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吉元一家四口。 陳 卓/攝

　　第二個孩子終于來了。

　　這對鄧吉元來說是個好消息。

　　“多少能緩解一下這幾年郁悶的心情。”坐在燒得通紅的電火爐前，他垂下頭低聲說。雖然剛剛立冬，但是寒冷的空氣已經在空曠的出租屋里彌漫開來。電爐是這里唯一讓人感到溫暖的物件。

　　鄧吉元早就在期待這個孩子的降生。2012年，他本來已經做好迎接二胎的準備。可是由于當地政府認定妻子馮建梅不符合再生育條件，當年6月2日，鄧吉元等來的是7個月大的胎兒被強制引產的消息。

　　血淋淋的胎兒被放在馮建梅身旁的一塊塑料布上。干瘦的鄧吉元看到自己這個死去的孩子的照片時，感覺“要是沒什么牽掛，我就想殺人”。

　　后來，照片被放到網上，引起了公憤。陜西省安康市鎮坪縣這一家的悲慘經歷，在經過媒體報道后，成為計劃生育歷史上的標志性事件。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實行這么多年以來，這是第一次有公民主動維權、第一次全國主流媒體高度關注的案件，這種局面此前從未有過。”鄧吉元當時的代理律師曾如此評價這一事件。

　　安康市政府最終認定，這是一起強行實施大月份引產的違規責任事件，并對鎮坪縣相關公務人員進行了處理。

　　如今，激烈的對抗和全國的矚目都已消退，兩個月大的嬰兒被包裹在厚厚的棉衣里，只露出胖乎乎的小臉。鄧吉元還是覺得不夠，把孩子又往懷里接了接。

　　鄧吉元身邊的人知趣地不再提起那段傷心的往事，關于那個未出生就已死亡的胎兒的一切，也成為這個家庭里的禁忌。但是妻子馮建梅，依然會抑制不住想起醫院里噩夢一般的場景。

　　而曾經嚴厲無比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在這些年慢慢發生改變。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決定，實施普遍二孩政策。

　　很快，越來越多的家庭就能毫無阻礙地迎來第二個孩子。大巴山深處的這個曾經因為第二個孩子而弄得傷痕累累的家庭也在一點點撫平傷痛。

　　一切看起來都在歸于平靜。

　　但是只有鄧吉元知道，自己和家人，“從來都沒有從那個事情中走出來。”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跑跑跳跳的孩子們，鄧吉元還是忍不住想，自己的第二個孩子，本來應該已經3歲了。

　　由于鄧吉元所在的鎮坪縣曾家鎮漁坪村是地處高寒地帶的農村，按照陜西省的計生條例，農民家庭可以要兩個孩子。

　　2012年，當鄧吉元夫婦孕育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他們才被告知，由于老家在內蒙古的妻子不是農村戶口，所以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要想為肚子里的孩子辦理準生證，必須先把戶口遷過來。

　　“那時候內蒙古老家已經沒有人了，辦各種證明特別麻煩。”鄧吉元回憶。在等待各種手續辦理的時候，鄧吉元所能做的，就是多掙些錢。于是，他和幾位同鄉去外地打工。路上他就接到電話，鎮里計生干部把妻子看管起來了。

　　鄧吉元不覺得這意味著什么大事。計劃生育這四個字，他并不陌生。可是在只有初中文化的鄧吉元印象中，計劃生育基本等同于交罰款。

　　鄧吉元是鄧家的三娃，出生于1982年。那一年的12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正式把計劃生育定為國策。

　　鄧吉元的父親鄧孝剛記得，大約在1980至1981年，鄉鎮上的人就開始到村里宣傳計劃生育了，“農村生倆城鎮一個。”可是經歷過建國后火熱建設年代的鄧孝剛思想轉不過這個彎兒，在他腦海里依然停留著那個時代“人少好吃饃，人多好干活”的號召。

　　“哪個朝代都要用人啊！你說是不是？”歷經滄桑之后，鄧孝剛站在自家屋前嘆了口氣說。

　　在有了兩個女兒之后，他執意要把鄧吉元生下來。那個時候對于他這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來說，罰款是唯一的懲治措施。

　　“每次一來就是十幾個人，多的時候30多個人，凌晨的時候過來，不交罰款就封門，不讓你住了。”30多年過去了，老漢依然對當時的細節記得清清楚楚。他當年為鄧吉元付出的代價，是3000元的罰款。而那個時候，農村一戶人家一年種地養豬的收入，也才不到1000元。

　　鄧孝剛跑了一天一夜，才到鄰村借了1500元錢湊齊罰款，一氣之下，他干脆把老三起名鄧千元，意思是交了幾千元的罰款換來的，后來才改名鄧吉元。

　　再到后來生老四、老五、老六的時候，連交罰款的錢也沒了，就拿東西抵債。家里養的豬、雞，缸里的米，房頂上曬的苞谷，都被計生人員拿走了。“罰的款起這一棟房子都不止”。

　　根據事后鄧家出示的短信，交錢也是解決馮建梅不符合計生政策問題的途徑之一。在鄧吉元辦理戶口遷移的過程中，鎮上要求他先交3萬元押金，這中間由于馮建梅出逃一次，鎮上將押金提高到4萬元，“4萬元一分不能少”。

　　錢湊不出來。6月2日上午10點，馮建梅被計生辦的人帶上了救護車，“黑色衣服蒙住頭，她被人硬拉著手在‘自愿’引產的協議書上簽了字。”當天下午就被打了引產的“毒針”，馮建梅說，她“感受到嬰兒死前長達4個小時在腹中掙扎”。

　　沒有人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一步。兒媳婦被抓走的時候，鄧孝剛就趕緊跑到鎮里面，準備跟他們“磨嘴皮子”。

　　這一套他很熟悉，在生育鄧吉元兄弟姐妹時，繳罰款和“磨嘴皮子”最終總能解決問題。可是，這一次“土辦法”失效了。二三十個人把老漢團團圍住，直到孩子被引產下來，他才獲準進去。

　　他稱了稱，五斤八兩。

　　后來鄧吉元認為，這是因為他所在的曾家鎮政府因為前兩年的計劃生育工作出現下滑，被掛黃牌。強制引產事件發生前，鎮坪縣政府專門到曾家鎮開會，通知加強相關工作，他才倒霉“撞在槍口上”。

　　事發時，馮建梅就住在距離鎮政府不遠的出租房里，但是這家人要摸清計生政策里的各種門道，顯然要走更多的路。

　　待到鄧吉元從外地匆匆趕回家，他去找政府的人理論。政府的人跟他解釋，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違反了政策就是不行。

　　這個和計劃生育打了30年交道的鄧家三兒子，在北京接觸媒體和律師的時候才知道，原來計劃生育工作中曾經明令禁止大月份引產，“政府這么做是犯罪”。

　　他本來準備起訴政府，后來因為不斷有人到他父母那里去勸說游說，最后放棄了。但他和政府的隔閡，至今沒有消失，“輕易不愿意往政府去”。

　　而自從引產的事情發生后，馮建梅就再也沒有回到過鎮坪縣，帶著女兒轉學到了相鄰的平利縣，租了一間毛坯房住下。在鎮坪縣一處水電站工作的鄧吉元，每周只有周六周日，才能開一個多小時的車，和妻兒短暫地團聚。

　　事發后，再生一個孩子一直是他們的愿望。可是由于引產留下的后遺癥，懷孕變成了一件艱難的事情。鄧吉元夫婦為此跑過沈陽、西安等地的大醫院，醫生甚至一度給出只能嘗試試管嬰兒的診斷。

　　到現在，馮建梅仍然能夠一口說出自己用驗孕棒查出懷孕的準確日子，她記得那天晚上為此慶祝，他們倆特意吃了一頓香辣蝦。

　　小女兒的降生讓這個家里變得溫馨了不少。在周六周日難得的相聚時光里，鄧吉元盡可能多地爭奪抱女兒的時間。就連大女兒要親一下這個小妹妹，他也緊張地護著，生怕她再次受到傷害。

　　“有時候是會更偏向小的一點。”鄧吉元低頭目不轉睛地看著剛剛吃飽的小女兒，有點不好意思地小聲說。為了確保孩子萬無一失，馮建梅沒有去家附近的縣醫院建檔，而是跑到了安康市人民醫院，為此每次產檢她都要坐至少一個半小時的班車。

　　這個每月只有5000多元收入的家庭，“感覺什么都想給孩子用最好的”。就連名字，也是精挑細選的。他給女兒取名叫做“思憶”，“就是有一種思念的意思吧。”

　　“如果沒有我們這些慘烈的事件，計劃生育的政策或許不會變得那么快。”當在手機新聞上看到全面放開二孩的新聞后，鄧吉元說。

　　實際上，在“單獨家庭放開二胎”的政策出臺時，有評論說“這對患難夫妻的遭遇一度引發輿論對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又一輪反思”。

　　認證信息為“陜西鎮坪大月份引產事件當事人，鎮坪縣曾家鎮漁坪村農民鄧吉元”的微博轉發了這條消息，并且加了兩個字的評論：“晚了”。記者 陳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