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地鐵內的禁止標志，上面標有明確的罰款金額。本報記者 俞懿春攝

　　新加坡

　　“軟硬兼施”改變陋習

　　人們對新加坡的印象一般離不開“美麗整潔、社會和諧、有序禮貌”幾個關鍵詞，但這些美好的詞彙集於新加坡一身絕非一蹴而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亂扔垃圾、隨地吐痰、排隊插隊等現象在新加坡也屢見不鮮。為改善社會風貌，新加坡政府幾十年來通過制定和執行各項法規，孜孜不倦開展社會運動，使社會面貌發生巨大變化，徹底改變了新加坡人的形象。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加坡迅速城鎮化，原先生活在農村的居民，一夜之間成為居住在人口密度頗大的組屋區的市民。但他們依然保留著一些農村生活的習慣，比如在公共區域堆放私人物品，隨意拋擲垃圾，隨地吐痰等。“為了幫助國民適應城市生活、學會和睦相處，加上當時新加坡准備大力發展旅遊業，覆蓋全國的‘全民禮貌運動’在1979年6月應運而生。”新加坡基層組織和公共管理專家傅瓊花告訴本報記者。

　　“全民禮貌運動”鼓勵人們采取更加禮貌的處世態度和生活方式。除了在廣播、電視和報紙上進行大量宣傳外，運動組織者還通過紀錄片、歌謠、歌曲等新穎形式，反複強調禮貌的重要性，讓運動深入人心。1982年，新加坡誕生了有史以來第一個配合社會運動的吉祥物——小獅子“新雅”，這位“禮貌大使”伴隨了幾代新加坡人成長。

　　據《海峽時報》報道，1993年和1994年開展的禮貌運動，減少了新加坡人“以我為先”的態度。新加坡人在吃自助餐時，把有食物殘餘的碟子壘起來的現象少了，把座位讓給年老體弱乘客的次數多了。2001年，“全民禮貌運動”被目標相似的“新加坡行善運動”所取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學院客座教授吳元華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要徹底改變國民長期形成的不良習慣，並非數年的時間就能奏效。“新加坡‘軟硬兼施’，才逐漸‘迫使’人民放棄某些落伍的習慣。若純粹靠勸說，恐怕也無濟於事。”

　　嚴刑峻法是新加坡政府制止反社會行為的最後一環。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告訴本報記者，西方媒體有時會稱新加坡為“fine country”，表面上是“優美國家”之意，其實是用“fine”的另一個意義“罰款”，比喻新加坡政府通過嚴厲的懲罰措施來阻止不文明行為。

　　但是，顧清揚認為，新加坡執法規范、專業，才使得法律產生了比較好的社會效果。政府的一般做法是，首先進行教育和規勸，經多次勸阻無效，才會動用法律。今年1月，新加坡法院向一名屢教不改的高空拋物者開出史上最大罰單：1.98萬新元(約合9萬元人民幣)罰款，外加5小時社會服務。原來，在2013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間，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曾5次收到該男子居住單位對其高空拋物行為的投訴。經過他所在的鎮議會及民間組織多次教育，國家環境局官員也多次對該單位進行監視，高空拋物問題仍屢禁不止，最終才導致了這個“天價”罰單。

　　傅瓊花還向記者展示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小學和中學的公民道德課本，課本以照片和漫畫的形式，告訴新加坡中小學生要養成愛國、禮貌、自制、守時、誠實等良好品格。“新加坡規范社會秩序的法律很多，例如非常有名的公共秩序法案和環境公共衛生法案，但是最重要的做法還是通過教育塑造人格與共同價值觀”。（記者 俞懿春）

　　韓國首爾大街上行人過馬路，右轉的機動車不管有無信號燈都會停下來讓行人。本報記者 陳尚文攝 

　　韓國

　　交警稀少執法很嚴

　　到過韓國的外國人，普遍對韓國的交通秩序有著較好的印象，人車不爭，鮮有“路怒”，禮讓，有序。

　　韓國車少?絕對不是。韓國人口5150萬，汽車保有量達2000萬輛。首都首爾更是車多、人多，交通壓力尤其大。

　　1988年韓國舉辦奧運會時，3879名首爾市民組成舉報委員會，走上交通混雜的街頭，“自覺遵守交通秩序”的啟蒙運動正式開始。1999年，面對韓國私家車暴增、交通擁堵嚴重、交通傷亡劇增的局面，政府開始實施細致管控。

　　這樣的管控，一是規則定得細，二是懲罰力度大。細的方面，如普通車輛如何進出停車場、如何超車、該走什么道、該誰優先甚至面對臨時施工障礙時該如何通行等，都作了明確規定。

　　罰的力度，的確前所未有。2013年8月，韓國中部高速公路服務區附近發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轎車司機因口角忽然在車道中停車，尾隨在後的一輛5噸卡車沒刹住，造成5車接連相撞，卡車司機當場死亡。法院一審判定，轎車司機過失比例75%，貨車司機過失比例為25%，但轎車司機提出上訴。二審法院認為，轎車司機過失占整個事故的90%，應該給予更重的刑罰，因為其行為是報複性駕駛，是直接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被處以有期徒刑3年6個月。

　　在韓國，任何涉及汽車和摩托車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車都被認為是有過錯的，即使沒有證據證明有過失。血液中酒精含量為0.05%以上為酒駕，酒精含量不同將被處以不同數額的罰款，最多可處300萬韓元以下罰金(約合1.65萬元人民幣)。醉駕3次以上或者拒絕接受酒精測試者，可判處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罰款1000萬韓元。

　　韓國交通管控設備系統的完善，也對規范交通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韓國警察廳表示，電子監控裝置主要分為車輛監控和防范用途，目前全國共安裝了約14萬個監控裝置。據統計，今年1月至10月，韓國發生的125起肇事逃逸致死案件中，肇事司機已被全部抓獲。韓國街頭很少看到交警，交通信號控制和道路電子監控系統的智能化和普遍化，發揮了“天網恢恢”的關鍵作用。有了明確的法規和嚴格的追責，韓國交通的井然秩序和禮讓風尚才最終形成。（記者 陳尚文）

　　德國的高速公路秩序井然，車主大都排隊按照秩序行駛，沒有非法占用緊急停車道的情況。人民視覺

　　德國

　　物業嚴管擾民現象

　　在德國，記者目睹過一件小事。一對父子各拿一個甜筒冰激淩，走在繁華的老城街頭。突然小男孩摔了一跤，冰激淩球落到地上。父親望著淚水汪汪的兒子，掏出一包紙巾。記者本以為父親要幫忙拭去孩子身上的塵土，沒想到父親把紙巾遞給小男孩，說“快去把地上的冰激淩擦掉”。小男孩竟也收回了要哭的表情，拿著紙巾小心包裹起冰激淩球，扔到了旁邊的垃圾桶。那位父親不是第一時間安慰摔倒的孩子，而是讓他清理弄髒的馬路地面，而且說話語氣不容置疑，記者至今記憶猶新。

　　“外國人經常問我，為什么德國人如此遵守社會秩序。”德國柏林博愛與市民社會研究所科學聯席主任艾克哈德·普利勒對記者打趣地表示，“父母教育子女、老師教育學生時，都把遵守紀律作為一項重要內容。一個父親嚴格的言傳身教，一定能培養兒子的公德心。而整個德國社會的公德心，正是由眾多這樣的‘父親’培養出來的。”

　　曆史上，德國的土地上曾經分布著300多個小公國，每個小公國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隨著曆史發展，小公國不複存在，但小規模“管理單元”的模式保存了下來，演變為如今德國社會各種各樣協會型的管理組織。這些管理組織也對社會公德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區居民自管會。在較大的居民樓內，住戶通常會投票選出一名樓長和幾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會”，所有居民都是會員。物業公司與自管會成員定期開會，就一些社區管理問題進行溝通。記者本人就感受過居民自管會的約束力量。記者的一戶鄰居經常在淩晨3時開啟大功率音響播放搖滾音樂，記者幾次溝通都收效甚微。無奈之下，記者向物業投訴。一周後，記者在電梯偶遇鄰居，對方竟然態度誠懇地表示道歉，此後也再沒有出現半夜擾民的現象。物業負責人烏爾麗克·莎勞告訴記者，物業第一時間將投訴反映給自管會，自管會專門進行了一次“蹲點”調查，抓住了這位鄰居半夜擾民的現行，並且拿出住戶規章，對其進行嚴肅教育。然而鄰居依舊態度傲慢，自管會將情況反饋給物業，物業立即聯系鄰居的房東反映情況，幾方共同給鄰居下了一封“警告信”，表示如果不自覺遵守住戶規章，房東有權在不需要支付違約金的情況下收回房屋，將其“踢出鄰裏圈”。這下，鄰居終於老實了。

　　目前，德國有大約59萬個登記協會，超過50%的德國人至少是一個協會的會員。協會種類繁多，如婦女協會、動物保護協會、社區自管會等等，大部分協會都是為某項事業貢獻一份力量。每個協會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並敦促會員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了不該做什么，而協會就好比身邊的‘父親’，提醒你應該做什么。有了這些積極活躍的協會，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這正是促進社會遵守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的重要因素。”普利勒強調。（記者 馮雪珺）

　　日本普通人家扔出的垃圾，上面覆蓋黃色的網兜防止垃圾被烏鴉和野貓撥弄。本報記者 田 泓攝

　　日本

　　扔錯垃圾可能獲刑

　　對初到日本的外國人來說，倒垃圾也許是碰到的第一個難題。日本的垃圾分可燃、不可燃、資源垃圾三大類，其中資源垃圾又分紙張、塑料、玻璃、金屬等。雖然各地對垃圾分類的規定有細微差異，但基本分類都在10種以上。上世紀50年代以水銀汙染聞名的熊本縣水俁市，為重建一個環保城市，將垃圾分為24種之多。

　　在日本，垃圾分類是幼兒園就要學習的常識。在日本辦理居留手續時，會收到一本《生活指南》，其中有專門的章節講述如何扔垃圾。日本政府通過立法，明確了垃圾從產生到回收利用各個環節主體的責任。商品生產者要減少過度包裝，零售商要負責家電等大件物品的回收。法律對亂扔垃圾行為有明確制裁規定，例如《廢棄物處理法》規定，胡亂丟棄廢棄物者最多可被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1000萬日元(約合51.9萬人民幣);如果胡亂丟棄廢棄物者為企業或社團法人，將重罰3億日元。

　　對於倒垃圾這類日常公共行為，關鍵要靠自覺以及居民自治團體的監督。町委會是日本基層公共事務的自治團體，類似於中國的居委會。記者在日本安頓下來不久，有一位自稱町委會委員的鄰居大媽找到記者，說是按町內規矩，記者應該參加小區公共垃圾收集站的輪值，不然就必須自行向環衛部門申請一套垃圾收集箱放在家門口。小區裏有些單身漢因為出差趕不上輪值，甚至出錢請人代為值班。

　　為了盡快融入社區，記者決定參加輪值。沒幾天，記者的信箱裏就收到一份彩色打印的值班表，上面列著各家各戶值班日期。

　　垃圾箱平時是不開的，只有在收垃圾那天才打開。值班的人需要把垃圾箱打開，把平時折疊著的垃圾箱擺好，並且負責清潔垃圾站。記者值班那天一大早，這位鄰居大媽手把手地教記者怎樣打開垃圾站的密碼鎖，怎么擺放七八個不同用途的垃圾箱。為了防止烏鴉和野貓撥弄，還要在垃圾箱上蓋好網兜。最後叮囑記者，等清掃車收完垃圾，要用水沖洗垃圾站，把被拒收的垃圾送還原主或帶回家，並把值班表送到下次值班的那家人。果然，我有幾次值班就發現了被環衛工人貼上黃標簽的拒收垃圾，基本上是搞錯了扔垃圾日期或者分類錯誤所致。但作為外國人，我上哪裏去找垃圾原主?因此只能帶回家等下次再扔。有一次，鄰居大媽神色嚴肅地拎著一袋垃圾來敲門，指著裏面的中文印刷品問記者為何不按規定分類。雖經查實並非記者所扔，但也被驚出一身汗來，從此更加小心地給瓶瓶罐罐“分家”。（記者 田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