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宣扬贤能治理、威权主义和唱衰西方民主体制为正确。有意无意的将中国带入到一个致命的困境，这就是无法正确的解决和如何处理“内部”的不同思想，因为，任何的不同思想都会被视为对政府不言自明的攻击。
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批评了中国学界知识短缺，在炒概念，遭到中国学者聂辉华的反击。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的矛盾被一览无遗，海外学者在中国占尽优势，得便宜卖乖的架势，令国内学者忿忿不平。海外学者可以直接拍马屁而可以大获丰收，在于国外对中国批评声音极多，让其凸显重要。中国学者直接拍马屁的机会已被海外学者抢走大半，所剩寥寥无几的也被少数人垄断。能看到的少数在主流媒体上呈现的文章，也与郑先生的文章思维相差无几。区别只是在直接拍和转手拍而已，被郑先生看不起也是在理。
为何说是郑先生得便宜卖乖，就在于郑先生推崇的威权主义和贤能体制，本身就是要发挥学界运用知识发挥拍马屁功能，这才是郑先生的困惑。
一、威权主义的缺陷不可能解决不同思想的碰撞，威权主义的有效性是在于：最高层能与最底层直接对话，并能迅速及有效的解决所遇问题，新加坡是个榜样，但应不是我们的学习对象。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13亿(人民)——8600万(党员)——700万(干部)——3000多(高级干部)——205(中央委员)——25(政治局委员)——7(政治局常委)”这一结构，注定不能有及时反馈的可能，威权主义没能有效反而成为腐败分子的温床，欺上瞒下成为必然。威权体制能够成行的主要条件有三：1. 最高层能与最底层直接对话，并能迅速及有效的解决所遇问题，这只适用于小国，而非大国，更别提是超大型国家。2. 威权主义适用于周边环境危机四伏的小国，且有可托付身家性命的大国提供保护。3. 威权主义适用于在经济不发达时期建立，此时，人民有意愿用自由换取面包，新加坡现在就遇到了新的问题，威权的失效。学者将威权体制的理论抛售给中国，需要提高警惕，小国的治理理论用于大国的结果，除了失败没有别的。新加坡可以假装自己不强大，而周边的国家可以假装看不见他的强大，双方可以热火朝天的交往，这在中国不行，没人可以视而不见。邓小平采纳了新加坡的威权模式，而非日本的体制，中国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这一成功归于威权模式是个错误，其最有可能的是，当初滥用了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优越性，从改革开放引导社会走向的口号与行动就可以明白，成功是取决于当时人们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人们的工作热情和耐力，也是致富的意愿，也相信平等不会在社会主义中国消失。当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优越性消耗殆尽时，如今的结构性困境接踵而来。体现在：用资本主义制度救中国，而非社会主义在埋葬资本主义，我们遇上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贤能体制被视为中国治理体制的核心内容，如果从“13亿(人民)——8600万(党员)——700万(干部)——3000多(高级干部)——205(中央委员)——25(政治局委员)——7(政治局常委)”这一结构观察。可以得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科举的变异方式，百姓----学子(儒家理论)-----科举(中举)-----入仕。这一机制是统一思想的炼狱，而非不同思想的竞争，也就是说，这个机制本身就没有容纳不同思想的通道，任何“内部”有不同思想的人会受到上下的挤压，其残酷性是高于外部的敌人，就像伊斯兰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一样，他们之间的分歧高于同基督教的分歧，不同思想的碰撞可以擦出火花，但“内部”的不同思想的碰撞只能撞出脑花。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把“德治”、“仁政”作为合法性的标志，这本是封建王朝、家国天下的理论基础，完全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有任何意义，被儒家学者和颂圣文人奉为圣经。因为，道德只有将社会认识拖回到历史才能有效，“道德根植于历史与阶级斗争中，并不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它反映了社会的生活与需要，因此永远应该将手段与目的联系起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隐藏在各种道德的观念中，目的与手段可以相互交替，列子说符“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非定是非也。”手段与目的和道德紧密相连，这就造成了来自外部的不同思想可以用法律解决，也可在法律的范围内宽容，来自“内部”的不同思想，就只能在手段、目的和道德之间游荡，上纲上线成为灾难。
我们知道“正确”是我们希望的，并被我们自己想尽用一切办法证明的，我们做自己希望做的，也希望他人做我们想做的。这在中国传统中本身就有个致命的缺陷，为“正确”而歌者众多，为“正确”寻找忽视的问题者甚少，海外的投机学者聪明的利用了这一点。为“正确”倾情表演的学者已呈愈演愈烈之势，现在泛滥成比烂的竞赛，这些学者在中国大江南北身兼数职，也占据了电视与网络媒体的中心，已赛过明星。如今，已快呈现出不说假话都不好意思称之为学者、专家。这其中为“正确”寻找依据的有两类：其一是,为领导的话语杜撰“正确”的理论。其二是，为“成果”寻找“正确”的逻辑。历史中这样的社会形态数不胜数，大跃进中，著名学者的科学论断，让粮食产量的疑虑荡然无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够实践的条件是要靠权力，这在中国才能办到。在国外学者的成果要实践，需要先通过质询，不是一声令下可以办到的。
以宣扬贤能治理、威权主义和唱衰西方民主体制为正确。有意无意的将中国带入到一个致命的困境，这就是无法正确的解决和如何处理“内部”的不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