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現實，無論是化解過剩產能，還是幫助房地產去庫存，過去的經驗都告訴我們，絕非短期可以解決。僵尸企業和過剩產能是中國經濟之癌，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

 

“2016年中國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但很顯然，這一年，中國面臨的經濟形勢極為嚴峻，經濟下行的趨勢因為難以找到新的增長點而繼續，過剩產能，高杠桿，房地產的高庫存和各種金融風險卻又撲面而來，中國經濟真正面臨生死抉擇的關鍵時刻，如何突圍，如何求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出的答案是：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能救中國經濟嗎？”

 

去年是新常態，今年是供給側改革。

 

剛剛閉幕的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了2016年中國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和政策的具體路徑，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

 

這意味著，在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新常態視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后，時隔一年，中國提出了如何在新的經濟周期打贏生死之戰的政策選擇。

 

外界在此前已經關注到，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的時間是歷年最晚的一次，同時，四天的會期也是開得時間最長的一次。之所以這么晚召開，原因不外乎三點：

 

一是2016年作為“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要定調2016年的重點工作和政策選擇，還要對下一個五年的經濟工作進行總的籌劃;

 

二是中國經濟進入新的周期以后，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下行壓力，如何在穩增長、防風險和調結構等政策目標上取得協調，可謂慎之又慎;

 

三是2015年中國經濟出現了很多風險征兆，7月的股災，8月人民幣貶值引發的恐慌，以及銀行不良貸款的飆升和不斷爆發的金融詐騙案件都意味著，堅守住系統性風險已經成為確保中國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頭等大事。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會議比往年來得晚了一些。

 

盡管如此，長期關注中國宏觀經濟和宏觀政策者，對于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如何規劃2016年的經濟工作，如何協調宏觀政策目標，事實上，都有著比較準確的判斷。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供給側改革”列入重要的政策籃子，提出“在理論上作出創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可謂抓住了中國語境下“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政策要義。

 

從注重“需求端”的刺激到注重“供給端”改革，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官方經濟學思想轉變的必然選擇。

 

在過去短缺經濟和高速增長的周期下，一旦出現周期性的波動，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刺激，通過控制或者刺激需求，特別是，通過擴大政府投資，熨平短期性的波動，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但是，這種通過需求端管理經濟的政策一方面具有短期性，除了在一個平面水平上擴大產能，其實無助于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當前中國經濟告別短缺，很多行業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無論是政府投資，還是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都在急劇下降。

 

靠刺激需求不僅無法熨平中國經濟的周期，無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反而扭曲了資源配置和政策目標。

 

同時，由于長期過于重視刺激需求，導致中國經濟在量的擴張上盡管表現突出，但在經濟質的飛躍上乏善可陳，與此同時，刺激政策的負面效應也成為當下中國經濟最大的痛點。

 

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取決于長期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所以要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僅靠需求側的政策是不足的。

 

必須通過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來提高潛在增長率，也就是改善供給側。這即是“供給經濟學”的基本要義。

 

在筆者看來，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層面，構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須的現代金融、產業、財稅等制度體系，放松各種管制，打破壟斷，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在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在人力層面，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實現人力資本的跨越;在社會保障層面，通過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

 

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改革”的描述以及政策要點和筆者的理解基本契合。

 

并依據“供給側改革”的基本思路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列為2016年五項重點工作。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下歷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如此有針對性的痛下決心去解決中國經濟時下的心頭之患的表述并不多。

 

但是，面對現實，無論是化解過剩產能，還是幫助房地產去庫存，過去的經驗都告訴我們，絕非短期可以解決。僵尸企業和過剩產能是中國經濟之癌，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

 

然而，清理僵尸企業也好，還是化解過剩產能，歷史經驗昭示，除非在制度層面拿出一整套的設計，否則總會陷入剪不斷的惡性循環。

 

筆者高興的看到，除了去庫存、降杠桿等問題，中央特別將減輕企業負擔列入重中之重。從會議公報的描述看，為企業減負可謂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最大的亮點。

 

筆者今年調研企業，普遍反應稅費等成本負擔成為企業難以承受之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套非常有針對性的組合拳。

 

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到降低社會保險費，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電價以及物流成本，可謂抓住了企業負擔的關鍵。

 

減稅減負是美國供給學派的真正內涵和精髓，如果中國的供給經濟學和美國的供給學派學習，最該學習的就是減稅。

 

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拉弗就是因為餐巾紙上的拉弗曲線而讓供給學派贏得了很多企業粉絲。如果再不給企業減負，明年出現企業倒閉潮，一切就來不及了。

 

從經濟周期看，中國經濟處在一個歷史性巨變的轉折點，傳統的行業面臨殘酷的洗牌，但在告別高增長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只是完成了中國經濟的溫飽問題，只不過剛剛結束了“低垂的果實”的階段。

 

下一個周期如果真的通過供給側改革，打破壟斷，解放企業的積極性，通過減稅等措施為企業的轉型提供寬松的環境，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自然而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