。如果匆忙救市，或許又會出現下一個“徐某”。

　　(監管層)此舉，想要做的是把一些不應該存在的因素去除，比如利用國家信息牟利的。

　　對于當前救市，社科院易憲容指出，政府得讓國家隊真正成為呵護股市健康發展的主力，而不是僅借機謀利的工具。

　　可以看到，無論是社會保障基金和匯金公司，還是險資等國家資金，其實早就成了相當利益分化的集團，都存在出自其團體的利益關系。

　　如果這些國家隊的資金更多的以集團利益為主導，那么救市的效果會大打折扣。當然，國家隊救市也可能提供了利益輸送的機會，監管部門對此得嚴密關注。

　　以證金公司為例，此次證金公司的部分救市理念就頗受爭議

　　一般情況下，“國家隊”資金分散給眾多券商同時出手，但從證金概念股和梅雁吉祥來看，那些承擔操盤手的券商仍然秉著投機和概念操作，沒有業績和估值支撐，股票即使漲起來之后，其結果只能是虛脫向下，這會給市場造成“二次危害”。因此，決策部門和“國家隊”應該深刻反思此次救市過程，雖然救市是必要的，但救什么該怎么救？應該要有所預案和講究，救市的目的是為了給市場輸入流動性和鼓舞市場信心。

　　但如果按"王的女人"這類救市，“國家隊”陷入沼澤是大概率事件，機構們大都損公肥私和為自己利益盤算，救市步調不統一，買入的很多股票經不起估值推敲，這種短期投機行為必將遭遇市場回敬。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上市公司公布的證金公司持股情況，以及證金公司通過中信證券北京總部營業部、中信證券北京望京營業部、中信證券北京金融大街營業部、中信證券呼家樓營業部買入的個股情況發現：

　　證金公司“救市”以來共買入395只股票，由于近來市場持續暴跌，截至8月26日，167只個股已跌破股災以來最低價，占證金公司持股總數的比例達42%，由于證金公司并非在最低點買入，實際上套牢證金公司的股票數量更多。

　　在套牢證金公司的167只個股中，中小創股票數量最多，共計101只，占套牢證金公司股票數量的60%。

　　在監管高壓之下，目前各大機構人士已“噤若寒蟬”。對于近期的“監管風暴”，記者于26日曾試圖采訪多位券商、基金等機構人士，得到的回復多是“目前不方便說”。一公募基金人士更是直言“上面有要求我們不能隨便發表評論”。

　　不過，高壓監管并非只針對市場主體，監管者本身亦是被監管對象。

　　如前所述，此次被公安機關要求協助調查的人員，除中信證券8人、《財經》雜志王某外，還有證監會人士——“中國證監會工作人員劉某及離職人員歐陽某涉嫌內幕交易、偽造公文印章，已被公安機關要求協助調查”。

　　時至今日，市場上下都應該冷靜反思，尤其監管部門要反思這次對形勢的誤判和對杠桿風險的認識不足，盡快完善和修補市場的制度漏洞，對“國家隊”的救市過程需要復盤檢查和監督，防止個別機構損公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