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發現2013年一般轉移支付占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56.7%，今年的預算就達到了60.5%，就壓縮了專項，我們還可以壓縮專項，給地方以更大的靈活度。”樓繼偉說。

　　“不是干這個行的不太理解這句話的重大意義，外國的朋友們恐怕也沒有碰到過類似的事情，我說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月20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發言聚焦了一個財政專業領域問題：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事項。

　　在財經媒體圈，樓繼偉向來以不按套路出牌著稱，此前的公開講話曾經談到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勞動法問題等，他又在這次高級別論壇上拋出了專業的財政問題。

　　財稅專家李文海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學術討論場合，樓部長往往會說一些與財稅直接關聯不大，卻關系經濟運行的理論話題，而這次談及財稅改革，掛鉤事項看似與日常生活較遠，卻很關鍵，財政資金效率目前是個核心。

　　財政部長細數五大弊端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涉及財稅體制改革諸多方面，《決定》明確指出“清理規范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事項，一般不采取掛鉤方式”。

　　樓繼偉的發言由此而展開，在2013年清理之前，我國一共有7類重點支出是和財政收支或者是和GDP的規模掛鉤的，包括教育、科技、農業、醫療衛生、社保、文化、計劃生育。

　　“七大類占多少呢？”樓自問自答，在2012年的預算，占全國財政支出的48%。如果沒有三中全會這句話，各部門還在攀比，還要加掛鉤事項，誰都是重點。這個掛鉤事項是有非常多的弊端的。

　　李文海說，很多規定有些是改革初定的標準，目的是保證階段性重大問題的解決，保證重點支出，另外一個大背景是，彼時我國不同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不是那么明顯，整體財政收入增長也比較快。

　　但是現在更多表現出的是弊端，樓繼偉一口氣就說出了五個，包括與需求管理的靈活性要求相悖、和《預算法》新的規定績效原則是相悖的等。

　　他說，這么多年來，無論經濟是過冷還是過熱，我們國家從來是財政赤字，不過是大一點，小一點而已。原因不能僅僅說是掛鉤一個原因，但是跟此有關。

　　樓繼偉陳述最多的是第二個弊端：從全國總量上掛鉤還比較容易實現，但是越到地方，越到基層，需求越有地方的特色，越零散，越沒有辦法掛。

　　他舉例說，比如北京和上海反映如果教育支出要達到當地生產總值的4%以上，那么學校要換設施，換桌椅板凳，如果說五年換一次是比較合理的，按其測算大致三四年就得換一次。反過來在一些貧困的地區，4%的GDP作為教育支出的一個掛鉤原則，4%的GDP根本不夠用，但是這個掛鉤是從中央到地方一直掛到底的。

　　一般轉移支付預算超六成

　　目前情況已有所改觀，這也是我國新一輪財稅改革的方向。

　　雖然既往的法律法規仍在，但全國人大已經給出了新的解釋。樓繼偉說，預算是以《預算法》為依據，《預算法》的依據是要績效的。因此按照這個原則，中央本級和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進行了大力的整合。

　　2013年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有260項，今年的預算安排壓縮到94項，而且一個專項轉移支付只有一個管理辦法。

　　“因此我們發現2013年一般轉移支付占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56.7%，今年的預算就達到了60.5%，就壓縮了專項，我們還可以壓縮專項，給地方以更大的靈活度。”樓繼偉說。

　　但是他表示，真正解決問題還要靠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也就是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要分清哪些是中央的職責，哪些是地方的職責，哪些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職責，在此基礎上再設計專項轉移支付的內容，那是下一步改革的事情。”

　　多位專家都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析說，地方政府負債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地方支出責任多而財力不足。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劃分還在研究之中，從預算管理的角度上來講，提高中央對地方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成為一個選擇。

　　李文海解釋說，這牽扯的是一個系統改革，此前掛鉤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財政資金使用效率低下，去年清理財政沉淀資金也與此相關，很多專款專用的資金花不出去，便冗余下來。

　　“經濟在上行通道時，財政收入增速往往會被增長放大，領先GDP增速，經濟下行時候則反之，目前這個階段，正是財政收支平衡緊張之時，確保財政支出效率便很關鍵。”李文海說。

　　他說，如果給地方更大自主權，相應的地方收支缺口也會得到有效彌補。

　　“總之，這個規定是非常重要的，使得我們的財政能夠更加符合實際，和我們財政有可能做反周期的調節或者反周期調節的余地大，使得我們的財政可以更好地關注績效，更貼近于實際。”這是樓繼偉發言的結語。

　　這么多年來，無論經濟是過冷還是過熱，我們國家從來是財政赤字，不過是大一點，小一點而已。原因不能僅僅說是掛鉤一個原因，但是跟此有關。——財政部部長樓繼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