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两边阵营从表面上来看都需要为今次流会负责。这一边厢，当时反对派议员全部缺席，只有33名建制派议员在席，结果造成不够法定人数35人而流会。从电视画面上所见，李卓人、陈伟业及陈志全一直在议事厅外，对流会表现兴奋。他们明知流会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仍然坚持不进入议会，显然是要对流会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在另一边厢，建制派共有43名议员。在26个反对派议员全数不出席之下，每次只要有约八成建制派议员出席会议，就不会流会。但不少建制派议员不时离开会议厅做自己的事，结果予反对派议员有机可乘，不断提出点算人数，令会议以流会收场。建制派之间互相不协调，也要对流会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

 

但正如笔者以前也说过，一名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深夜在街上徘徊，结果遭一名男子非礼。有意见认为部分责任在於这名女性穿着过於性感，令男人控制不住去猥亵她。我们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无疑，该名女子衣着性感是造成她被非礼的一个原因，但任何道德上的责怪都应该完全加诸於强暴犯身上。

 

同样道理，我们也不应该责怪建制派议员。建制派议员人数不足的确是造成流会其中一个因素，要为流会的意外「负责」，但并不表示它应该被责怪，也绝对不用负上道德上的责难。反而反对派才是主犯。全港市民都应该强烈谴责一众反对派议员。

 

事实上，立法会接二连三流会，其弊端不言而喻。首先，立法会议员每人每年取得的收入和实报实销的津贴逾200万元，即由纳税人口袋中掏给70位议员的公帑逾1亿4千万元，金额不少。对於反对派经常缺席会议，市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既不开会，又领工资」，这样的议员对得起市民吗？

 

二是流会不断出现，意味着立法会运作有瘫痪之虞。而更令人担心的是，今时今日的香港，流会已经成为立法会常态，令特区政府的许多经济民生项目无法实施，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削弱了香港的竞争力，对香港的伤害是深层次的，也是长远的。

 

 

按照立法会议事规则，议员可以要求主席点算人数，以确保会议有二分之一的议员出席。反对派议员钻制度空子，有预谋、有组织地制造流会，理论上并不违法。但在政治道德上，他们明知本港竞争力已所剩无几，但为求达到本身的政治目的，宁愿去伤害本港经济，拖垮民生，牺牲整体社会利益，也在所不惜。是以立法会被讥为垃圾会，不得不说这是香港的悲哀。

 

环顾全球各地，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台湾的议会近来也经常发生议员缺席太多，人数不足而「流会」的现象，以致岛内社会要求议会改革的声音渐高。不少台湾民众要求先从每一位立委好好出席、好好开会、认真质询、认真提案、深入讨论、深入论政开始。

 

可以说，流会是一个两败俱伤之策，伤人伤己。近来，一些建制派议员尝试在《议事规则》中，找到可以封杀「泛民」点人数的一招。笔者以为，在这方面不妨学习法国。较早前，法国参议院议长拉歇尔宣布，14位缺席太多的参议员减薪2100欧元，希望遏止缺席歪风。而自从这项计划实施开始，参议员出席情况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任何组织里的成员要获得肯定，出席会议是基本的要求，连出席都怠忽职守，市民如何期望他们在议会有好的表现？又如何有贡献？虽然反对派议员口口声声表示制造流会是因为港府太「霸道」而采取的反制行动。然而，反对派议员不好好审查预算，却忙着「从纳税人口袋里拿工资」，恐怕也对不起每天都白白付钱给他们的港人。立法会应该制订一个机制，相应地减少缺席会议的议员的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