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國 資料圖片/受訪者供圖

　　對話人物：戴秉國，1941年3月生。貴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畢業。1964年9月參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務委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外交部副部長。

　　近日，《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在京出版。該書主要對2003-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戰略對話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臺灣等問題出任中國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經歷進行了回顧和記錄，也穿插了一些他個人的感悟和思考，還有他早年的一些經歷。

　　75歲的戴秉國精神頭兒十足，頭發整齊地梳向后方，淺藍色襯衣搭配淡紫色領帶，外面是一身筆挺的深色條紋西裝。

　　4月6日，戴秉國接受政事兒專訪，回顧了自己外交生涯中的諸多細節，并暢談退休后的生活。

　　“朱總理碰到我還問你那本書怎么樣了”

　　政事兒：您在后記中提到，這本書的寫作開始于退休后。寫這本書花了多長時間？期間是否遇到一些困難？

　　戴秉國：寫了三年左右。其實不是我一個人寫，是大家寫。開始我是做一些口述，有幾個同志幫我整理，然后再去找一些同志補充修改，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綱要，又經歷了反反復復的修改。

　　前年，朱總理（朱镕基）碰到我還問，你那本書怎么樣了？外交部的領導和許多同志都支持和參與了這個工作，因為要把那么多戰略對話梳理清楚還是要費點功夫的，需要查閱大量的資料。

　　另外，實際上寫這本書不是三年前才開始，好多東西是過去就思考過。比如，蘇聯的解體和教訓等內容，過去都反復想過。

　　政事兒：寫書的過程中有沒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戴秉國：有一張照片書里沒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國的合影。那張照片太幽默了，他是個巨人，拉著我這個小個子。拿到照片以后，我覺得這張照片可以參展去，說不定能得獎。（笑）

　　圖：2009年7月27日，在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戰略對話部分首次會談結束后，時任國務委員戴秉國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共同會見記者。

　　“搞外交要隨時準備經歷危險甚至犧牲”

　　政事兒：您的外交生涯長達半個世紀，是否遇到過危險的情況？

　　戴秉國：搞外交工作，要準備經歷危險甚至犧牲。珍寶島事件之后，中蘇關系急劇惡化的時候，我被派到蘇聯去工作。當時我就想如果打起大仗的話，這次去會不會被扣為人質。

　　坐飛機也曾經經歷過事故，有一次去巴黎磋商，飛機眼看就要著地了，突然一下子拉起來又飛到德國去了。當時可能是降下去有危險，就又拉上去了，拉不上去會是什么后果呢？搞外交得時刻準備著，上了飛機之后就得準備著可能會出事兒。所以不要怕死，怕死搞不了外交，成天提心吊膽不行啊。

　　政事兒：工作中，您的外交意見有沒有跟領導發生過相左的情況？這種情況怎么處理？可否分享一下您的經歷？

　　戴秉國：我作為下級，偶爾會遇到。對問題的看法或處理，會有不同的意見。不要以為領導好像都是不聽意見的，你只要說的有道理，他們都能接受，都很通情達理的。

　　我年輕的時候，在駐蘇聯使館的研究室工作。當時，對于怎么看待蘇聯的問題，我們內部也有不同意見。

　　有一次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就跟領導意見相左，當時我不注意方法，感覺有點兒把他逼到了墻角。之后回想起來，覺得我還是缺乏磨練。這個領導心胸很寬廣，后來我從莫斯科回來，他還非要我到他的手下去工作。

　　政事兒：現在回想自己的外交生涯，能不能分享一下您記憶中最精彩的一次外事工作？

　　戴秉國：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說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還是很難忘的。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作為外交部蘇歐司的科員，曾經去蘇聯駐華使館外勸阻我們的紅衛兵不要沖擊人家的使館。當時爬上墻壁的情景，我現在還記得。

　　還有一次是2003年，我剛從中聯部回到外交部。那時SARS已經開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個人都沒有，異常寂靜。東盟要開會討論SARS問題，我們如果不參加的話就會很被動。我通過一個適當的場合，推動東盟很快邀請溫家寶總理去參加。那是溫總理上任后第一次參加國際上的會議，而且去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奧運會火炬境外傳遞的時候，是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點以后。因為境外火炬的傳遞是外交部門負責的。我就算是這項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每天必須看到火炬平平安安傳遞下去才能回家。

　　還有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事情。蘇聯垮臺以后，我把蘇聯時期的幾個重量級的領導人，先后請到北京來閉門探討蘇聯垮臺的原因和教訓等問題，很有收益。

　　“要學會小聲說重話”

　　政事兒：書中有個細節，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鄧小平同志親自敲定“只握手，不擁抱”等細節，這種領導人敲定細節的外事活動，一般在什么情況下出現？

　　戴秉國：好像不多，很少見。這個是特別需要的時候才這樣。戈爾巴喬夫訪華是非常重大的事情。為了這次會晤，鄧小平同志思考了好幾年。“只握手不擁抱”就是要體現一種分寸，告訴人們怎么看這件事，今后的中蘇關系應該怎么把握。

　　政事兒：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您在第一次見到希拉里時，曾開口夸她比電視上更年輕漂亮，這樣的開場白也給雙方的對話帶來了良好效果。另外，您還在這次訪美中帶去了小孫女的照片。諸如此類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國：也不常用。這個要用得恰到好處，不能濫用。比如說，我在會見美國國防部一個比較強硬的人物沃爾福威茨時，坐下來以后我就說，人們都說你是強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強硬啊。這樣一來，氣氛一下子就活躍了，后來談得就很流暢。

　　政事兒：您怎么評價自己的外交風格？

　　戴秉國：好像沒有什么特別的，有一點也是從別人那兒學來的。我覺得既要堅持原則，同時又要注意策略。這個是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則堅持要堅持到什么度，靈活要靈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時候你該厲害的時候厲害不上去也不行，厲害的時候也不是說兇神惡煞，那也不行。要學會“小聲說重話”。

　　政事兒：您曾多次作為胡錦濤主席的代表與其他國家領導人會面，這種情況下您的行為和言談細節，自我發揮和提前設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國：相當多的情況下還是要按預定的去辦。因為預定的都是經過審批的，經過大家仔細推敲的。但是現場的應對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誠友好的態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嫻熟，還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這些都是有影響的。

　　“我應該盡可能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

　　政事兒：最近，您出席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會”，并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話暢談中美關系。退休三年來，您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為什么？

　　戴秉國：我退休了，就應該盡可能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之外，直至最終被完全遺忘。我們這些人有什么值得被人們記住的呢？老實說，應該被記住的，是像毛澤東這樣的偉人，是像屠呦呦、袁隆平等這些為人類造福的人，還有那些長眠在祖國大地和國境之外的烈士。

　　政事兒：您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國政要還保持聯系嗎？

　　戴秉國：我們經常見，每年都會見，有時候不止一次。在中國和美國都見過。我退休后見了很多外國政要，大概有幾十人次。我要見他們就得自己做功課。

　　政事兒：所以您退休后每天還都看新聞。

　　戴秉國：不止是新聞，包括各種各樣的材料。不然我怎么跟人家談呢？要了解國內情況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所以每天都要看點東西。我還要做點記錄，現在已經記了兩本，是用毛筆字做的一些閱讀筆記。因為光靠腦子記是不夠的，有些東西還是要有文字的記錄，回頭還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藥扔了”

　　政事兒：退休之后，您的生活狀態是什么樣的？

　　戴秉國：我處于一種半工作狀態。一個是見一下外國的老朋友。還有一個是在國內一些地方去走一走,還去看了看求學過的地方，包括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見了同學和老師，老師是不能忘記的。

　　政事兒：回到這些地方，有什么特別的感受？

　　戴秉國：特別親切。過去跑國外多，跑國內少。這對我來講也是一種學習。我還幫助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參加貴陽國際生態論壇。還有幾個地方，我會幫忙推動一下他們的國際問題研究。

　　大概就是這么樣的一種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閑不下來。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交流，這樣可以增長知識，活躍自己的頭腦。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以后每天可以睡足覺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這個問題，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兩次安眠藥。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藥扔了。

　　政事兒：您現在身體怎么樣？

　　戴秉國：現在吃飯睡覺都可以，精力也比較好，我也比較樂觀，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

　　“政事兒”撰稿：新京報記者賈世煜