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則“62%美國人存款不到1000美元”的新聞在網絡熱傳———據美國知名理財網站G O B ankingR ate調查顯示，有62%美國人儲蓄賬戶里竟不到1000美元，21%的人根本沒有儲蓄賬戶。

　　這則新聞的熱傳，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是不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人越來越窮了？

　　其實不然。我們還是通過數據說話，盡管近十年來美國經濟增速緩慢，但是，2014年美國人均收入仍然高達4 .3萬美元(約為26萬元人民幣)，扣除個人稅率、以及各項社會保障支出后，2014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應為3 .2萬美元左右(約為20萬元人民幣)，而同期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萬元，僅為同期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0左右，即使是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上海(4.8萬元)，也尚不足同期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

　　美國人沒有變窮。事實上，自2011年開始，美國經濟增長就已經進入相對穩定階段，我們可以從美元匯率的上升走勢明確感知。

　　沒有必要嘲諷美國人“敗家式”的消費觀念，對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超前消費也得一分為二來看，應該說，相比容易遭受金融系統風險沖擊等缺點，其優點也是相對明顯的，畢竟能夠起到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沒有必要過于羨慕美國人較好的社會保障體系，任何一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均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所處的階段有關，過于超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很有可能會弱化一國的綜合競爭能力，希臘的“破產”就是如此。

　　一味嘲諷和過分羨慕都不合適，事實上，之于中國超高儲蓄率的現狀，切中肯綮的反思才是最為重要的。

　　適度的儲蓄率，有助于緩沖不確定的經濟金融風險，但是，過高的儲蓄率，卻會阻礙經濟的發展，這是因為，一者儲蓄率過高，本身就意味著居民財產用于股權性投資的占比過低，這必然會導致社會間接融資占比的過高，而過高的間接融資，又必然會弱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并會提高全社會的融資成本；二者儲蓄率過高，同時又意味著消費占G D P的比重過低，而缺乏消費動能的拉動，不僅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效應，而且對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更會造成明顯的延滯。

　　不僅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的儲蓄率明顯過高，與全球所有國家相比，自2009年以來，中國儲蓄率就一直排名全球第一。這就表明，所謂的高收入國家儲蓄率低、中低收入國家儲蓄率高這一慣常的規律，并不適用于中國。

　　為什么在中國經濟水平已逐漸邁入中等發達國家時，居民儲蓄率不降反升呢？剖析此中緣由，我并不贊同將其完全歸因于社會保障缺失，這種大而化之式的定調，很容易使我們錯失其他層面的研討。

　　誠然，相比當下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包括醫療、養老、教育、失業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有進一步完善和健全的必要，只要社會保障體系得到提高，民眾擴大消費也就有了減少后顧之憂的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宜不切現實地追求超越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如前文所述，這很容易進入另一誤區。

　　其實，相對降低中國儲蓄率，除了進一步完善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外，還有兩點我們不可不察。其一，打破陳舊的制度約束，之于降低儲蓄率而言，比如，只要我們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那么對于眾多進城務工和經商的人群而言，不僅可以直接提升他們用于自身的生活類消費，而且使其子女能夠享受更為公平的義務教育，這會更大程度地減少他們的后顧之憂，如此，這部分群體的儲蓄率焉有不降之理。

　　其二，加快我國征信體系的建設，一直以來，我國儲蓄率之所以超高，廣大居民之所以更愿意把錢存在銀行，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國征信體系的嚴重缺失。而在征信體系嚴重缺失之下，不僅許多人將不同形式的股權性投資均視為“賭博”，而且金融機構也不愿意給無抵押的公司和個人放貸，如此兩相鎖定必然會導致我國儲蓄率的嚴重企高。

　　之于當下而言，盡快降低中國儲蓄率，以刺激中國經濟增長、并助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已經刻不容緩。但是，對此進行破解，我們不宜固守任何形式的單向度思維，除了應相對提高社會保障外，打破戶籍管理等陳舊制度約束、以及加快社會征信體系建設也同樣重要，而且，相比而言，后二者對于降低儲蓄率的制度成本更低。

　　(作者：楊國英 系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