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深

　　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后，內地新公布的「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全新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令許多人眼前一亮，其中尤引人注目的是，在「創新發展」的專章下，新加入了「發展分享經濟」的論述。這一全新觀念被列入「十三五」規劃，無异於給正處於社會爭議漩渦之中的分享經濟帶來一劑利好。有理由相信，在政策及規劃的護航下，分享經濟或將迎來一段前景無限的發展黃金期。

　　提高社會資源使用效率

　　分享經濟之所以受到重視，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一種新生的創新事物，更重要的是，分享經濟着眼於提高社會現有資源的使用效率，天然的不同於舊日的「粗放型增長」。在這樣的模式下，不僅諸多镕置的社會資源可被充分激活，更可產生拉近社會階層差距的意外效果。例如，被視為分享經濟始祖的Uber，其提供的私家車搭乘服務，不僅可增加汽車承載人數，提高道路運輸效率，彌補公共服務不足，還可令普通社會階層在有限的花費下，享受到比傳統服務更佳的體驗。一些原本專屬「土豪」玩物的豪車，如今正借助Uber「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普通社會階層都可以消費得起的服務。所以，分享經濟不僅有巨大的經濟價值潜力，其社會意義亦不容低估。

　　眾所周知，如今在內地的諸多大城市，一方面社會公共資源供給嚴重不足，房屋、交通等社會服務難以滿足民眾需要;另一方面，由於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眾多的社會資源卻只能镕置在少部分人手中。因此，分享經濟的模式若能夠在內地大規模推廣，不僅可以激活有限的存量資源，真正實現集約式發展;對於近些年來不斷拉大的階層矛盾，亦會有意外的紓緩作用。這也是為何發源於美國的分享經濟模式，可以近些年來在內地迅猛發展，引起大範圍的社會關注。故而，無論是出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是促進「互聯網+」戰略、發展創新產業，分享經濟都是極好的切入點。

　　不能死守舊法律條框

　　然而，從Uber等服務在全球推廣過程中受到的廣泛爭議來看，分享經濟的推廣顯然不會一帆風順。其中主要的阻力，除了固有的物權觀念、利益受損團體的抵制，更主要則受限於舊的法律法規框架的限制。對於前者，分享經濟還可以通過培育消費觀念，做大市場、共享利益的方式進行吸納和化解，但是對於后者，其涉及的問題則更加复雜，解決起來也更加困難。內地專車服務在之前數年的飛速發展，除了因互聯網巨頭在背后的大力推動，另一方面也受益於監管部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松散管理。然而，當專車服務已經發展到挑戰監管部門監管權力的時候，還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時至今日，關於內地的專車行業如何監管的法律爭議，仍在各方利益的爭議之下未能解決。

　　類似的事情亦發生於本港。8月份香港警方針對Uber的「放蛇」行動，不僅令Uber在本港的發展元氣大傷，一度熱鬧的互聯網租車亦就此銷聲匿迹。Airbnb亦受到「非法民宿」的指控而轉入地下。對於奉行法治的香港來說，上述行動固然於法於理都無可指責，但是，對於亟需發展創新產業、促進經濟轉型的香港來說，這顯然并非好事，民間的猛烈批評亦說明此項行動不得民心。內地「十三五」是次新加入分享經濟的論述，對於香港來說無异於一聲警鐘，若繼續死守舊的法律條框，香港極有可能錯過新經濟轉型的發展良機。當務之急，港府亟需對已制訂數十年的《道路交通條例》、《旅館業條例》等陳舊的條例進行檢討，切不可因循守舊，錯失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