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时代，龙与皇权多有勾连，但民间并无以龙为祖的普遍崇拜
在中国早期典籍中，龙通常是作为给神仙、帝王代步的交通工具出现，如韩非子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在《山海经》里，有“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又有“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等记述。孔子告诉弟子，黄帝“乘龙扆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这个时候，龙的地位和马差别不大，只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①在传说中，龙是可以被豢养，所谓“古者畜龙, 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龙甚至能被食用。②
秦汉时期，龙的地位得到提升，与帝王身世发生联系。秦始皇有“祖龙”之称。汉高帝刘邦的出生，则被渲染为“其先刘媪……（被）蛟龙踞其上，已而有孕，遂生高祖”。
但这种龙与皇权之间的联系，并不稳定。譬如，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非官祭的对象，而仅充当某种工具在，如汉武帝时制定的“郊祀之礼”中，龙乃是车夫和护卫的角色；直到宋朝，宋太宗令“祭九龙”；宋真宗又令“凡修河致祭，增龙神及尾宿……等诸星在天河内者，凡五十位”，龙才成为地位普通的受官祭者。
再以龙袍为例。元朝以前，龙袍并非只有皇帝能穿。依照礼法，帝王、贵族、高官在衣冠上使用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等12种纹饰，被称为“十二章纹”。其中日、月、星辰地位最高，归帝王独享，至于山、龙等，诸侯、大臣也能使用。梁武帝时有人建议让王侯用凤凰代替龙，唐高宗时有人建议用麒麟代替龙，都因阻力过大，最后不了了之。北宋时被迫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允许正、从一品官员用龙，但只能是“降龙”，把“升龙”留给皇帝。③
龙成为皇家专属是从元世祖开始的，他下令民间禁止销售纹龙的布料。元仁宗又下令，官员服饰一律不许饰龙。但元朝规定龙是“五爪二角者”，无论民间，还是大臣都借机钻空子，制作或穿着只有四爪的龙纹服饰。迟至明、清，龙纹才被帝王大范围应用在衣服用品、宫殿装饰上。一项统计显示，仅故宫中的太和殿，各种龙纹、龙雕中出现的龙就有13844条。甚至于故宫中的痰盂、烛台上都绘有龙的图案。④
龙虽然与皇权的勾连较多，但帝制时代民间百姓对龙的祭祀，却并没有以之为“共同祖先”的意思。在民俗中，龙往往代表着一种负有具体职务的神祗，甚至以兴风作浪的“恶神”的形象出现，而被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所斩杀。
闻一多是”龙图腾“的发明者，但他自己也不太肯定自己这一发明
经元、明、清三代帝王强化后，龙成为皇室的象征。晚清时，出于外交需要设计了黄龙旗，龙进一步成为清朝的标志。至于龙变为所有中国人的图腾，中国人成为“龙的传人”，则是民国之后的“发明”。
1903年，严复第一次把“图腾”这个概念介绍到中国。简言之，“一大群人，彼此都认为有亲属的关系，但是这个亲属的关系，不是由血族而生，乃是同认在一个特别的记号范围内，这个记号，便是图腾。”⑤到抗战前后，图腾学说盛极一时。知识分子出于救亡目的，急于普及、论证中国的民族概念，以便让民众能团结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之下。⑥
起初，在大多数学者看来，龙仅仅是中国史前众多图腾之一。如吕振宇认为，“马，牛，羊，猪……林，河，山……龙，冯，蛇，风……等”都是中国的“原始图腾”；在图腾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的李伯玄，最重视的是凤图腾和玄鸟图腾，龙图腾仅偶尔提及。姜亮夫较早致力于论证龙是中国的图腾，其理由是：“夏”字本义“一定是个爬虫类的东西”，而夏的宗神禹，也是龙蛇一类。但这种观点，既缺乏说服力，也未造成多少影响力。
闻一多是“龙图腾”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发明者。在《伏羲考》中，闻一多说：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具体来说，“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闻一多对龙的定义，虽已成常识，但经不起推敲。如学者施爱东指出的那样，首先，历史上的龙纹不断变化，闻一多描述的龙形象，宋朝才出现。其次，闻一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随意拼接、裁剪史料。第三，因材料不足，闻一多甚至常常将假设作为前提，以至《伏羲考》中充满了“假如”“假定”“也许”“恐怕”……。⑦更为重要的是，闻一多所谓“化合式的图腾”的发明，没有人类学理论为支撑。⑧
这些理论漏洞，闻一多本人未必不知道。但他更注重的是现实功效，如其自述，他希望“通过解读古代神话，让民众知道他们有共同的来源，以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以救亡图存。至于这种“历史知识”是否靠谱，则属次要。所以，闻一多需要的只是这样一个结论：“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
不过，即便是“龙图腾”的发明者闻一多，也对自己的这一发明的现实功效，是否一定良好，缺乏自信。所以，他又非常纠结地写道：“龙凤”在帝制时代，已成为“帝德”与“天威”的标记，“一姓的尊荣，便天然的决定了百姓的苦难”，“龙凤”二字不禁令人“怵目惊心”，所以 ，“要不然，万一非要给这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果他不再太贪睡的话。”连”龙图腾“的发明者都如此游移不定，抗战时的中国民间，是否形成了”龙的传人“的共识，也就可想而知了。
80年代，歌曲《龙的传人》走红，“龙”终于完全成为民族图腾
闻一多对“龙图腾”概念的发明，确实对中国抗战起到了某种精神上的作用。《伏羲考》发表于1942年；同年，赛珍珠的小说《Dragon Seed》（龙种）在美国出版，小说描述了中国普通百姓在日军南京大屠杀后不屈的生存状态。米高梅公司以高价买下小说改编权，又斥巨资打造场景、服装、道具，并组建以凯瑟琳·赫本为首的明星阵容，拍摄出了同名电影《Dragon Seed》。这部电影的内容基调，受控于当时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官方宣传机构“战时信息办公室”，旨在突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努力。《Dragon Seed》（龙种）一词，大致可见“龙的传人”的说法已渐成型。
《Dragon Seed》这部电影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晚清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龙”的丑化（譬如，义和团事件后，纽约《世界》杂志曾发表一幅漫画，以一只张牙舞爪的龙，暗示着中国对世界的威胁）的一种拨乱反正。不过，这种“拨乱反正”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随着四九鼎革与冷战格局的出现，“龙”再度以不友善的形象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代称（如1963年9月13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一艘载满中国民众及领袖的破旧龙舟为封面）。只不过，这种形象，在冷战时期，已不能像抗战时的《Dragon Seed》那般，被再度反馈给中国。
1978年，侯德健创作歌曲《龙的传人》，“龙图腾”终于如决堤之水，被所有中国人所接受。这首歌被收入各种歌曲集，如1981年中国广播电台编的《台湾歌曲选——校园歌曲台湾民歌》，1982年四川广播电台编的《广播歌曲集》，1982年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编的《田园新歌》等等。1988年，侯德健获邀在春晚上演唱了《龙的传人》，更是红遍大江南北。有学者认为：这首歌迎合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心情”，“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⑨
由于侯德健的身份是出走大陆的台湾歌手，因此“龙的传人”这个词在最初具有一定统战含义，常被用来指称两岸中国人，或海外华人、华侨。如1985年《望长城内外——爱国主义随笔》一书中，说从台湾驾机回大陆的黄植诚、李大维等是“龙的传人纷纷回到了龙的故乡”。后来这个词在各个场合，都成为中国人的代称。
综上，作为皇权象征的龙，虽然古已有之；但作为民族图腾的龙，却是近代救亡图存目的下的重新发明。
注释：
①③施爱东：《龙的政治：从通天坐骑到皇家奴役》，《民族艺术》2011年第2期。本期专题材料、观点绝大多数来自施爱东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②袁第锐：《“龙的传人”说质疑》，《社科纵横》1995年第2期；④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0页；⑤⑦⑧施爱东：《龙与图腾的耦合：学术救亡的知识生产》，《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在西方图腾理论中，图腾必须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龙显然不是。图腾社会中的多数特点也并不适用于所谓的中华民族，尤其是外婚制——同一图腾的部族间不允许通婚。而在人口众多的上古中国，显然是无法实行外婚制的。⑥仲林：《图腾的发明：民族主义视域下的<伏羲考>》，《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⑨张伶俐、吉成名：《“龙的传人”一说的由来》，《文史杂志》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