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在昨日深圳舉辦的中歐管理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吳敬璉發表主旨演講，詳解如何搭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框架，提升供給效率。他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市場力量的深度參與。今年五大任務「三去一降一補」，需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與此同時，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全力以赴地推進改革，以便提高增長品質，實現發展方式轉型。香港商報記者李穎

　　提升效率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吳敬璉談到，中國經濟現如今面臨的主要挑戰，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就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現在則越來越突出。主要表現為「三期疊加」，或者叫做「四降一升」。「三期疊加」即經濟增長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率上升。他指出，調整結構，包括調整投資、消費和產業的結構，已經提出十幾年了，但成效不彰。現時中國經濟最突出的是GDP增速下滑。過去我們對付增速下降，主要的辦法就是采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去增加需求，由此造成貨幣超發、債務增加等后遺症。目前中國的非金融企業債務杠杆率125%，歐盟這一指標是在90%。如果整個國民經濟的杠杆率很高，在某些環節上就可能出現償債危機，引起資金璉斷裂，如果這種情况廣泛地發生，就會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所以今年的一大任務是要去杠杆。

　　對經濟增速的分析，吳敬璉指出，總體上有兩種分析框架和兩種對策思路：從需求側出發，有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因素決定的經濟增長率，從供給側角度，由勞動、投資、效率決定經濟潜在增長率。從需求側找問題和想對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靠增加投資提升增長速度，這種分析法的理論誤區是，誤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需求側因素分析)，后果是投資回報遞減、杠杆率不斷推高和資產市場泡沫產生。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應當從供給側因素的分析尋找對策。這種分析對於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從供給側角度，由勞動、投資、效率決定經濟潜在增長率。在增長中，勞動和資本不能解釋的部分，諾貝爾獎獲得者索洛將之稱為技術進步，也即全要素生產率(TFP)。吳敬璉指出，中國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供給側因素尋找對策，得出的結論就是，要依靠效率提高，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即從主要依靠投資的增長轉為主要依靠效率提升的增長。

　　多措防範系統性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吳敬璉還認為，一方面，要采取一些辦法來控制和化解風險，包括停止回報過低或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停止對僵尸企業的輸血;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負債;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和重整，釋放風險;停止「剛性兌付」;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等。再輔之以靈活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另外一方面，短期的政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情况下貨幣政策的效用有多大值得懷疑，最后有可能資金并沒有流入實體，反而造成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天下沒有不破的泡沫。所以還是要更多用財政政策增加赤字。他還表強調，增加赤字有兩個辦法，一是用錢，一是少收錢，吳敬璉贊成少收錢，即減稅。他認為，由財政部門決定的結構性減稅不如普惠性的減稅。

　　穩住大局推進改革

　　吳敬璉指出，現在中國改革空轉的現象突出，老是發文件，卻沒有落到實處，對此不能掉以輕心。最近兩次深改小組會議，習近平總書記都強調要把改革的主體責任落到實處。他認為正確的方針是，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全力以赴地推進改革，以便提高增長品質，實現發展方式轉型。正如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所確立的：「十三五」方針是「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他表示，解決現時中國經濟的種種問題，最后還是要靠改革。他亦談到，有反駁者說：「你老是想去解決長期問題，但短期過不去，怎麼解決長期問題?」他對此表示，看起來是這樣，但短期問題解決20年了，為什麼還是解決不了?正是因為長期性的問題沒有解決，短期的問題也解決不了。雖然改革不是一年兩年能起作用的，但如果一直不去改革，問題會一直存在。

　　結構優化靠市場

　　吳敬璉指，提高效率為中心早在1980年就提出，提高增長品質，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在中國已經提出20年，但在過去成效不大的原因，是存在體制性障礙。在資源配置中，政府仍起著主導作用，掌握著最大的權力。2013年，中共中央做出決定，要完善市場機制。十八大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實現此目標，就要建立相應的體制基礎，即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吳敬璉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中講到，要發揮市場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也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調控市場。對於現時的中國來說，關鍵在於通過改革，建立一套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制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這是我們的歷史經驗。而把這些歸成一句話，就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在他看來，結構性改革是指經濟社會構架和政府規劃框架的改革，即人們常說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政府職能的改革，不可與「調結構」混為一談。「結構優化」可以有兩種方法，目前我們雖然也要運用一些行政手段，但主要應當靠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一是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二是建立對創新創業積極性的正向激勵。

　　他指出，調結構不能依靠政府。怎樣的結構是最好的?多長的短板是要補的?在這方面政府并不比市場聰明。從根本上說，還是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今年的結構優化，總體來說叫「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就是要主要靠市場力量，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要讓資源從過剩的、效率低的產業中出來，流向供不應求的、有需求、沒有供給的企業和效率比較高的領域。降成本是要依靠市場的另一個作用。社會利益與企業家利益是相容的，我們應當捍衛和激勵人們創新創業的積極性，因此降成本不是下指標降多少，而是靠市場自願的行為。

　　吳敬璉檔案:

　　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當代中國杰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歷屆總理的座上賓，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顧問;《[1]改革》、《比較》、《洪范評論》雜誌主編;南京大學、復旦大學著名校友、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1984——1992年，連續五次獲得中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3年獲得國際管理學會(I-AM)「杰出成就獎」;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杰出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